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推進全民閱讀高質量發展的媒體責任

自2022年首屆全民閱讀大會期間創辦以來，“閱讀新時代”活動今年已進入第五個年頭。它從一個征文活動起步，成長為集好書推薦、閱讀分享、研討交流、公益捐贈、成果出版等于一體的綜合性文化品牌，成為全民閱讀大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活動累計覆蓋讀者千萬人次，成功入選2025年度期刊深度融合發展創新案例，是30個入庫案例中唯一的全民閱讀類案例。這些成績背后，是一個個來自基層的鮮活的讀書故事，是一顆顆因閱讀而被點亮的心靈，反映了新時代讀者的閱讀風貌和全民閱讀的豐碩成果。

2026年，對于中國全民閱讀事業而言，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2月1日，《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正式施行，標志著我國書香社會建設進入了法治化、規范化、系統化的新階段。全民閱讀不再只是倡導性的文化行動，而被明確納入公共責任框架之中，為全民閱讀的長期推進提供了更加穩定、可預期的制度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再次發出“推進全民閱讀，建設書香社會”的號召，要求全社會都參與到閱讀中來，形成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的濃厚氛圍。領袖倡導、法治筑基、制度護航，全民閱讀正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站在五周年的起點上，“閱讀新時代”活動也將順勢而為、再啟新程。

“閱讀新時代”活動是由中國出版協會、中國期刊協會、中國版權協會、中國編輯學會、韜奮基金會指導，中國新聞出版傳媒集團和廣西出版傳媒集團聯合發起的，是媒體人為推進全民閱讀高質量發展作出的努力與探索。借此機會，就推進全民閱讀高質量發展的媒體責任談談我的一些思考，也算是對于“閱讀新時代”活動進一步走深走實提點建議。

第一，媒體要為高質量閱讀鼓與呼

很多年以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叫《電視應該贖罪》。這篇文章不是指責我們的電視節目有多大問題，而是痛惜因為電視的出現，讓許多人在夜晚遠離了書桌，遠離了書籍。那個時候我就呼吁，應該通過電視把人類最偉大的思想、最美好的心靈、最優秀的經典給最需要精神營養的青少年，給需要過精神生活的成年人。我在文章中呼吁電視要把最好的黃金時段留給閱讀，向全社會推薦優秀書目，解讀經典著作。近年來，《中國詩詞大會》《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國成語大會》《朗讀者》以及中央各地方媒體的讀書欄目在這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但總的來說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大部分媒體的讀書欄目都屬于弱勢群體，在時段和篇幅的安排方面都不理想，不少在茍延殘喘、慘淡經營。如今，在網絡、視頻、AI等沖擊下，深度閱讀、經典閱讀等高質量閱讀方式正被碎片化信息不斷擠壓，成為媒體必須直面的時代命題。因此我再次呼吁：

一是要持續傳播閱讀的價值。媒體要通過深度追蹤、專題報道、人物故事等形式，講述閱讀改變人生、閱讀成就生命的鮮活案例，讓全社會深刻認識閱讀對推動個人成長、職業發展、社會進步的價值，破除“閱讀可有可無、可多可少”等認知誤區，喚醒全民閱讀自覺，特別是“非讀者”群體的閱讀意識。

二是要不斷創新閱讀推廣的方式。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央視的節目外，一些地方媒體在創新閱讀傳播方式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遼寧衛視的《字里行間》節目，在“流量至上”的時代為觀眾搭建起閱讀與文學的“慢世界”，通過普通人讀書勵志的典型故事激發閱讀熱情；河南廣播電視臺的《少年讀中國》節目以創新模式展現新時代文化建設的豐碩成果，引發青少年群體的熱烈反響。這些都是媒體賦能全民閱讀的有益探索。同時，要堅持內容為王，抵制低質、浮夸的“流量陷阱”，讓真正的好內容被催生、被傳播，助力打造“人人可讀、時時可讀、處處可讀、多讀優讀”的閱讀生態。

第二，媒體要為高質量閱讀推薦好書

高質量閱讀的前提是讀好書。當前，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爆炸、節奏飛快、注意力極度稀缺的時代。許多公民并非不愛讀書，而是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也沒有方向去從海量的出版物中篩選出值得閱讀的好書。如果一本推薦的書與他們的實際生活、職業發展、精神困惑毫無關聯，讀書與他們的生存境遇之間仿佛隔著一道無形的墻，那么閱讀就很難成為他們自覺的選擇。換句話說，只有當好書推薦能夠真正回應人們的現實需求，讓讀者感受到“這本書與我有關”“這本書能解決我的問題”或“這本書能點亮我的思考”時，閱讀的興趣才會被點燃，才會真正開啟公民的自主、自覺閱讀。

因此，媒體人、出版人不能只滿足于“我推薦了”，而要去思考“推薦是否有效”。我們需要開發出更多高質量的、精準的推薦閱讀書目，不是簡單地羅列書單，而是要像一名優秀的“閱讀向導”那樣，根據不同人群的生存場景、認知階段和興趣偏好，把合適的書送到合適的人面前。這本質上就是媒體要打造屬于自己的“算法推薦”——不是互聯網平臺上那種追逐流量的商業算法，而是基于專業判斷、人文關懷和讀者需求洞察的“價值算法”。通過這種有溫度、有深度的推薦，引導公民從“被動接受推薦”走向“自主發現閱讀”，在閱讀中看見自己、理解世界、改善境遇。讓每一本好書都與一個真實的生命發生連接，閱讀才能真正成為全民的生活方式。這是媒體的責任，也是我們共同的事業。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我就組織專業團隊研究如何為不同人群推薦好書，我們先后研制了面向幼兒、大中小學生和教師、父母、校長、企業家、公務員等不同群體的中國人基礎閱讀書目，以及涵蓋中小學所有學科的中國中小學學科閱讀基礎書目和面向中小學項目研究的中小學項目學習書目等，這些書目已經成為一線師生選擇書籍的重要參考。

