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理視點｜“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作為撫養權分配不利因素”思考

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于2025年2月1日正式實施，該解釋在司法實踐中統一法律適用，維護公序良俗，規制不良行為，保護家庭成員合法權益，完善婚姻家庭體系以及引導樹立正確婚姻價值觀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其中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離婚訴訟中，父母均要求直接撫養已滿兩周歲的未成年子女，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則，優先考慮由另一方直接撫養：（四）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本條第一項或者第二項等嚴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權益情形”，在此期間我作為代理律師參與了一起離婚案件的審理過程，因司法解釋二“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作為撫養權分配不利因素”的確立，案件的一、二審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

案件背景

高先生與楊女士為夫妻關系，雙方育有一子小高。2023年初，高先生隨后帶著孩子搬出雙方居住房屋，期間通過視頻方式楊女士與婚生子小高進行交流，同年五月楊女士以感情不和向法院起訴離婚。之后楊女士以無法正常探望、撫養孩子導致其監護權受侵害為由，向法院申請人格權侵害行為禁令。經法院審理，認為在雙方就子女撫養問題未達成一致意見的前提下，僅通過視頻方式無法保障楊女士的監護權，楊女士的申請符合發出人格權侵害行為禁令的法定條件，裁定高先生立即停止對申請人楊女士監護權的侵害，之后高先生在每周末安排楊女士與小高見面交流。

在之后的離婚訴訟中，經過一審法院的審理，判決雙方離婚，小高由高先生撫養，高先生取得婚內購置的房產并向楊女士支付折價款。雙方在收到判決后因對撫養權、財產分割及撫養費金額不服均提出了上訴，二審法院于2025年1月對案件進行了開庭審理，并聽取了雙方的意見。《解釋（二）》公布后，法院在三月又組織了開庭，并于三月底做出終審判決，判決中以高先生未經協商擅自帶走孩子并藏匿，導致楊女士無法行使監護權，現有生活狀態由其“人為干預”造成為由，改判小高由楊女士自行撫養，高先生可每周探望，涉案房屋等夫妻共同財產分割維持一審判決。在參與了從人格權侵害禁令糾紛、到一審，二審的離婚案件全部訴訟過程后，在此對解釋（二）中“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作為撫養權分配不利因素”的規則的確立做出了一點思考。

《解釋（二）》規則對處理“搶奪、藏匿子女”具有積極引導作用

強化未成年人權益保護，遏制不當爭奪撫養權行為。在楊女士與高先生離婚案中，一審法院未充分考慮高先生藏匿孩子的行為對撫養權分配的影響，而二審法院依據《解釋（二）》的規則，認定高先生的藏匿行為屬于“人為干預孩子生活狀態”，侵害了楊女士的監護權，最終改判由楊女士撫養（判決書二審部分）。這體現了條款對“搶奪、藏匿子女”行為的負面評價，通過司法裁判明確此類行為在撫養權分配中的不利后果，引導父母通過合法途徑爭取撫養權，避免對孩子造成二次傷害。

保障了監護人合法權益，維護家庭關系穩定。《解釋（二）》的規則通過將藏匿行為作為不利因素，保障了未實施藏匿一方的監護權行使。如案例中楊女士因高先生藏匿孩子無法履行母親職責，二審法院依據條款糾正了一審判決，確保監護人能夠正常行使撫養、教育權利，符合《民法典》對家庭成員身份權的保護原則。

《解釋（二）》統一司法裁判標準，避免了同案不同判。在此之前的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對搶奪、藏匿子女行為的處理中缺乏明確規則，導致裁判尺度不一。《解釋（二）》將該行為明確列為撫養權分配的考量因素，為法院提供了統一的法律依據，減少因規則模糊引發的上訴和爭議，提高司法效率。

現階段《解釋（二）》在司法實踐中還存在諸多問題等待解決

“藏匿行為”認定標準可能引發舉證爭議。《解釋（二）》該條款未明確“搶奪、藏匿”的具體構成要件（如時間跨度、主觀惡意等），很有可能導致當事人在訴訟中就“是否存在藏匿行為”產生舉證爭議。在本案中，訴訟雙方對“藏匿”的認定就存在嚴重的分歧（高先生認為“為孩子穩定生活”并保證了楊女士能通過視頻以及現場與小高正常交流，而楊女士主張“非法剝奪監護權”），若缺乏細化標準，可能增加法院的事實查明難度。

《解釋（二）》可能加劇離婚糾紛中的對抗性，該條款將藏匿行為直接與撫養權分配掛鉤，可能促使部分當事人為爭取撫養權而刻意收集對方“不當行為”證據，甚至濫用條款惡意指控對方藏匿子女，導致離婚訴訟中的對抗性升級，偏離“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初衷。在案例中，而雙方在2023年年初已經實際分居，而楊女士在半年之后再申請人格權侵害禁令，其現實緊迫性存疑，而法院對人格權侵害禁令的做出實際影響了最終撫養權的歸屬，

對現有撫養穩定狀態可能造成的沖擊。若一方長期實際撫養孩子但存在短暫藏匿行為（如因探視沖突臨時帶走孩子），法院可能依據條款改變撫養權歸屬，導致孩子生活環境突然變化，反而不利于其身心健康。例如，高先生在一審中已實際撫養孩子兩年，二審改判后需適應新環境，可能引發對“穩定生活環境”與“行為過錯”如何平衡的爭議。

最后，執行層面的挑戰，即使法院依據條款判決撫養權歸屬，若原藏匿方拒絕配合移交孩子，可能引發執行難問題。例如，案例中高先生曾拒絕告知孩子住址，二審判決后仍可能存在需依賴法院強制措施保障執行，凸顯條款落地需配套執行機制支持。

總結

《解釋（二）》關于“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作為撫養權分配不利因素”的規則，在正面上通過司法干預遏制了非法爭奪撫養權行為，強化了對未成年人權益和監護人權利的保護，統一了裁判標準；但在司法實踐中還需警惕認定標準模糊、訴訟對抗加劇及執行挑戰等問題。未來司法實踐中，需結合個案具體情節，平衡“行為過錯”與“孩子最佳利益”，避免機械適用條款，確保規則既能有效規制不當行為，又能最大限度減少對孩子的負面影響，真正實現“兒童利益最大化”。

本文作者

家理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 宋釗

婚姻家事專業型律師

親辦婚姻家事案件300+

執業經驗8年+

擅長談判、調解、訴訟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專業畢業，法學理論功底扎實，熟悉民商事、家事法律法規，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具有十余年公司法律顧問及律師事務所執業經驗，積累了豐富的民商事及家事法律服務經驗，辦理大量民商事訴訟案件，其中婚姻家事案件300余件。

宋律師深耕婚姻家事法律服務領域多年，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敏銳的案件分析能力及優秀的庭審應變能力。擅長與法官及當事人進行有效溝通，從當事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制定多元化的爭議解決方案，盡力促成當事人以最合理的方式解決爭議。善于運用深厚的法律功底和靈活的辦案技巧，通過情理交融的方式制定代理思路，最大化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執業證號11101201810042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