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千萬條學生信息被瘋狂倒賣，一條學生信息最高賣十幾元，內容包括班級、住址、身份證號碼等，倒賣者稱數據來源肯定是官方渠道

晚上8點，江蘇的劉先生正陪著上初中的兒子寫作業，手機突然震動起來。“你好，我們是教培機構的，請問您是小劉的家長嗎？”回復“不需要”后，劉先生掛斷了電話。他不知道的是，此時在某教培機構的外呼基地，十幾名推銷員正在按照名單上的信息，給包括劉先生在內的家長們挨個打電話，信息已精準至哪一個班級。

“只登記給學校的信息，教培機構是怎么拿到的？”劉先生向上游新聞（報料郵箱：cnshangyou@163.com）記者提出了自己的疑問，這也是困擾多地家長的共同難題：在校登記的學生信息遭泄露，教培機構精準掌握孩子的班級與家長的聯系方式，無休止的推銷騷擾電話嚴重打擾他們的日常生活，令家長苦不堪言。

4月以來，上游新聞記者調查發現，教培機構間學生信息（行業內稱：數據）流轉、倒賣成為公民信息泄露的重災區，記者獲取到涉及江蘇、廣東、浙江等地的超千萬條中小學生信息，這些數據以每條0.5元到十幾元不等的價格被地下交易。

被公開流通的學生信息中，包含學生身份證及家庭住宅信息。上游新聞記者 蘇篤 攝

超千萬條學生信息公開流通

“我的手機號碼有兩個，一個生活用一個工作用，為了能第一時間收到孩子學校通知，我在登記時填寫了24小時開機的生活號碼。從此，各類教培機構的推銷電話就沒斷過，特別是到周六日和假期，學科輔導、興趣班、升學規劃等機構的電話，一天能接三四個。孩子上初中后就更夸張，有些教培機構直接報出孩子的學校和班級。”說起這些騷擾電話，劉先生說，“可恨又無奈，設置騷擾攔截都防不住。”

劉先生的煩惱并非個例，上游新聞記者通過對江蘇、浙江、上海等地100多名家長的采訪發現，他們無一例外接到過多家教培機構的推銷電話，且大部分機構能準確說出孩子的姓名和所在學校。

這些數據哪里來的？長期從事高中學科培訓的王磊（化名）告訴上游新聞記者，十多年前，教培機構通過在學校門口發傳單、機構間互通信息等方式招生，但生源局限性大。隨著社交網絡和教育系統信息化程度不斷加大，購買數據就成為收集學生信息的主要來源。

“大的教培機構多數會與當地教育信息平臺的維護商合作，將數據整體導出后，一邊通過外呼（電話推銷）招生，一邊再將數據進行倒賣。為了規避風險，一些機構還會選擇通過虛擬貨幣交易。”王磊說，“有的機構甚至將部分數據在社交軟件上公開流通，以此吸引更多客戶倒賣或交換，需求量大的機構會選擇線下現金交易。”

在社交平臺公開流通的數據量有多少？根據王磊提供的截圖及數據信息，上游新聞記者統計發現有超千萬條，僅《江蘇、浙江公測樣本》一個文檔就包含195萬多條學生信息，另一份名為《少兒數據》的表格中則包含來自全國各地的231萬條學生信息，其中孩子姓名、出生年月、家長姓名、家庭住址、聯系電話、郵箱等內容均有顯示。在多個被公開流通的文檔中，來自江蘇省全域，安徽馬鞍山，浙江杭州、寧波、溫州，山東濟寧，遼寧沈陽及廣東東莞等地的學生信息赫然在列。經統計，溫州、杭州、南京的數據均超百萬條，其余地區信息數量從幾千條到幾十萬條不等，其中溫州、杭州、寧波、紹興的數據中還出現了身份證號、學校、年級、班級等信息。數據顯示，2011年時就已有學生信息被泄露。

晚上8點，一家教培機構外呼團隊正在撥打學生家長電話。上游新聞記者 蘇篤 攝

一條學生信息最高賣十幾元

上游新聞記者撥打多個上述信息中的電話核實，發現數據均為近年來當地學生信息。“這些數據僅是冰山一角。更精準的數據不會被公開，要留著賣錢。”王磊告訴上游新聞記者，倒賣數據已經成為某些教培機構暗中生財的渠道，甚至還有教培機構離職人員盜取數據進行多次倒賣的情況。

通過與多名教培機構銷售人員接觸，記者拿到了馬鞍山、連云港、泰州、鎮江、揚州等地在讀學生信息。“數據都是真實的，可以先提供給你進行測試，測試后如果需要更全的數據，我們再交易。”一名教培機構電銷人員說。

此外，上游新聞記者以某教培機構負責人想要擴大招生為由，聯系到了江蘇、浙江大部分教培機構數據來源的主要上線并進行了暗訪。在與浙江地區的上線，一名趙姓男子溝通中，他表示自己也有教培機構，他可以拿到臺州和衢州的精準數據信息，大概在200萬條。

