跨越20年，用影像為民族記憶立傳

本報記者 徐劉劉

電影《東京審判》劇照

編者的話：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80年過去了，東京審判不僅是一段歷史，更是一場至今仍在進行的記憶追問。文藝作品中，電影《東京審判》及相關紀錄片以“一把椅子”“一盒膠卷”承載的歷史記憶，守護住未被時光湮沒的真相。它們共同構筑了一條回溯歷史的小徑。本報記者近日專訪電影《東京審判》導演高群書、紀錄片《東京審判》《正義的審判》導演陳亦楠，聽他們講述文藝工作者如何以敬畏之心守護民族記憶。

“如果我不能把戰犯送上絞刑架，我寧可蹈海而死。”2006年，電影《東京審判》中梅汝璈法官的這句誓言，曾震撼無數觀眾。今年正值這部影片公映20周年，該片導演高群書近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回顧了這部作品的創作始末，并分享了它跨越20年的回響與意義。

導演高群書

所有法庭對白和事件必須有史料出處
在高群書導演位于北京東五環附近的工作室中，當《環球時報》記者談及20年前那部《東京審判》時，高群書幾乎不假思索地復述起片中那些鏗鏘的臺詞，對每個歷史細節仍如數家珍。雖然20年過去了，但這段歷史仿佛已融入他的血脈。

“接拍這部電影，最初是陰差陽錯。”高群書回憶道。2004年左右，一個名為《遠東國際大審判》的劇本找到他，但內容并非聚焦法庭，而是講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法官梅汝璈的個人故事。“說實話，在那之前，我對梅汝璈這個人、對東京審判的具體過程了解并不多。”

出于新聞專業背景對真實的執著，高群書決定尋找歷史原貌，卻發現當時中文世界關于東京審判的資料極為匱乏，“網上只有非常簡單的介紹”。

轉機出現在南京——高群書的助理在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找到了一批關鍵書籍，其中最重要的是《百名記者法庭實錄》。這本書匯編了當年各國記者在兩年多審判期間寫下的法庭特寫。“那些記者的文體非常生動，幾乎像現成的劇本。我們影片中大約七成的法庭對話，都直接來自這本書的摘錄和整理。”高群書強調，創作之初就定下鐵律：所有法庭對白和事件必須有史料出處，必須符合國際法程序，不能虛構。

影響了幾代人，“經受住時間的考驗”
正是這種對史實的敬畏，鑄就了影片嚴肅的史詩氣質。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座次之爭”和最終的“11名法官以6∶5一票之差裁定戰犯死刑”等戲劇性段落，均有扎實依據。電影開場，梅汝璈因中國法官座位被排在英國之后而憤然離席。史實中，庭長韋伯最初確將座次定為美、英、中，梅汝璈據理力爭，提出應按日本投降書簽字順序（美、中、英）排列。他甚至在預演時脫下法袍，以辭職相脅，最終迫使法庭讓步。在高群書看來，梅汝璈爭的不僅是排序，更是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法庭話語權。“這背后是一個戰勝國應有的尊嚴，就是要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

影片高潮部分，11名法官對戰犯是否判處死刑進行投票，最終以6票贊成、5票反對的微弱優勢通過。這一情節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當時印度法官帕爾主張全員無罪，而美國、英國等國法官對死刑態度不一。梅汝璈在休庭期間進行了大量游說，最終以一票之差將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送上了絞刑架。高群書透露，梅汝璈當時告訴自己的助手：“土肥原賢二和松井石根等日本戰犯，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若不能嚴懲，決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謝國人。”

影片于2006年上映，取得了當年國產電影票房第八名的成績，并通過電影頻道每年的重播，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觀眾。“這可能就是它最大的意義，”高群書感慨道，“20年過去了，如果你想通過一部影視作品了解東京審判，它似乎仍然是被廣泛知曉的選擇。正確性與嚴肅性，讓它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想拍更宏大視角的劇集
高群書認為這類關乎民族記憶的嚴肅敘事不可或缺。他甚至設想，如果有機會，希望能以更宏大的國際視角，拍一部關于東京審判的劇集。“后來我了解到，美國國家檔案館保存著東京審判期間的全部庭審記錄和影像資料。這個審判持續了兩年，每天都有人在記錄，但可惜我們拍攝的時候不知道。如果能有更充足的史料支撐，應該能呈現得更加真實和全面。”

從20年前推開這扇歷史之門，到如今回望這部電影成為無數人了解那段歷史的影像入口，高群書與《東京審判》的故事已超越了一部電影本身。它關乎如何用影像為民族記憶立傳，也關乎一個創作者在時代洪流中，對真實與責任的堅持。20年過去了，電影中的法槌聲依然清晰，它提醒我們，有些歷史，必須被銘記，有些聲音，必須被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