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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AI為何掉隊?輸AI即輸未來?阿里是解藥嗎?
文 | 彭勇
一季度GDP反超重慶,并沒有讓廣州絲毫松懈。
近日,廣州市主要領導會見阿里巴巴集團公共事務總裁聞佳一行,雙方圍繞人工智能大模型應用、產業數字化轉型、開放應用場景深化合作。
在GDP“第四城” 之爭白熱化的當下,廣州選擇在這個時間節點與阿里巴巴深度握手,絕非普通的政企聯動,而是一場關于城市未來的 “人工智能反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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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焦慮,源于其人工智能的尷尬處境。
今年1月公布的《中國人工智能產業城市競爭力榜單》顯示,廣州排名第六,位居北京、深圳、上海、杭州之后,與“一線城市”的地位明顯不符。
與上述城市相比,廣州人工智能體量偏小、能級偏弱、龍頭缺失。2024年廣州人工智能規上企業營業收入1800億元。
而北京、上海2025年核心產業規模分別達到4500億元和5500億元。深圳和杭州也分別高達2200億元和4600億元。
從結構來看,廣州技術層和基礎層僅20%。相比之下,京滬深杭四城普遍超過這個數據,其中北京占比超過50%,杭州也高達32%。
這意味著,在核心算法、高端算力、自研大模型等決定產業話語權的上游領域,廣州布局明顯不足。
這種結構性缺陷,在大模型時代被無限放大。
北京聚集了全國最多的大模型,占比重約30%,豆包、DeepSeek、Kimi、文心一言均誕生于此。上海有MiniMax,杭州也有阿里的“千問”,騰訊的“混元”則位于深圳。
廣州雖有57款備案大模型,但多為行業小模型或應用適配模型,無一款全國性通用大模型。意味著廣州在定義技術范式、吸引頂尖人才和掌控產業鏈最頂端話語權的競爭中缺席。
這一困境背后,是資本流向的根本邏輯。
正如全球資本因AI革命而涌向美國,在一國之內,資本與高端人才也正加速向AI產業生態完備、擁有定義性技術的頭部城市聚集。
據市場監測機構統計,2025年中國人工智能領域,資金洪流呈現出極高的地域集中度:北京、深圳、上海、杭州的企業獲得風險投資的次數最多。
其中,北京2025年人工智能領域融資規模達280億元,占全國超40%。尤其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是,總部位于北京的DeepSeek被曝正計劃進行高達500億元的首輪融資,若成功將刷新中國AI企業單筆融資紀錄。
反觀廣州在吸引市場化風險投資、催生具有全國影響力的AI明星企業額融資事件方面,公開聲量明顯不足。
這種聚集效應不僅體現在股市估值和私募融資上,更形成了“技術突破-資本涌入-人才匯聚-生態繁榮”的增強循環。”
這正印證了中金研究院等機構所指出的,人工智能基礎領域具有顯著的“熊彼特式創新”與“馬太效應”。這意味著,在新產業紅利向下游傳導之前,廣州面臨極高的追趕壁壘。
更致命的是,人工智能的競爭,早已不是單一產業的競賽,而是驅動所有產業智能化的“核心引擎”之爭,是決定未來產業價值鏈支配權的基礎設施之戰。
因此,廣州在人工智能發展的短板,將制約著其汽車、信息技術、商貿物流及現代金融等支柱產業的迭代升級,對未來產業布局也會構成系統性威脅。
一次技術浪潮的錯失,可能導致廣州長期面臨被動。
屆時,廣州不僅“一線城市”地位不保,在與重慶的GDP“第四城”角逐中也將陷入不利位置。
廣州必須破局。它需要找到一個擁有頂尖技術、雄厚資本與完整生態的“重量級盟友”,以最快速度補齊自身在人工智能的短板。而阿里巴巴成為了那個關鍵的選擇。
阿里不僅是電商巨頭,更是中國AI生態的頂級玩家,千問大模型是全球排名前五的開源模型。
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在2025年初宣布,未來三年將投入至少3800億元人民幣用于AI和云計算基礎設施建設,規模超過過去十年總和。這是一場千億級別的豪賭,彰顯了其爭奪AI時代主導權的決心。
因此,廣州與阿里的這次握手,是一次精準的“生態補位”。
這步棋的目標明確:借助阿里的算力、模型能力和生態體系,換取通往AI大模型時代的“技術門票”和“生態通道”,助力打造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垂類模型之都,重新奪回“一線城市”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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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產業的競爭邏輯已發生根本性迭代。