“我們自己的機構也是用的這套數據，我對比過，都是從教育系統的大平臺上出來的，除了學生和家長的信息外，可以精準到學校、年級、班級。學生入學后家長會登錄系統填寫信息，基本都是父母的雙號碼。”趙姓男子稱，杭州、湖州等地的信息也可以搞到，滯后的信息可以拿到近期一兩年的。“一般網上數字加一兩歲就可以判斷出在幾年級，如果要拿到小升初或者初中升高中的信息，要等到9月份開學分班后。”他稱，“臺州和衢州數據的價格在50萬元左右，杭州的數據后期看數量算價格。不放心數據的話可以先視頻，你準備好現金后再約見面，現場測試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上游新聞記者通過知情人了解到，這名趙姓男子還有一條上線，但對方一般不直接與教培機構交易。按照行業規矩，50萬元成交的話趙姓男子至少可以拿到不低于5萬元的好處費。

在江蘇，上游新聞記者見到了兩名通過不同渠道獲取到核心數據的販賣者。在其中一名何姓男子開辦的教培機構里，記者看到其二樓內有乾坤。除培訓場地外，這里還設有多個外呼部門，一間外呼辦公室內有十多名外呼人員正在給家長打電話，桌上打印出來的學生名單上標注有學校、年級等信息。何姓男子直言，他手里的數據精準度達100%，并向記者展示了其微信中的“服務客戶”，不僅有多家知名教培機構，還涉及某具有國企背景的教培機構。

“除了江蘇，上海的數據我也有，我還有60多人的外呼團隊，能做到精準對接。有的機構把外呼和數據都交給我運營，每個學生提成20%到30%。數據來源肯定是官方渠道，不然也不可能精準。”何姓男子提出，初次合作的情況下，他可以6萬元的價格賣給記者13萬條江蘇地區初三學生的信息。“我給你的是友情價，我剛剛賣了50萬條小學生的數據，價格比你這個高出很多。”他說。

另一名微信名為“學生料子”的男子則告訴記者，他手里的數據多以小學六年級、初中三年級、高中一二年級為主，屬于舊數據，3萬多條的打包價最低可以1萬元現金成交。“直白地說，一放暑假這些數據就不值錢了，可以低價賣給你，開學后我們再合作。最新數據的價格至少要2元一條。”該男子稱，對于教培機構來說，實時數據才是最值錢的。

上游新聞記者調查發現，不僅在教培圈，在社交平臺輸入“K12資源”等關鍵詞后，也可以找到大量販賣數據的信息。通過社交平臺，記者對接到一名販賣上海及周邊城市信息的男子，其通過線上向記者發送多條學生信息用于測試，隨后提出與記者線下見面。見面后，該男子坦言，他們的機構有專門的團隊進行數據搜集，姓名、電話、學校、班級等都能在第一時間拿到。

“精準數據的價格就比較高了，最新的數據一條十二三元。我建議你們外呼的時候只問是不是學生家長，如果直接說出學校和班級很容易被舉報。”該男子表示，他們的數據來源主要有學校、其他教育機構以及官方教育信息平臺。

部分數據與官方信息高度重合。部分圖片來源/南京某學校小學部

在與多名數據販賣人員溝通中，記者了解到，根據行情延期一到兩年的數據單條價格在0.5元左右，最新數據中僅包含學生姓名、家長電話的，價格在2元到5元不等，包含身份證號碼、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的大多在10元以上。教培機構一年花費上百萬元買數據的不在少數，一些民辦學校也通過買數據獲取生源信息。“數量越多成交量就越大。”何姓男子說。

記者還聯系到一名長期從事全國學生數據倒賣的馬姓男子，其向記者發送的數據涵蓋全國多個省份和城市，排在前五的是江蘇、浙江、安徽、成都、鄭州。馬姓男子稱，截至2026年4月，在讀的學生數據有3000多萬條，一條數據3元。

暗訪中，一名倒賣數據的教培機構負責人向記者介紹規避風險的經驗。“數據我只要電話，你用微信語音告訴我是哪個學校的就可以了，我會到學校周邊的文具店、小吃店找到班主任電話，讓班主任推薦（學生）。只傳手機號就不會被追責。”

官方平臺維護方有人涉嫌泄露數據被抓

大量公開流通買賣的學生信息從哪來的？教培機構口中的官方平臺又是什么？上游新聞記者發現，公開流通的江蘇地區部分學生信息與江蘇省中小學校陽光食堂信息化服務平臺公布的信息高度重合。以該平臺上2024年南京某校10條學生信息為例，記者在被公開流轉的數據中找到了與這10條相同的數據。此外，涉及浙江地區被流通的信息數據則與當地家校平臺數據相似。

這種情況已經引起司法機關的重視，記者從權威渠道獲悉，目前江蘇省中小學校陽光食堂信息化服務平臺維護方一名負責人因涉嫌泄露數據被抓，泰州司法機關正在對該案做進一步審理。

截至發稿，上游新聞記者已將此次采訪獲得的證據提交至相關部門，多地已展開調查。

對于非法倒賣學生數據，北京京本律師事務所主任連大有認為，刑法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倒賣一般個人信息達到5000條以上或者獲利5000元以上就屬于“情節嚴重”。如果是從教育局或教育局管理的家校系統中流出的，內部人員（教育局、學校、系統運維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獲利，其入刑標準是其他人的一半。內部人員因過失泄露學生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可涉嫌玩忽職守罪。

連大有表示，非法倒賣學生數據個人要被追責，相關單位還將承擔行政責任。

對于“只給電話不給姓名”就不會被追責的說法，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認為，我國已全面實行手機實名制，一個手機號碼對應一名身份真實有效的機主，手機號碼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信息，也屬于個人信息范疇。

來源：上游新聞 B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