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芝鎮說》的地方性表達與超越

作者：劉仲國 胡婷

引言

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當代小說寫作呈現出一種越發清晰的“地方性”轉向。以“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新北京作家群”“文學新浙派”“新西部文學”等以地域命名的文學思潮與創作群體此起彼伏，形成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新的“割據”態勢。這一現象的深層動力源于兩個方面：其一，它是文學創作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對文化同質化趨勢的一種自覺的審美反撥和抵抗，試圖在“無處不遠方”的現實中重新找回經驗的具體性和差異性；其二，它也是“后全球化時代”或“逆全球化”思潮涌動中，作家試圖在精神層面重新錨定自身文化坐標、尋求穩固身份認同的集中體現。然而，這股“地方性”書寫浪潮在展示其勃勃生機與多樣可能性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潛藏著諸多的內在危機和挑戰。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部分創作或許是因為批評界的引導而理念先行，使得“地方”成為一個先于經驗的空洞能指；或者由于作家對地域文化的理解表面化而陷入概念泛化，缺乏對地方文化傳統及其精神內核的深刻繼承和轉化。這些問題使得一部分標榜“地方性”的寫作，有淪為展示地方奇觀或消費地方符號的“空洞的地方”的風險，甚至如一些批評家所警示的那樣，有成為“空談”的可能。

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山東作家逄春階所著的三卷本長篇小說《芝鎮說》，以沉靜、寬廣而深厚的敘事品格，成為近年來長篇小說寫作中一個特別的存在。作為一位“60后”的資深媒體人，此書是作家基于個人深厚的生命體驗與文化積淀，多年深耕故土和沉淀思考的產物。以“芝鎮”為中心，空間上輻射整個中國、時間縱跨百余年的《芝鎮說》，既是一部煙火氣息濃郁的家族史詩，也通過一個個具體的場景描寫，全景式反映了從近代到當代普通中國人的世俗與精神生活的雙重變遷。

本文將《芝鎮說》放置于中外文學關于“地方性”書寫的理論譜系與創作實踐脈絡中，剖析其獨特的敘事美學與文化政治，重點考辨并試圖論證，《芝鎮說》的成功，在于作家深刻地理解并嫻熟地運用了一種“地方性辯證法”：它既以人類學田野調查般的誠懇與耐心“深扎”于地方，通過一系列有效的敘事策略，建構起一個血肉豐滿、可感可觸、具有高度文化自足性的“芝鎮”世界，同時又超越“地方”，使“芝鎮”這一具體空間升華為觀照國族歷史、叩問人類普遍生存境遇的有效方法與文化隱喻。這一“深描”與“高蹈”、“錨定”與“飛翔”之間的平衡，使《芝鎮說》在無意中規避了當前地方性書寫的諸多陷阱，更使它成為當代中國文學中一個兼具實踐深度與理論啟示的范本，為我們思考文學如何在本土性與世界性、傳統與現代之間建立有機聯系提供了一個入口。

一、 深扎與錨定：“芝鎮”作為情感、經驗與文化的稠密網絡

最先把讀者吸引住，又使作品具備了堅實文學質地的，就是《芝鎮說》用細致的手法描繪出的那個充滿豐富生命活動的“芝鎮”世界。這個框架搭建的成功，并不是作家憑個人興致和喜好去堆砌羅列當地的風物民俗，也不是為刻意追求美學上的陌生化而去搜尋和展示獵奇性內容。相反，它是一種高度自覺的方志小說寫作意識，即通過對方言土語和民間倫理的活化使用，和對風物意象深入挖掘并加以提升，把地理空間變成了一個包含情感、經驗、記憶與文化在內的密集網絡，從而達成文學意義上的地方性錨定。

