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房產稅改革背后：富家子弟躺贏，窮人家孩子連首付都攢不夠

階層，是澳大利亞代際不平等危機中缺失的一環。澳大利亞的住房危機，并不只是代際之間的沖突，更是被“人人都有公平機會”這套說法掩蓋起來、且不斷加深的階層分化。

距離工黨政府5月預算案公布只剩幾天，如今已確認，房產稅改革終于將啟動。盡管具體細節尚未公布，但資本利得稅和負扣稅將被調整，以遏制投資者推動的住房領域通脹。

政治風向變化之快，令人側目。就在去年此時、聯邦選舉前夕，工黨還曾明確排除這類改革。彼時，觸動現有房產稅制被視為政治自殺。

而今天，同樣的主張卻被重新包裝成政治常識。發生變化的是，代際經濟不平等終于成為主流政治議題，而住房可負擔性正處在這一議題的核心。

但也正是在這里，當下的討論開始誤導公眾。住房危機并不只是一個代際敘事，它同樣也是一個階層敘事。

推動調整房產稅設置的意愿，部分是對選民人口結構變化的政治回應。如今，18歲至35歲的澳大利亞人約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約620萬人，人數已經超過曾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嬰兒潮一代。

這個不斷擴大的選民群體，越來越多地被描述為受影響最深的主要人群，住房可負擔性則被視為推動代際不平等的關鍵因素。

澳大利亞精算師協會報告指出，如今千禧一代的房價收入比已是20世紀80年代的兩倍，而不斷上漲的租金成本正使他們難以為住房貸款首付款存錢。因此，自2000年以來，25歲至34歲人群的住房自有率已從略高于50%降至約39%。

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顯然注意到了這一變化。他在上周末表示：“我希望澳大利亞在未來仍是一片充滿機會的土地。事實是，年輕人覺得自己眼下并沒有獲得公平的機會。”

但這種說法沒有看到的是，一些年輕人得到的“公平機會”，遠比另一些人少得多。把“澳大利亞年輕人”當作一個單一、同質的群體，掩蓋的問題遠多于揭示的問題。

一些年輕人在步入成年時，背后已有繼承財富、家庭房產組合，或者來自父母的資金支持，因此能夠更早進入住房市場，并直接受益于如今正受到審視的稅收優惠。

另一些人則因為缺乏家庭資產和財務支持，被長期鎖定在租房市場，不得不承受不斷上漲的成本，卻幾乎無望獲得資本收益、稅收優勢或長期安全感。

這種分化已經十分鮮明。格拉坦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在25歲至40歲的家庭中，最貧困的四分之一家庭凈財富不足78000美元，其中沒有任何一部分來自住房凈值。最富有的四分之一家庭擁有超過554000美元凈財富，而最頂端的5%則超過1500000美元。換言之，財富不平等在年輕一代內部也早已深深固化。

如果僅僅把問題框定為代際沖突，房產稅改革就可能淪為一種象征性姿態，而不是著眼于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經濟體系，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過上穩定生活。

如果缺少階層視角，完全可能一邊宣稱是在幫助“澳大利亞年輕人”，一邊讓其中大量人群的處境幾乎沒有改善，反而讓最具優勢的人比以前受到更多保護。

這意味著，盡管對資本利得稅和負扣稅進行有意義的改革十分重要，但如果目標是實現經濟平等，就必須把它理解為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

房產稅改革可以減輕投機壓力，緩和投資者推動型通脹最嚴重的部分，但它并未觸及更深層的機制。正是這些機制，在住房問題出現之前，就已經決定了誰會成為贏家，誰會成為輸家。

代際不平等的嚴重程度，要求更為根本的改革。這意味著，要重新調整那些決定收入和財富如何積累、如何受到保護、又如何代際轉移的政策。

如果政府真想為所有人恢復“公平機會”，政策焦點就不能停留在房產領域，而必須擴展到更廣泛的收入與財富稅收結構。

未來稅收政策議程中需要納入的內容，包括財富稅、資本相對于勞動所享受的優惠待遇、對大額繼承征稅過輕的問題，以及一個經常偏向既有財富而非勞動所得的稅制。

如果不能制定并落實改變這些結構性設置的政策，那么對資本利得稅和負扣稅的改革，就有可能只是對一個更大體系中的局部糾偏，而這個體系仍在持續獎勵占有而非勞動、獎勵繼承而非努力。

5月預算案中預計推出的變化值得歡迎。改革資本利得稅和負扣稅，意味著明顯背離了那種主要把住房當作享受稅收優惠的投資工具的模式。但如果不把這些改革視為第一步，進展終究會有限。

檢驗稅制改革是否真正嚴肅，關鍵并不只在房產領域。如果不平等正通過住房穩定性獲取機會的不均、繼承財富以及低稅負資本不斷被復制，那么僅靠房產稅改革，并不能帶來經濟公平。

澳大利亞需要更全面地反思：這個國家如何對財富征稅，如何讓資本比勞動獲得更多回報，又如何把繼承視為機會與努力的替代品并將其常態化。代際不平等是這一議程的一部分，但絕不是全部。

真正的改變，將取決于政策制定者是否愿意點明并正視階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