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蘭古城”遺址，并非歷史上樓蘭城的所在

“樓蘭”這個名字最早在漢語語境中出現，是在匈奴冒頓單于寫給漢文帝的信中。無疑，這個名稱應為匈奴人對其的他稱，又轉譯為漢語的。地名學者早已指出，《史記》《漢書》等史籍記載的大量西域地名多數都是多音節形式，且以雙音節為主，這與古漢語詞匯以單音節占優勢的情況區別明顯。“樓蘭”也顯然屬于這種情況，應是對其原有名稱的音譯，而且這一翻譯十分得當，“樓”字有穩固、堅定的含義，“蘭”字則寓意美好、雅致、高貴，這兩個字結合在一起，給人一種浪漫、遙遠、異域情調的感覺，顯見譯者應對當地語言和漢語文化都十分熟悉。研究者指出，譯人在漢代，特別是開疆擴土的西漢時期，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常常作為聯系政府和本地居民的紐帶，參與很多重要問題的決策和政策的制定。從《漢書·西域傳》來看，西域諸國的職官各有不同，但均會設置“譯長”這一職位，少則一人，多者在莎車這種大國可以達到四人，“譯長”之下，必然還有 “譯員”，是政府的重要組織構成。

東晉時期西行求法的法顯曾對西域的語言情況有一個簡短的概括：“國國胡語不同。”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知道漢晉時期的西域先民說什么語言，僅能從考古出土的文字材料來做一些考察和了解，但了解的程度取決于文字材料的數量。我們知道，語言是具有普遍性的交流工具，一般是音義結合，是人類天然具備的能力；而文字則是人類創造的產物，是記錄語言的視覺化的符號系統，需要習得掌握。一種語言可能用多種文字記錄，如漢語可以用漢字書寫，也可以用拼音（字母文字）書寫；一種文字也可以記錄多種語言，如阿拉伯字母可以記錄哈薩克語、維吾爾語、波斯語等等。如果文字材料足夠豐富，語言學家便能夠總結出一種語言的詞匯、語法、句式等整體特征，考察語言之間的關系，并進而聯系到人群的關系，研究不同人群的發展、分化、交流、融合的歷史；但如果文字材料較少或不足，這種研究便很難開展。

關于樓蘭，我們擁有兩種文字材料，一是漢文，一是佉盧文。漢文材料非常少，僅有一些名詞，如樓蘭、尉屠耆等，并且有些可能還是經過多次轉譯的。佉盧文的情況則比較復雜，研究者認為樓蘭鄯善地區出土的佉盧文材料，其書寫者并非樓蘭人，而是一支外來人群。他們的記錄主要使用的是一種外來的犍陀羅語，只有少量的本地語言被混雜其中，即樓蘭語，但這些混入的樓蘭語數量太少，也無法了解其全貌。在西域這一多種語言、多種文字、多種文化薈萃交融的地區， 問題便變得極其復雜。

20 世紀初，斯文·赫定在羅布泊發現了樓蘭古城，城中出土了大量的漢文材料，許多材料都包含“樓蘭”二字，當時的漢學家便認為這一遺址就是漢文史料中樓蘭王國的所在。后來，語言學家發現， 樓蘭古城和尼雅遺址出土的佉盧文文書中都提到了一個城市的名字“Kroraina”，他們把二者結合起來，認為“樓蘭”就是“Kroraina”的音譯。漢、佉盧兩種文書相互對應，更固化了“樓蘭古城就是文獻中記載的樓蘭城”的觀點。這一觀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受到質疑， 甚至至今對學術界都有著很大影響。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樓蘭古城”這一遺址，并非歷史上樓蘭城的所在。但是，由于樓蘭古城遺址的名稱中帶有“樓蘭”二字，極易對公眾產生巨大的誤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實上這種情況在西域研究中并非個例，產生了不少混亂。這再一次證明了考古學遺址命名方式的重要性，應按照科學考古的一般規則，用遺址發現地點的小地名來命名，而不是直接將其與歷史上的名稱聯系起來，至少在歷史地理學考證清楚之前，應該盡量避免產生這種聯系。例如，米蘭古城的命名就是如此，在發現明確證據表明該遺址就是伊循城之前，都不能直接以“伊循城”的名稱去稱呼這座城址， 在嚴謹的學術表達中，研究者還要加上編號。