世界互聯網大會智庫報告指出,當前AI發展已從“技術單點突破”轉向“產業深度融合”,場景驅動與飛輪效應成為核心。
技術在應用中迭代、數據在流動中增值,最終形成 “應用越廣、模型越強、產業越盛” 的正向循環,而場景落地正是激活這一循環的關鍵。
這一趨勢,恰恰對應了廣州的天然優勢。
廣州作為全國先進制造業重鎮,工業經濟總量、綜合實力等指標穩居全國城市第一方陣。汽車產業集聚廣汽、小鵬等龍頭整車企業及文遠知行、小馬智行等自動駕駛主體,2025年產量排名全國第三。
生物醫藥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競爭力同樣排名全國前列,持續沉淀垂類大模型訓練所需的高質量行業數據。
社零總額、外貿進出口規模雙雙突破萬億,智慧口岸、跨境物流等領域加速智能化,龐大商品流與資金流為 AI 應用提供真實落地場景;
依托實體經濟底盤,AI可完成技術閉環與效果驗證,構成廣州獨有的AI場景富礦。
事實上,日前發布的《廣州市人工智能產業2026年工作要點》提出,推動各行業主管部門將應用場景建設作為牽引產業發展的重要抓手。
而根據《廣州市促進人工智能產業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到2027年,率先實現人工智能與產業、消費等領域廣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終端、智能體等應用普及率超70%,為“12218”現代產業體系筑牢智能化基座。
更重要的是,方案明確鼓勵 “鏈主” 企業、國有企業率先開放應用場景,也為此次廣州攜手阿里、以開放場景深化產業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撐。
廣州的戰略意圖十分清晰:依托自身完備產業鏈根基,爭做垂直行業大模型的最佳訓練場、驗證場與規模化應用場,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 “垂類模型之都”。
回望人工智能發展的早期浪潮,廣州也有過“以產業生態吸引技術企業”的成功先例。
如今被譽為“科創板AI平臺第一股”的云從科技,其發展軌跡便是佐證。
該公司雖孵化自中國科學院重慶研究院,但在2017年以后,其發展重心與總部職能明顯向廣州傾斜。彼時,廣州南沙區以包括20億元政府資金支持在內的強力產業政策,吸引了這家當時的AI獨角獸。
此后,云從科技作為一家專注于計算機視覺與人工智能技術的企業,迅速融入廣州智慧城市、智慧金融等建設,成為其人工智能產業鏈的“鏈主”企業之一。
這一案例證明,廣州憑借其扎實的產業基礎和應用市場,完全有能力在AI發展新一輪窗口期,吸引并培育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龍頭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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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雖有產業基礎、場景優勢與政策加持,但在打響“人工智能反擊戰”中,仍直面三道深層挑戰。
一是產業結構失衡風險加劇。廣州本就呈現 “應用層獨大、技術層與基礎層偏弱” 的格局,核心算法、高端算力、自研通用大模型等上游環節先天不足。
當前全力推動場景開放,雖能短期內激活應用生態、壯大垂類模型規模,但也進一步擠壓基礎研究、底層算法與核心算力的成長空間。
反觀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均堅持“基礎層與應用層雙輪驅動”。長此以往,廣州將在決定產業長期話語權的上游領域持續缺位,最終在與領先城市的競爭中,或將滑向產業價值洼地。
二是高端人才不足。權威調研顯示,廣州AI產業面臨領軍人才缺、復合型人才缺、工程化人才缺三重困境。大模型架構、底層算法、高端算力等領域頂尖人才與核心團隊稀缺。
與此同時,人才與優質資源持續向北京、上海、深圳、杭州集聚,形成明顯馬太效應,進一步放大廣州AI高端人才引育留用的現實困境。
三是數據流通機制不暢。廣州雖坐擁豐富的產業數據,但流通環節存在關鍵堵點:企業間缺乏可信共享協議,公共數據授權運營細則不明,跨行業數據標準不統一。這使得場景開放后,數據難以合規、高效地轉化為驅動模型迭代的核心要素。
反觀北京、上海,已在數據資產登記、評估與合規流通等關鍵環節建立標準。若廣州無法在數據流通機制上取得突破,其“開放場景”的價值將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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