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風波：大學與校友應該是怎樣的關系？| 新京報專欄

▲資料圖：學校應當不分尊卑、不計功利地平等地對待所有校友。圖/新華社

OPPO手機母親節(jié)“奇葩文案”、武漢大學下場“認領”校友余同學導致其進退失據的輿論風波，仍未停息。

應該說，武大飽受批評的此番舉動，大概也非意氣用事。原因是，近年來，無論是從日常的學生管理還是到校友的社會行為，輿論場似乎賦予了一些高校“無限連帶責任”，高校所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

尤其是武大，在此前的楊某媛“圖書館事件”等一系列輿情壓力之下，或許讓其面對任何“風吹草動”都變得如驚弓之鳥，因而急于表態(tài)自保，也以示主動承擔責任，表明自己煥然一新的作風。

但是，楊某媛是在校生，其言行屬于學校管理的職責范疇；相較來說，余同學是校友，是已工作的職場人，其團隊文案是典型的工作表現(xiàn)。武大此舉將在校生的管控邏輯平移至校友的職場表現(xiàn)，多少有點越俎代庖，甚至是“自我連坐”。

那么，高校與校友到底應該是一種怎么樣的關系？

就校友本義講，學校和校友的關系本來是相互成就、彼此守望，而“母校”一詞更已認定學校和校友形同“母子”的關系。這一“母與子”般不可分割的學緣關系一旦建立，就會成為終身鐫刻的文化烙印。

也因此，成就突出的校友給母校添彩增光當然是好事，但即使校友有錯誤或不合適的行為，若非罪大惡極、惡貫滿盈，學校也不應該貿然割袍斷義，非要撇清關系不可。明智而審慎地承擔責任，方能從容得體地守住高校作為教育者的風度。

不分尊卑、不計功利地平等地對待所有校友，才是母校對于學生有認同感和向心力的原因所在。母校對學生的包容與守護，也才是母校之所以是母校的意義所在。

還記得1922年，北京大學爆發(fā)“講義費風波”，學校里的一小部分學生因種種原因拒繳費用，還聚集在一起、向學校施壓要求取消這一費用，鬧得北大校園劍拔弩張，嚴重影響正常教學。

風波之后，有人問校長蔡元培，學校為何要寬恕這些學生？蔡元培回答道：“學校本來就是教書育人的地方，我們不能因為學生們犯了一點小過錯，就毀掉他們的人生和大好前途，這不是我們身為先生的人該做的事情。”

這份包容，彰顯了一位教育家的胸懷，也為“母校”二字注入了包容與守護的溫度。

事實上，武大校園里也曾流傳這樣一則故事。

1990年年底，武大哲學系碩士研究生黃同學臨近畢業(yè)時因在戀愛問題上犯錯被學校勒令退學，五年后，武大卻允許其報考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黃同學成績優(yōu)異，卻因政審錄取受阻時，武大教授、博導李南熏在患腦出血住院的情況下還為其陳情，建議錄取。黃同學所報的博導也為其再三奔走，最終被獲準進入武大隨98級博士研究生上課。

雖然歷經曲折與坎坷，但母校老師和母校竭盡全力的寬容與幫助，卻讓人感念和懷想。這可能也才是更好的高校與校友的關系。

在此次風波中，武大真想“立德樹人”，完全可以用一種更有風度的方式，含蓄婉轉地表達對文案本身的不認同，而不是讓公眾看到母校與校友切割、公開對立的場面，甚至是一場充滿戾氣的輿論批斗。

這背后，是高校與校友的同在，而非誰有錯就切割誰的“嚴進嚴出”，更不在于學校能在校友犯錯時發(fā)表多么嚴厲的批評，而在于高校能否讓校友在內心深處認為“我的母校是一個值得尊重的、有溫度的成長之家”。

當高校在輿論面前喪失了定力，忽視了校友的本義，只剩下急于免責的應激反應，那么，作為一所大學彌可寶貴的東西，學生對其的精神認同和內心歸屬，也就所剩無幾了。

究其實質，母校與校友之間的底色，從來不只是得失利害，而是植根于共同文化歸屬的一種以愛和尊重為底色的彼此成就。高校與校友如何才能有更好的關系？在這個母親節(jié)的喧囂聲中，這一點格外令人深思。

撰稿 / 原平方（學者）

編輯 / 何睿

校對 /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