《芝鎮說》最突出，也是人們所注意最多的文體特點，就是它濃厚的“方志”氣息和歷史筆記的味道。作家在有意無意間使用了中國傳統的地方志式寫作手法，以一種近乎考據式的耐心，對芝鎮的地理沿革、物產風俗、街巷布局、民居形制、人情世態乃至方言俚語，進行了不厭其煩的記錄與描摹。小說一開篇，就以人物的行跡為坐標，給芝鎮做了空間定位：“芝鎮地處高密、密州、渠丘三縣交界地，爺爺三縣有醫名。向東三十里，他去過高密的晏嬰故里；向南八十里，他去過密州的蘇軾超然臺；向西四十里，他去過渠丘公冶長書院；向北七十里，他去過濰縣萬印樓。”（《芝鎮說》第一部，第18頁。）這種看起來質樸無華的語言，蘊含著作家將文學空間歷史化、真實化的文化意圖，會令人聯想到汪曾祺筆下充滿溫情的蘇北小城、賈平凹小說中蒼涼沉郁的秦巴山地。而逄春階筆下的芝鎮，擺脫了僅作為故事發生地和人物活動場的從屬地位，成為獨立于敘述者之外、具有自己人格、生命的“地方”。小說對于芝鎮街巷肌理、河流山嶺、房屋建筑，特別是對作為主要場景和敘事核心的諸多酒坊的描寫，是如此細致入微，幾乎達到了電影鏡頭掃描的效果，如牛二秀才駕著驢車趕芝鎮大集的時候所看到的景象：“紅的、黃的、藍的、紫的酒幌子一字兒排開，有的沒字，有的寫著‘裕興’‘井東’‘松樹底’‘南棚’‘益太場’‘廣太場’‘義昌泰’等大大小小的字，這字兒多出自我爺爺公冶祥仁的手筆。下崖、南葦灣、西高場、巷子里、南樓、明樓、家廟東、明樓后、西草市、郝家灣、元隆場、后牛市等十來家燒鍋，也遠處散布著，那酒幌子高高低低，在風里吹著，像一簇簇火苗，一陣刮來的溫酒味兒，口一張，軟乎乎地旋進肚子，一點點下咽，下到丹田那兒，小肚子熱乎乎的。”（《芝鎮說》第二部，第14頁）。這種“方志體”敘事，正是對“重返‘地方’之中，踏入土地的深處，探索密林與河流，回到田埂和鄉間”這一地方性寫作理念的生動實踐（譚萃穎：《當代文學地方性研究的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5年第5期））。它不是浮光掠影的文學采風，而是對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思想的一種文學實踐，即敘事對地方的“深扎”。克朗認為，文學并非一面簡單反射外部世界的鏡子，而是“提供了認識世界的不同方法，廣泛展示了各類地理景觀：情趣景觀，閱歷景觀，知識景觀”（[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3頁）。通過這種活態的文化地理建構，芝鎮的自然景觀與人文風貌交織在一起，相互塑造，共同影響著生活于其間的人物的性格、心理和命運。這使得《芝鎮說》的“地方性”不是外賦的、標簽化的，而是內在于人物血液、呼吸和日常經驗之中，可信度與感染力從這類細節描繪中自然地生發出來，規避了某些同類作品因為對地方文化理解不深入而憑空想象的弊病。

語言是地方性寫作最直接、最本質的載體。莫言和賈平凹都認為，方言敘事比用規范的漢語言寫作更加形象生動。這一手法在《芝鎮說》中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運用。與林白在《北流》里刻意甚至冒險般地使用粵語方言來“塑造方言的形式美學”不同，逄春階對山東方言，特別是安丘、高密一帶的方言土語、俗諺俚語的運用，可以說自然天成。小說里大量鮮活、生動、富于形象感與表現力的方言詞匯、表達方式，并不只是增加地方風情、點綴文本的佐料，更是人物性格、心理狀態、地域集體無意識的直接表露和自然外化。公冶家族的長輩們常常會操著方言說：“芝鎮人，講究個‘仁義’二字”，這里的“仁義”不是抽象的道德說教，而是承載著芝鎮這片土地特有的思維模式、情感結構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尺度，是芝鎮這個自足的意義世界得以建立起來的語言根基。更進一步，作家對方言的準確把握，深刻地揭示出支配芝鎮人日常生活行為的、復雜而又穩定的民間倫理體系。它扎根于儒家文化傳統，在長時間的鄉土社會實踐中，把齊文化的俠義精神、鄉野生活的質樸邏輯、底層民眾的生存智慧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張穩固而又有彈性的意義網。小說里對于宗族禮法、鄰里互助、江湖信義、酒桌規矩、男女之防等種種道德規范的細致描寫，無不體現著這樣一個系統而又繁雜的民間道德體系。《芝鎮說》本身，就是對地方語言及其背后的倫理世界進行準確捕捉和展現的結果，讀完全書再反芻時我們就會發現，作為“地方”的芝鎮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空間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活躍的、流動的、充滿張力的文化圖譜和價值體系。

