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他曾擔任廣東省委書記，婉拒王光美上門做客，三個兒子為何都沒有從政？
1939年春，潮安南溪一帶稻浪翻滾，17歲的林若踩著田埂，望著自家幾百畝良田，腦子里卻反復回響前線傳來的消息。那一天，他對好友低聲說了句：“富足不能換來自由。”說罷，他轉身離開了祖宅，背上只帶了一本英文課本和母親早起包好的幾粒干糧。
戰爭尾聲的粵贛湘邊區并不太平，小股武裝此起彼伏。林若找到地下交通員，自愿加入游擊隊。讀書時苦練的英語和新學的政治理論，很快讓他擔起了宣傳員的活計。1945年初春，他在山口村的祠堂里握拳宣誓，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員。彼時他21歲，家里仍盼著他返校讀完中山大學外語系，信卻再沒寄回去。
抗戰勝利后，解放戰爭驟起，邊縱部隊活動頻仍。林若擔任團政治處主任，白天帶隊走山路，夜晚照著煤油燈給戰士們講《論持久戰》。艱苦環境讓這個書卷氣的青年迅速成熟：衣服破了補補再穿，缺鹽少米就采野菜。多年后他回憶這段歲月，只用一句話：“天天和老百姓在一起，才知道誰是真主人。”
1949年后，廣東百廢待興。組織上讓他到東莞主持縣委工作。綿延的河網、沉疴的水患，幾萬畝田地連年澇漬，他帶著干部摸田埂、量水位，硬是湊齊石料修成三條干渠。農民第一次看到旱澇保收的希望，送來幾籃番薯，他卻婉拒了，“這是公家的功勞，不能進我家門。”
1950年代，手工業改造、私營工商業合營、鄉鎮辦學，樁樁件件都要人盯。林若常騎一輛破自行車往返于郊區和縣城，卷著褲腿下稻田，脫下長衫進作坊。后來調廣州、再到湛江，崗位換了，脾氣沒改，仍是“白天黑夜連軸轉”。身邊人私下感嘆，這位出身殷實的干部，日子過得比貧苦人還簡樸。
1983年初夏，他被任命為廣東省委書記。那時的南粵已是開放前沿，卻也爭議迭起：辦外資企業是不是“姓資”？農民搞個體是不是“走偏”？林若在常委會上只說了一句話：“讓百姓富起來，才有底氣談理想。”會后，他頂著壓力，把“商品經濟”寫進省里的文件，明確提出“市場能辦的，政府別包辦”。
為了不讓改革只落在珠三角平原，他把目光投向蒼茫山鄉。1985年，他拍板每年召開一次山區工作會議，地點輪流放在最偏遠的縣。首屆會議選在連山瑤族自治縣。為了趕路，他和隨行人員坐吉普車到山腳，再步行兩個多小時。會剛開完，他卷起袖子在荒坡上種下一棵樹，留下照片，當地老人說那是“書記的示范林”。
五年消滅荒山、十年綠化全省的目標寫進了文件，也寫進各級領導的考核。林若堅持“誰造林、誰受益”，將荒坡承包給集體和個人，種樹與種糧同補貼。1988年，全省成片造林面積突破500萬畝，山區小水電和林下經濟隨之發展，一些貧困縣第一次實現財政自給。有意思的是，當時的東莞鄉鎮企業蓬勃興起，林若親自帶隊赴蘇浙取經，回程路上還買回三臺小型紡織機，要求“邊學邊干”。
1991年3月，國際林業組織授予廣東“全球荒山造林綠化第一省”。那天的授牌儀式上，已屆花甲的林若站在臺上，臉被太陽曬得黝黑。他輕聲對身旁的年輕干部說：“樹還沒長大，別急著擺功勞簿。”同年，他因健康原因請辭一線職務，轉任省人大常委會。交班時只提了兩件事：繼續抓山、抓法治。
退居二線后，他搬回廣州老城區的兩層小樓。木門褪漆，樓下只有一張舊木沙發和幾把藤椅。90年代中期，王光美到廣東調研，專程想登門拜訪。林若婉拒：“條件簡陋，恐招待不周。”王光美堅持，終于找上門，只見主人身著洗到發白、袖口打著補丁的中山裝，飯桌一碟咸菜、一碗稀粥。她感慨地說：“這樣的日子，你住得下？”他笑答：“好日子留給群眾。”
林若對子女立規甚嚴。長子學機械，如今是工程師；次子從事企業管理；小兒子讀了大學當了教授。談及為何不讓孩子進體制，他只說：“官聲再好，也要有人說閑話，躲得遠點，心里踏實。”這一決定，直到晚年都未改口。
2012年盛夏，林若在廣州病逝，享年88歲。訃告不提個人榮光，只列明“廣東省委原書記”字樣。送別那天，山間各縣自發送來一束束小松枝，車隊沿途鋪出一條翠綠的路。人們記起他當年的一句話：“山綠了，水清了，廣東才算真正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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