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終身成就獎，他是這個時代最后的電影巨星

從某種意義上說，克魯尼的確是“好運之子”。克魯尼出生在一個演藝世家，但家庭并不富裕。他18歲時曾在煙草廠工作，做過保險推銷。“小時候常和母親開車出門，每當路過旁邊堆放的垃圾時母親就會減速，好發現垃圾堆里會不會有什么之前的東西。她曾發現一臺舊縫紉機，把它帶回家改裝成了一盞臺燈。”因為外形英俊，他在電視劇《急診室的故事》（ER）中扮演一名醫生，這部電視劇開創了醫療劇的浪潮，巔峰時期每周有3000萬名觀眾收看，克魯尼因此一炮而紅。在接演這部作品之前，他已經在三四部電視劇中出演過配角。2001年，他以《十一羅漢》（Ocean’s Eleven）系列奠定了自己的票房號召力。2005年，克魯尼靠《辛瑞那》（Syriana）獲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之后多次獲得最佳男主角獎提名。他自編自導的電影《晚安，好運》（Good Night, and Good Luck）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與最佳原創劇本提名。克魯尼曾對《時尚》雜志說，他認為自己成功的秘訣在于“在職業生涯初期經歷過很多失敗”。“我拍過13部電視劇試播集，都失敗了，差點就回肯塔基去賣保險了。但我一直堅持嘗試。我成名的時間比大多數人都晚。《急診室的故事》確實是改變一切的跳板，也是運氣。”他對《紐約時報》說，自己30歲之后才走紅，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對大多數人來說，被拒絕是毀滅性的打擊。我們這行的不同之處在于，你推銷的商品是你自己，而不是一套百科全書。所以當被拒絕時，這是一種個人層面的拒絕，你必須足夠厚臉皮，才能繼續嘗試。”克魯尼深深認同“媒介即訊息”。“我是通過電視而不是電影走紅的。你們在家里看到我，可以用遙控器讓我說話或者不說話，甚至穿著內衣、睡衣看我，感覺像認識我一樣。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是平易近人的。”那時，電影和電視之間界限分明，一個先以電視明星身份成名，隨后又成了電影明星的人“幾乎聞所未聞”。

克魯尼常被稱為好萊塢最后的電影明星，盡管少數反對者偶爾指責他只是在演自己。與他飾演的電影明星凱利不同，克魯尼從未表現出對身邊人的漠視。在業內，他以對團隊體貼、對朋友大方、對父母關懷備至而廣為人知。在多年的單身生活后，他又成了深情的丈夫與父親。”他和妻子阿瑪爾因朋友介紹相識，當時克魯尼已經50多歲，“抱著一輩子都不會再結婚，也不會有孩子的想法”，但兩人“一見鐘情”，如今育有一對8歲的雙胞胎。克魯尼曾和阿瑪爾開著一輛1962年產的轎車出門，車子因為過熱停了下來。“我對阿瑪爾說，把你的絲襪給我。我用她的絲襪做了一條風扇皮帶，想辦法把車子開回家。她問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說因為我窮了15年。我有整整10年都沒有醫療保險。”因為出身并不富裕，克魯尼在走紅之后建立起自己平易近人的形象。他在事業成功后曾為10名童年好友寫下支票，感激他們的不離不棄。他常在采訪中拿自己的年紀開玩笑，“到我這個年紀，不管吃多少能量棒，大腦都會開始卡殼。接到長篇獨白，我就會擔心自己忘詞”。

“當我照鏡子時，我并不覺得自己是個60多歲的老頭，有時候有人會給我發一張狗仔隊拍的照片，我點開時會想：那是哪個老混蛋？哦對，那是我。看著鏡頭里的自己日漸衰老，可不是什么好受的事情。但我已經接受了現實。我一直在努力審視自己作為一個人究竟是怎樣的，每個人都有遺憾，但我不會被深深的悔恨所困。在人生的每個重大十字路口，我都選擇了那條雖然更艱難但影響更大的路。最壞的結果是什么？就是沒成功罷了。我冒過很多風險，與那些未曾嘗試的遺憾相比，這些風險反而更容易接受。當然，我可能錯了。即便如此，我也能坦然接受。我無法接受的是當初沒有做那個勇敢的選擇。”克魯尼對《洛杉磯時報》說。

“克魯尼的形象早就深深植根于公眾意識之中。”好萊塢權威雜志《綜藝》寫道，“從20世紀90年代憑《急診室的故事》一炮而紅以來，他塑造了我們對名人的認知：名人不僅光鮮亮麗，而且品行端重。他利用自己的名字，從社會現象到槍支管制，為各種公益事業發聲，他捍衛新聞自由，他也是好萊塢著名的惡作劇大師，喜歡戲弄他的大牌好友，這讓他顯得更加平易近人。他曾堅守單身主義，直到他與阿瑪爾結婚、如今有了兩個孩子。他在向這個癡迷于青春的行業展示如何在銀幕上優雅老去。與同輩明星不同，你不會看到他在年過花甲后依然掛在飛機側面，或者與年輕女星談情說愛。相反，他在藝術上不斷突破自我。克魯尼在2026年完成了百老匯首秀，他還創作了新電影，用復雜的角色將他作為表演者的藝術探索推向了新方向，重新點燃他的創作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