“酒”這一意象，是《芝鎮說》地方性建構的點睛之筆。在這里它超越了單純的地方特產或消費品的范疇，成為勾連人物關系、推動故事發展、承載主題意涵的核心文化符號。“芝酒”，是芝鎮獨特水土（浯河之水、本地雜糧）的產物，是芝鎮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社交禮儀、情感往來的通達媒介，更是芝鎮人喜怒哀樂得以宣泄的合法通道。小說對釀酒全過程（從選料、浸泡、蒸煮、攤晾、拌曲、入缸、發酵、蒸餾到成酒）的描寫十分詳細，帶有強烈的儀式感。如作家在很多地方反復提到的，釀酒如做人，要實誠，要用心。火候不到，酒就寡淡，心術不正，酒就苦澀。這種將純粹技藝倫理化的書寫，為芝鎮的地方性找到了一個物質性錨點。芝酒的釀制過程包含著芝鎮的天地精華薈萃和代代相傳的人文技藝智慧，也動態地反映出芝鎮的社會階層構造、人際交往模式和集體文化心理。用具體的事物來表現抽象的地方精神，避免了地方性書寫滑入概念化、空洞化的風險，使小說中的人、事、物有了可感性和可代入性，提升了小說的文化厚度和文學感染力，也為下文論及的超越性升華打下了堅實的事實與情感基礎。

二、 超越與飛翔：“芝鎮”作為方法、鏡鑒和普遍隱喻

如果《芝鎮說》的成就只停留在對一方風土人情的細致描寫上，那么它最多只能算是一部優秀的、繼承了中國現代鄉土文學傳統的一種跟隨式、仿制式作品，不可能成為一部具有強大生命力和深層次主題表達能力的突圍之作。《芝鎮說》值得稱道的是，在完成對“地方性”的錨定與建構之后，所表現出來的強大超越性與飛翔的能力。這種反思性的表達，使得作家規避了地方性書寫可能帶來的視野窄化、理念先行和本質化傾向，使得芝鎮這一看似局限的地理空間，有效地轉化為觀照中國近現代史乃至反思人類普遍生存境遇的一個清晰的窗口。這種超越性主要是通過兩重路徑得以實現的，即地方史與國族史的有機融合與辯證互動、地方風物向哲學與文化隱喻的創造性飛躍。

《芝鎮說》的敘事時間跨度，涵蓋了從晚清皇權解體、民初軍閥混戰和社會動蕩、抗日救亡的烽火硝煙、解放戰爭的天翻地覆，延伸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一系列社會變遷，甚至一直觀照到了當下我們正在身處的歷史場景。作家頗具匠心地將公冶家族數代人的興衰沉浮、愛恨情仇，與百年歷史敘事緊密地、有機地編織在一起。于是，芝鎮不再是一塊偏安一隅、與世隔絕的清靜自足之地，而是成為呈現歷史劇變的敏感而典型的微縮舞臺。革命的沖擊、戰爭的慘烈、社會的變革，無不在這個膠東半島腹地的小鎮上激起劇烈而深遠的回響，塑造著、改寫著每個人的命運。在小說里，公冶家族的發展史，以孔老嬤嬤、景老嬤嬤、王辮、“俺嬤嬤”“俺娘”等構成的公冶家族女性命運史，以“七爺爺”公冶祥恕和王辮為主構成的革命敘事，這三組線索互相勾連，以家族秘史為主線，構造出了一個立體的敘事結構（周海波：《家族秘史與精神變遷史——讀逄春階長篇新作<芝鎮說>》，齊魯晚報，2022-05-14，A14版）。這種將家族史與國族史打通的寫法，跳出了地方主義的窠臼，清醒地承擔起了通過對地方的歷史來書寫和反思國族歷史的重任。它以文學的方式告訴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最復雜、最深刻、最富有張力的體驗，正蘊藏在無數個像芝鎮這樣的基層社會單元的歷史實踐中。小說所建構的地方性，本質上是一種“進入”宏大敘事、與歷史對話的有效方法，這是一種在重塑人的價值的過程中，重新思考民族國家甚至未來世界發展的文學抱負。

