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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元宵節,溫州五馬街中市,下午三點的光景,街上正熱鬧著。
忽然有人尖叫起來——抬起頭,就看見對面兩層樓的瓦背上,一個穿青色學生裝的青年正踉踉蹌蹌地跑。
他手里攥著個玻璃瓶,邊跑邊往嘴里灌,灌完了把瓶子一甩,瓶子順著瓦片骨碌碌滾下來,在街面上摔了個粉碎。
看熱鬧的人越圍越多,瓦背上的青年卻漸漸跑不動了。
他開始捂著肚子在瓦背上打滾,面孔被劇痛扭得變了形,頭發里滾滿了碎瓦礫。
大約折騰了兩個鐘頭,才徹底安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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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溫州的“藝術天才”林少卿,死在1934年元宵節的屋頂上,手里攥著一封給父親的遺書,懷里揣著一本魯迅的書。
林少卿出身不低,父親林醒凡是永嘉縣黨部書記長,家里要錢有錢要勢有勢。
但這孩子打小就不按父親劃的道走,跑到上海美專去學畫畫,畢業后回溫州當美術教師,整天穿一件青色學生裝,頭發留得長長的,在甌江邊上寫生,學生都管他叫“東方羅丹”。
如果日子就這么過下去,他大概會成為一個小有名氣的畫家,在地方上受人尊敬。
可惜他認識了夏巨珍。
這個“赤色青年”把《新青年》《拓荒者》一摞一摞地塞給他,林少卿讀進去了。
他開始在自己的畫室里秘密印制傳單,白天在課堂教學生素描,夜里就著煤油燈刻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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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加入“互濟會”,專門救助被捕同志和他們的家屬。
他的畫室成了一個秘密據點,青年學生絡繹不絕地進出,表面上在學畫,實際上在傳遞消息。
這事傳到了國民黨第九區保安司令部的耳朵里。
他們沒有立即抓他,而是放出風聲,說“林少卿是共匪”。
林醒凡慌了。
兒子被捕意味著全家都要受牽連。
他迅速做了兩件事:
第一,逼迫兒子登報脫離共產黨;
第二,強行為他安排一樁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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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用“成家立業”這把鎖,把這個即將脫韁的兒子鎖回“正軌”。
林少卿在父親的壓力下登了報。
可第二天醒來,他覺得自己背叛了一生信奉的東西。
未婚妻的花轎已經上了路,畫室里那些被藏起來的《拓荒者》還堆在墻角。
元宵節那天早上,他穿好那件青色學生裝,把遺書和書揣進懷里,帶上一瓶劇毒藥水出了門。
他爬上五馬街中市那棟兩層樓屋的瓦背——那是溫州最繁華的街口。
他選擇死在所有人面前,死得讓整個溫州城都看見。
他死后第二天,甌海中學四百多名學生涌上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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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舉著林少卿的畫像,抬著他那件沾滿嘔吐物和瓦礫的青色血衣,在五馬街繞了一圈又一圈。
隊伍里有人高喊“為藝術犧牲”,有人喊“反對包辦婚姻”,喊到最后,十幾歲的學生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在憤怒什么,只知道有個他們尊敬的老師,被什么東西逼上了屋頂。
后來,血衣被學生們掛在鐘樓頂上,讓風吹了好幾天。
林少卿的死像一枚被投入渾水的石子,在當時的報紙上激起了一圈圈渾濁的漣漪。
國民黨官方報紙一筆帶過,只說“服毒自裁,原因不明”。左翼刊物抓住機會,狠狠抨擊白色恐怖對青年的摧殘。
他的美術界同行嘆息這是“藝術之殉難”,是社會拖垮了一個天才。
有人說他是因為父親強迫登報脫離組織,無顏面對理想;有人說他是看到花轎上門,不堪忍受包辦婚姻;有人說他是因為看了太多魯迅和巴金,中了“新思想”的毒;也有人說,那不過是青年一時想不開的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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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份報紙都把他切成自己需要的樣子。
林少卿在遺書里寫的,也許更接近真相。
他說自己是一個“深深染著惡疾的人”,這惡疾是兩種東西在體內搏斗留下的創傷——一方面他想追求新學、改變社會,另一方面他又無法真正掙脫舊家庭的掌控和父親的權威。
這種搏斗把他撕成了兩半,一半想飛,一半被摁在泥里,最終哪一半也沒能贏。
今天回頭看林少卿的死,或許不必將它簡單歸結為某個單一原因。
他的悲劇在于,他既不能回頭做舊家庭的好兒子,又不夠徹底成為舊秩序的真正叛逆者。
在兩個世界之間來回掙扎,最終將自己耗盡了。
他沒能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他的死也沒能改變溫州的革命進程,但他在屋頂上的那兩個小時,是一個人的搏斗,也是那個時代的呻吟。在歷史敘述的縫隙里,他像一道劃痕,提醒我們新舊交替的力量,常常最先體現在年輕人的身上。
他們用生命來完成一次對舊勢力的反抗。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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