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士丟了，蘇格蘭懸了，英國工黨遭綠黨與改革黨兩面夾擊

地方選舉暴露英國政治的深層裂痕，也讓基爾·斯塔默的前景愈發不妙。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選舉結果，進一步加大了外界對基爾·斯塔默領導英國工黨政府能力的質疑與壓力。

這些結果也進一步印證了自由民主國家中正在出現的一些重要趨勢，澳大利亞同樣不例外。首先，這表明由兩大政黨主導的時代正走向終結，甚至可能已經結束。大黨支持度正在持續萎縮。綠黨正從工黨手中吸走年輕選民和穆斯林選民，其中許多人對斯塔默處理加沙沖突及其在英國國內外溢影響的方式感到不滿。

最后，民族主義在這次選舉中表現不俗。蘇格蘭和威爾士如今都由中左翼分離主義政黨執政，盡管都未取得多數席位。激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英國改革黨則在英格蘭持續上升。

鑒于工黨此次失利的規模和意義，很多人都會傾向于按下斯塔默領導地位的“彈射按鈕”。如果工黨能夠有序完成領導人更替，當然是理想情況。

不過，若想應對自由民主國家所有中間派政黨共同面對的深層結構性問題，工黨不僅需要換一個領導人，也需要更換一套政治理念。

自英國脫歐以來，兩大投票陣營已經逐漸固化：一邊是保守陣營，另一邊是進步陣營。不過，這兩個陣營內部的競爭都相當激烈。進步陣營由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選民以及少數族群構成，其中一些人在社會議題上其實可能相當保守。

相對而言，英國政治右翼如今像是進步陣營的“鏡像反面”：主要由年紀更大、受教育程度較低、居住在英格蘭郡部地區的選民組成。

這兩個陣營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很少碰面，或許只有圣誕家庭聚餐時例外。那時，代際之間的政治分歧會在烤牛肉或栗子威靈頓、約克郡布丁的餐桌上被直接說出來。

更重要的是，英國已經從由保守黨和工黨兩大政黨主導的政黨體系，轉向一個多民族政治體內部的多黨制。這讓治理變得更加復雜，也部分解釋了為什么英國成了“新的意大利”——政壇頻繁更換領導人，試圖根據民調來應對英國政治的結構性變化。

與2025年澳大利亞選舉的結果有些相似，英國工黨在2024年贏得執政地位，但這一成績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勝利者的實際支持基礎。工黨在威斯敏斯特議會650個席位中拿下411席，也就是以34%的得票率獲得了63%的席位。

這一結果被形容為一場“缺乏熱情的壓倒性勝利”。而工黨也一如既往，很快就開始疏遠自己的支持者，進一步削弱了本就脆弱的選舉聯盟。誠然，中左翼政府往往都會出現這種情況，但英國工黨政府發生得如此之快，還是顯得格外突出。

過去兩年里，綠黨的勢頭明顯增強。其黨員人數大幅增長，其中很多新成員都是對工黨左翼失望的杰里米·科爾賓支持者。至于這些新加入者與原有環保主義者之間將如何磨合，還有待觀察。不過，綠黨顯然會珍惜這次在地方政府層面積累的經驗，并把它帶入未來的選舉。

在2024年遭遇史上最慘重的選舉失敗后，這個歷史悠久且一向善于調整的保守黨，一直難以阻止原有選民以及許多知名政治人物轉投英國改革黨。

如今，英國改革黨已經成為地方政府層面上升勢頭最強的右翼力量。到定于2029年舉行的下一次英國全國性選舉時，它將帶著強勁的政治動能進入賽場。

其高知名度領導人，并非沒有可能成為英國下一任首相。工黨失去了威爾士。那里曾是工黨持續主導了100年的地方，如今卻被名義上主張分離的威爾士黨奪走。同樣帶有分離主義色彩的蘇格蘭民族黨，盡管英國改革黨首次在蘇格蘭政治中取得重大突破，仍然頂住壓力，繼續保持其近20年來在蘇格蘭第一大黨的地位。

英格蘭的情況則不同：英國本土主義正在英格蘭政治中上升。英國改革黨內部的強硬派，可能會因外界看似支持其反移民政策而受到鼓舞。

這一切都讓斯塔默的領導地位比之前更加危險，而他原本的位置就已經相當不穩。現在，已有數名人選被視為可能接替他的人。不過，先不說選民會如何看待英國首相再次被趕下臺這件事，幾位潛在接班人本身也都各有問題。

大曼徹斯特市長、被稱為“北方之王”的安迪·伯納姆，其實并不是議員；安吉拉·雷納正面臨一項可能造成嚴重影響的稅務調查；埃德·米利班德早在2015年就曾以工黨領袖身份輸掉過一次選舉；韋斯·斯特里廷不僅在黨內左翼中不受歡迎，在自己的選區也談不上受歡迎，而他那個席位本就是以極其微弱的優勢保住的。

無論最終誰出任首相，擺在面前的都會是一項艱難任務。改革方向或許并不難判斷，但真正落實起來卻很困難。重大的結構性變革——比如建立一種新的經濟模式，或者改變“領先者當選”的選舉制度——會是一個不錯的起點，但要做到遠非易事。

選民也需要保持耐心，但他們同樣希望看到那些挑戰舊秩序的力量所承諾的新方向，拿出切實證據。當然，對于究竟該改變什么，社會內部也并無共識——是建更多風電場，還是減少移民——這又進一步加劇了本已碎片化的政治格局。

但這次選舉至少清楚說明了一點：靠那些“房間里的大人們”繼續按老辦法行事，已經無法回應當下這一政治時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