《芝鎮說》在現當代長篇小說中的獨特之處，還在于它完成了從地方風物描繪向普遍哲學隱喻的一個飛躍。小說中的“芝酒”，隨著情節的推進，逐漸超越了物質性與地域性，升華為狄奧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的象征，它代表著非理性的生命沖動、創造的原始激情、對僵化秩序的本能反叛，以及在巨大苦難中尋求解脫、釋放與生命狂歡的原始生命力。它無處不在，無所不能，既深深植根于芝鎮特有的釀酒傳統與飲酒文化，使其既有堅實的地方基礎，又鮮明地指向了人類共同面對的關于生命存在、苦難與超越的永恒命題，獲得了普遍的哲學意義。這正是優秀的地方性書寫所應追求的境界：讓地方性的特殊經驗、情感與記憶，成為叩問人類普遍生存狀況、進行形而上學思考的媒介與橋梁。《芝鎮說》通過“酒”這一核心意象的精心營造，讓“芝鎮”這個中國北方小鎮的故事，與古希臘的悲劇精神和深邃的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共鳴和對話，從而大大拓展了小說的闡釋空間。可以說，在對中國式酒神精神的廣度和深度的挖掘與表現上，《芝鎮說》對莫言寫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紅高粱》是有所超越的。

三、“芝鎮”書寫在當代文學譜系中的價值與意義

把《芝鎮說》放在當代中國文學地方性書寫的廣闊譜系和思潮脈絡里加以比較和審視，它特有的文學價值、理論貢獻以及所帶來的啟示意義就越加明顯。“新東北文學”近些年來受到較多關注，但兩者存在著明顯的美學差異。“新東北文學”大多以20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和下崗潮為題材，通過工業時代的“廢墟”敘事來抒發情感，更多地帶有一種冷峻、蒼涼與失落感，敘事速度也常常呈現出壓抑的緩慢。而《芝鎮說》的歷史視野更為廣闊，它描繪的是一幅長達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跨度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發生的巨大變化畫卷，在這種歷史長河的奔流中，情感基調雖然也時常彌漫出一股悲愴和艱辛，但它所蘊含的堅韌力量和包容精神卻遠超于此，那是建立在幾千年的農耕文明以及儒家文化傳統之上的一種生生不息的堅韌力量。與方興未艾的“新南方寫作”相比，后者更重視海洋性、臨界性、流動性以及強烈指向未來的想象，美學氣質多顯輕盈、變幻或者帶有魔幻色彩，而《芝鎮說》則深深地扎根在內陸的、農耕的文明腹地里，它更致力于挖掘和表現深厚的傳統倫理、宗法結構在現代性浪潮沖擊下所發生的應激、堅守和嬗變，整體氣質更加沉郁、內斂、堅實，帶有黃土般的厚重感。和以地域命名的“新北京作家群”相比，后者更側重表現全球化大都市里快速變化的都市景觀、新型的人際關系、身份認同的迷茫與文化雜交，敘事節奏比新寫實主義更快，也更貼近現代都市的脈搏。相比之下，《芝鎮說》則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種回溯的、沉思的視角去深入鄉土和歷史當中，試圖從家族的根脈、地方的集體記憶、民俗傳統里尋找現代中國人精神世界構成的歷史源頭和變化軌跡。