接下來，“樓蘭”是否就是佉盧文文書中的“Kroraina”呢？“樓蘭”無疑是音譯，“Kroraina”又是什么意思呢？最初考證的學者將二者聯系起來的主要理由就是發音相似，其實這一理由頗為簡單，且缺乏旁證，很難站住腳。日本學者長澤和俊提出，佉盧文“Kroraina”是遷移到此地居住的人們帶來的詞，表示“土地”之意，原名產生于遙遠的印度，而這些“遷到此地居住的人”是始于2世紀晚期（175 年之后）的，即“Kroraina”的稱呼是隨著佉盧文的傳入到來的。那么，這里出現了時間上的錯位。我們知道，“樓蘭”一名早在公元前2世紀匈奴單于寫給西漢皇帝的信中就已出現，它不可能源自“Kroraina”一詞。漢文“樓蘭”只是如實記錄了這個小國國名的音譯而已，而晚出現的佉盧文“Kroraina”，也只是了解佉盧文的鄯善人用以記錄早已存在的“樓蘭”一詞的標音，無法肯定這個稱謂與印度（貴霜）的佉盧文該詞的本義之間存在著內部聯系。不少研究者都指出過，鄯善境內流行的佉盧文，許多字母的音值在貴霜佉盧文碑銘中是沒有的，它混入了大量當地土著的俗語因素，已經是經過改造而具有本地特色的一種文字，不能將其與貴霜佉盧文簡單地等同或對應。

我國學者馮承鈞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寫作的《樓蘭鄯善問題》一文中提出了一種說法，現在已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視。他寫道：“由拉布（Lap）我就想到羅布（Lop）來了。我想樓蘭鄯善與羅布泊的名稱很有關系，不是拿國名作湖名，便是拿湖名作國名。《水經注》卷二引釋氏《西域記》名羅布泊為牢蘭海，這個牢蘭與樓蘭，恐怕也是同名異譯。吐蕃語，別言之西藏語，名羅布泊為 Nob，名大鄯善城為Nob-Chen，名小鄯善城為 Nob-Chung（大鄯善城指若羌，小鄯善城指米蘭古城），國與湖名同一名稱。西藏人的譯法，向來是謹嚴的，可見羅布泊原來的發音用N，后來一轉而為L，這樣看來Lap、Nob諸名， 都是指的羅布泊或鄯善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孟凡人先生肯定了這一觀點。《水經注》提出一個“城禪國名”的理論：“樓蘭城”的名稱，在西漢以后的文獻中被多次提到，大致在兩漢之際出現，這座“樓蘭城”其命名是來自樓蘭國的（這座“樓蘭城”和西漢樓蘭王都是不是一座不得而知）。孟凡人在批駁這一理論時指出，元鳳四年（公元前77）樓蘭更名鄯善，此后終西漢之世樓蘭一稱消失，這與“樓蘭城”出現之間的時間差過大，《水經注》的說法很難成立。從這一點看來，“樓蘭”既不是樓蘭國，也不是樓蘭城的專用名稱，而很可能是源于一個比樓蘭國和樓蘭城出現時間更早、影響更大、生命力更強，并能決定國名和城名的自然界早已存在之物。事實上，以自然山川地貌作為地名的做法從古到今都十分流行，“黃山”既為山名又為城市之名；很多地方都有“清水河”，既為河名又是行政區劃之名。因此，馮承鈞的看法很有見地，“樓蘭”一稱很可能是本自湖名，不論西漢時期的樓蘭國還是后來的樓蘭城，都是以早已存在于此地的羅布泊這個湖泊的名字來命名的。“牢蘭海”的名字最早見于《水經注》，但從酈道元將其與鄯善國聯系起來這一點來看，至少他認為牢蘭海在漢代已經存在。從地質學上可知，羅布泊在晚更新世以前即已經形成，而且在《山海經》等早期地理文獻中就已出現，可見其在當地是十分重要的地理景觀。樓蘭王國的出現無疑也正是由于傍依羅布泊，利用注入羅布泊的河道下游之水生息繁衍。顯然，湖名在前，國名在后，應是順理成章之事。

《失落之城：樓蘭四千年》，陳曉露著，北京貝貝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發布。

來源：陳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