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廣告翻車，公共輿論場強力狙擊飯圈文化

當下的這種輿論邏輯正在變得越來越常見。一個公共事件發生后，輿論不再滿足于討論問題本身，而是不斷追索“是誰干的”“哪所學校畢業”，并進一步演變為身份標簽式的連帶審判。

撰文丨張同

近日，OPPO一則母親節廣告翻車，隨著武漢大學急于與涉事畢業生“切割”的回應，再次將事件推上風口浪尖。

事件起源于OPPO聯合《三聯生活周刊》發起的一場母親節征集活動。5月8日，品牌發布配套宣傳文案：“我媽有兩個‘老公’，一個是我爸，另一個一年見兩回。跟我爸約會基本不打扮，見另一個，她恨不得穿婚紗。”

海報中，母親舉著偶像應援牌，以子女視角描述母親追星的狀態。可以看出，品牌原本是想借用飯圈中的“老公梗”，呈現母親除家庭身份之外，也擁有興趣愛好與情感寄托的一面。但由于涉及家庭倫理的敏感表達，很快被大量網友批評為“三觀不正”“自作聰明”“刻意冒犯”。

企業文案的初衷，是想消解傳統母職刻板印象，但因為表達失當，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品牌公關危機，甚至將火燒到了此次營銷策劃負責人的母校——武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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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說，這句文案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普通人根本看不懂”。

即便是長期混跡互聯網、熟悉娛樂圈語境的人，第一時間也未必能迅速理解其中的邏輯。

理解這句話，需要代入特定的飯圈語境。所謂“一年見兩回”，指的是粉絲在線下演唱會見偶像；“穿婚紗”，則是部分女粉絲以婚紗造型參加偶像演唱會、表達情感投射的一種應援文化。

但問題在于，這類表達原本長期局限于飯圈內部。如今被直接移植到面向大眾的節日營銷中，再與“老公”這種涉及婚戀倫理的表達強行嫁接，極易造成語境錯位。

更重要的是，這句文案本身存在明顯的“捧一踩一”意味。重點并不只是“母親擁有多元身份”，而是通過“見偶像比見丈夫更重視”的反差制造傳播刺激。

于是，一部分男性網友看到的是“兩個老公”對婚姻倫理的冒犯；而不少女性網友則認為，企業是在消費“追星女孩”文化博流量。一句廣告文案，同時得罪了光譜兩端的群體，也迅速將OPPO推向輿論中心。

客觀而言，OPPO這次翻車并不冤。過去幾年，“婚紗追星”早已不再只是飯圈內部的“圈地自萌”。隨著公眾對飯圈文化觀感變化，加之互聯網輿論對性別、婚戀、家庭議題越來越敏感，這類表達本就存在明顯風險。

在這樣的背景下，企業仍試圖依靠擦邊玩梗制造“年輕化”效果，本身就是一次對輿論環境的誤判。

好在OPPO方面反應不算遲緩。在爭議發酵后，品牌很快發布道歉聲明，承認審核存在問題，并解釋文案原意是想呈現“更多元的母親形象”。

原本，事情到這里，輿論已經逐漸趨于平息。但隨后，武漢大學的一則回應，卻讓事件再次升級。

5月10日，武漢大學官方微博轉發該校文學院聲明稱：

學校極不認同某手機廠商“母親節”廣告文案的內容表述和價值傾向。這與武漢大學立德樹人的育人理念嚴重不符。

這一表態，被不少網友視為母校與涉事畢業生的公開“切割”。而這一切的背景是，在OPPO道歉后，已有部分網友開始“開盒”營銷負責人的個人信息，并前往其母校官方賬號留言施壓，要求學校“給說法”。

這本來就是一種情緒化的輿論外溢。因為企業營銷從來不是某一個人的單獨決定。一句能夠公開發布的廣告文案，背后往往涉及策劃、審核、傳播等多個環節。即便文案存在明顯問題，責任也不應被簡單壓縮到某一個具體“打工人”身上。

但武漢大學顯然掉進了這個輿論陷阱。在壓力之下，學校選擇迅速公開撇清關系，試圖以鮮明姿態規避風險，卻反而讓自己陷入更加尷尬的位置。設若武大要對每一個畢業生的言行負責（撇清），豈不是每天都要發聲明，每天都要道歉？