雖然存在著以上所述的各種差別，《芝鎮說》同這些活躍的地方性寫作思潮卻有著一個共同的關注點，那就是怎樣使“地方”不再是書寫的客體或者背景，而是被用作有效的、有生產性的敘事方法論。而它之所以能在眾多的地方性寫作文本里獨樹一幟，在于它既扎根于“本地”又高于“本地”的辯證思維方法，這也是對當下地方性書寫中很多問題的有力回應和超越。它可以有效地避免掉那種理念先行的陷阱，因為所有的主題思想、文化反思都是從堅實、豐盈、生動的生活細節和生活肌理里自然而然地生發出來的，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逄春階身上自有一種濃厚的鄉土情結，多年來一直扎根基層的媒體工作積累，使他本能地警惕鄉村敘事“本質化”“純粹化”的危險。他有意選取多聲部、多視角的復調敘事方式，自覺區隔了傳統地方性寫作的僵化模式和表述沖動，因此，《芝鎮說》里展現出來的就是一個雜語共存的“地方”。他重視并對傳統文化資源（如方志文體、民間倫理）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與創新，這種“方志小說”的文體實驗本身就是這一轉化的范例。同時，《芝鎮說》的成功實踐也探索了地方性書寫未來可能的一個發展方向，如聯動更多元的文藝形式（小說中大量涉及民間戲曲、說書、民俗活動等，本身即具有鮮明的跨藝術門類特質），以及在辯證比較中拓寬視野（如對“酒神精神”的探討，也是在進行一種跨文化、跨時空的對話）。它告訴我們，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創造性的地方性寫作，必須是開放的、包容的、具有對話精神的，它可以也應該同更廣闊的知識體系、藝術傳統以及人類共同的精神命題展開深入交流與互動，并由此不斷地激活自身的創造力。

《芝鎮說》的文化意義，還在于它為全球化與在地化張力日益加劇的當代社會，提供了一種通過文學敘事來建構文化認同、保存歷史記憶、傳承人文精神的途徑。它用豐盈、可感的文學世界，保存了一個多世紀里中國百姓的歡樂、痛苦、掙扎、希望等集體記憶，把宏大的歷史變成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體驗和心路軌跡，對防止歷史遺失、保證民族記憶的延續有著重要的美學價值。更重要的是，通過描寫芝鎮人的倫常關系、道德觀念和在災難面前所表現出的韌性，來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寶貴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智慧。在物質主義泛濫、價值觀日趨多元化乃至混沌化的當下，《芝鎮說》里那些關于誠信、仁愛、堅持、家國大義這些傳統價值的現代闡釋和堅守，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與治愈之功。它告誡我們在追求現代性的時候，不能忽略自身文化的根源來獲取精神上的短暫滿足。

結語

《芝鎮說》以宏大的構想、精致的敘事、深刻的文人情懷以及豐富的文化內涵，給當下文學的地方性書寫開辟了新途徑，提供了新范本。它實踐了一種值得稱道的“地方性辯證法”，以最誠懇、最耐心的方式，把地方經驗的細枝末節嵌入其中，塑造出一個厚重而可信、帶著濃郁生活氣息的芝鎮世界，然后又懷著宏大的文學理想把它升華為一種可以透視中國百年來國運變遷、追問人世終極意義、探尋永恒精神命題的鏡子和隱喻。

《芝鎮說》的成功說明，真正富有生產性和創造力的地方性，并不是自我設限、自縛手腳的文學標簽，而是使想象力和思想得以放飛的堅實基礎。它不是逃避現實的浪漫鄉愁，而是切入現實肌理、進行社會與文化批判的對照樣本。在全球化和在地化之間張力不斷拉扯的今天，《芝鎮說》給予的啟示是：只有最深切地扎根于這片我們生于斯、長于斯、歌哭于斯的土地上，用當代的視角去解讀、去認識它的文化底蘊、情感結構和歷史脈動，我們才能真正擁有與外界展開平等交流、深入對話、產生深刻影響的能力與獨特的角度。這或許正是當下這場“地方的崛起”寫作思潮背后，所隱含的“對文學多樣性、多元化的深切呼喚和期待”，以及“對當下文學總體格局進行‘再結構’”的一種可貴努力”（譚萃穎：《當代文學地方性研究的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5年第5期）。《芝鎮說》，無疑是這種“再結構”的努力中，一塊沉甸甸的、閃耀著獨特色彩與光芒的基石。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原發于《時代文學》2026年第2期）

作家簡介

逄春階，濰坊安丘市人，中國作協會員、山東省報告文學學會會長、大眾報業集團培訓委總監、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