第三，媒體要努力建立專業的書評人制度

有了好的推薦書目，還需要好的書評人。“閱讀新時代”的年度書評在這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但總的來說規模仍然比較小，也不是制度化的書評人體系。

現在有不少所謂的暢銷書，也包括一些所謂的推薦書目，是有人炒作和包裝出來的。最近有兩個消息讓我感到很震驚。一是上海《文匯報》關于警惕功利化“偽童書”霸榜的報道，在一些兒童圖書的暢銷榜中，一些制造焦慮、迎合功利的“偽童書”躋身前列，而像《夏洛的網》《窗邊的小豆豆》《青銅葵花》等則遠在五六十名之后。另一個是《上觀新聞》揭露了一位自稱一年讀了704本書的讀書博主，他推薦的年度最有意義的書11本，最治愈的書44本，重塑、改變或影響價值觀的17本，平均每個月人生觀要被重塑1.41次。

自媒體的閱讀推薦亂象，提醒我們需要有真正的專業、獨立、有公信力的書評。相較于發達國家有很多專職的以評論圖書為業的職業評論家，我國書評領域存在明顯短板：書評人隊伍松散，缺乏行業規范；許多書評淪為出版商的營銷廣告，充斥著“人情評”“紅包評”；真正實事求是、敢于批評、能引導讀者深度思考的書評少之又少。沒有成熟的書評人制度，全民閱讀就容易迷失在信息過載的汪洋之中。

因此，我呼吁媒體要逐步建立我們自己的書評人制度。首先要學習借鑒國際成熟經驗。以美國的《紐約時報書評》為例，為求公正和無偏見，他們設置了眾多避嫌準則，例如編輯要向書評撰寫者求證幾個問題：“你可認識新書作者？你們有沒有寫過有關對方的文章？你們之間有沒有可以引起利益沖突的關系？”程序看似復雜，但非常必要，因為它直接關系到書評報刊所要保持的不偏不倚的獨立立場，它要公正、可信，回避一切利益瓜葛，讓每一篇書評都“干干凈凈”。

結合中國國情，我認為應當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培育一批有情懷、有學養、有擔當的專業書評人，鼓勵出版人、編輯帶頭評書，建立書評人準入和資質認證機制，制定明確的職業道德準則；二是要搭建權威、公正的書評平臺，讓獨立、客觀的評論成為主流，建立嚴格的利益回避制度，杜絕商業化的軟文與浮躁的跟風評價，支持主流媒體開設獨立書評專欄，讓優質書評能夠被讀者看見。

書評人制度是全民閱讀的“質檢員”和“導航儀”。有了它，好書不會被埋沒，劣書不會被追捧，讀者才能真正實現“多讀書、讀好書”。

第四，媒體應該助力構建“閱讀共同體”

閱讀不應僅是私人化的精神享受，更應成為公共生活的紐帶。讓個體閱讀真正走向社會性對話，在社群疏離的今天，格外重要。我們需要通過共讀、共論，重建基于思想共鳴的社會連接。今天的媒體，應該超越單向傳播，主動創造不同類型的社會連接。比如，策劃線上線下的主題共讀、發起公共議題的“書目對談”、呈現不同群體對同一經典的多元解讀，讓閱讀成為一種社交的方式，在對話中消除偏見，在分享中增進理解，將孤獨的讀者連接成一個個有思想溫度的“閱讀共同體”，從而推動從“閱讀”到“解讀”的升華。

在信息過載而意義匱乏的時代，比“讀了多少”更重要的，是“讀懂了多少”以及“能否形成自己的見解”。全民閱讀的更高目標，是培育一個善于解讀、勇于踐行的群體。打造這樣的“閱讀共同體”，應該成為媒體的工作目標之一：不僅要告訴公眾“這本書好”，更要通過深度的作者訪談、文本細讀、跨學科對談，示范“如何解讀”一部作品。媒體要激發公眾的解讀欲和表達欲，從而讓全民閱讀的終點，不再是沉默的接受，而是思辨的表達、創造的轉化和積極的行動。這，才是建設一個創新型社會最堅實的基礎，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愿景的最堅固內核。同志們，朋友們，最是書香能致遠。我們推廣全民閱讀，本質上是在從事一項關于“人民”的再教育、關于“社會”的再前進、關于“文明”的再拓展的宏大工程。媒體身處這一工程的傳播核心，責任重大。讓我們以《條例》施行為契機，不僅要做全民閱讀的“報道者”，更要做深度思考的“協助者”、文化標準的“守護者”、閱讀價值的“締造者”、閱讀社群的“聯結者”和大眾精神的“引領者”。

讓我們共同努力，讓全民閱讀在高質量的引領下，走向更深遠的文化自覺與自信，為建設書香中國、文化強國注入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讓我們共同努力，使“閱讀新時代”成為一個思想回歸深度、精神重獲主權、文化重現活力的真正的新時代！

（本文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朱永新在第五屆全民閱讀大會·“閱讀新時代”分享與推廣活動上的主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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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出版中國

編輯 | 白衣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