公眾真正需要討論的，本是品牌營銷為何一次次突破公共表達邊界，而不是對某位畢業生進行身份審判，更不是把爭議無限外溢到高校聲譽之上。

結果，原本關于企業營銷尺度的討論，逐漸演變成了一場針對個人背景乃至母校立場的情緒圍獵。

而隨著5月11日OPPO再次道歉，并宣布對中國區高級副總裁段要輝作出降兩級處分，這讓武漢大學此前那番急于“切割”的回應，顯得更加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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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婚紗追星”并不是什么新鮮現象。早在上世紀80年代，類似文化就已經出現在華語娛樂工業之中。后來隨著偶像文化的發展，“穿婚紗看演唱會”逐漸成為部分粉絲表達情感投射的一種方式。

1985年張國榮的發行專輯《為你鐘情》，TVB舉辦了一場特別抽獎活動，10位幸運粉絲可以有機會身著婚紗到場與張國榮合影。當時TVB舉辦的這場活動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成為“穿婚紗追星”的一個重要契機。

此后，“穿婚紗追星”成為一種文化現象，這種方式也吸引了不少粉絲參與。比如，國內曾有男歌手在演唱會上，穿著帶有結婚元素的演出服以回應女粉的婚紗應援。也有其他男歌手用過類似的應援方式。

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行為都屬于飯圈內部的“圈地自萌”，雖然外界未必理解，但也很少引發大規模爭議。

真正引發“婚紗追星”進入輿論場的，是2023年王源演唱會期間，大量粉絲身穿婚紗到場應援的事件。當時，一張粉絲集體穿婚紗的照片在網絡瘋傳，并迅速引發兩極討論。

有人認為，這是粉絲表達青春情感與偶像陪伴記憶的一種方式；但也有人認為，這種行為已經超出了正常追星邊界，顯得幼稚甚至失當。

雖然爭議最終并未形成統一結論，但它確實留下了一個明顯的輿論后果，也即是，“婚紗追星”開始成為一種可以被公開批評、甚至是可以被上綱上線的文化符號。

這其實也是OPPO此次文案翻車的重要時代背景。隨著近兩年批評飯圈文化的聲音不斷增加，加之整體社會風氣趨于保守，企業如果仍試圖直接挪用小圈層的表達，就很容易引發反噬。

從某種意義上說，OPPO此次爭議，幾乎重現了當年“婚紗追星”的輿論。只不過，當年一部分網友將怒火發泄在抽象的“追星女孩”上，而這一次，網友將怒火直接投向了具體文案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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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畢業生因工作內容引發輿論爭議，原本并不需要母校專門出面回應。

更何況，在現實的企業運行機制中，一句公開發布的廣告文案，從來都不是某一個基層員工單獨能夠決定的。

但令人意外的是，武漢大學不僅迅速回應，而且態度鮮明地與涉事畢業生撇清關系。

5月11日，OPPO發布處罰公告，通過對高級副總裁的重罰（降兩級）來表達這是一“系統性的管理失效”和“價值觀跑偏”。那么武漢大學此前急火攻心式的切割，就顯得既缺乏護犢子的溫情，也缺乏對企業決策機制的基本常識。

大學終究不是企業公關部門。高校當然可以表達自身價值立場，但如果在輿情壓力之下，迅速將矛頭轉向自己的畢業生，多少會給人一種“落井下石”的觀感。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下的這種輿論邏輯正在變得越來越常見。一個公共事件發生后，輿論不再滿足于討論問題本身，而是不斷追索“是誰干的”“哪所學校畢業”，并進一步演變為身份標簽式的連帶審判。

這種趨勢非常危險。對于企業而言，這當然意味著營銷必須更加謹慎，因為任何試圖依靠“黑紅”“擦邊”“冒犯式傳播”獲取流量的做法，都可能付出巨大代價。

但另一方面，公共輿論同樣需要邊界感。一個失敗的廣告文案，可以批評，也可以抵制，也可以要求企業承擔責任，但它不應無限上升為對具體個人、學歷背景乃至其母校的情緒圍獵。

否則，最終受損的，不只是某一家企業或某一位從業者，而是整個公共討論空間的理性與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