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側切成為默認：那一刀之后，她們成為母親

電影《好東西》里的一段聲音蒙太奇被奉為近年來華語電影里最浪漫的鏡頭之一：媽媽在廚房煎雞蛋的聲音，女兒戴著耳機形容像“下暴雨”；陽臺上抖衣服的聲音像“打雷”；吸塵器的聲音像“龍卷風”；把蔬菜扔進水池的聲音像“海豚跳進大海”……

在產房里，也存在類似的聲音蒙太奇：聽起來像水微燒開咕嚕咕嚕冒泡的聲音，是順產后清宮的聲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像在數商家是不是少給了一只蝦，實際是大出血后助產士在數到底用了多少塊紗布；聽起來像廚房里用剪刀剪雞肉的聲音，其實是會陰側切的聲音。

會陰側切，切口通常三到五厘米，長得也就一節指頭長，放在產程的巨大敘事里，像一道不足稱奇的小口子，一句話足以帶過；可放在個人身上，這道小口子映射出的女性困境一點都不小。

那么不體面

助產士把孩子抱到跟前，筱羽睜開眼睛，一團紫色。原來，生命起始于紫色。

“我居然真的生了個人。”筱羽想。

她是那么渴望成為一名母親。在醫院待產，聽到一門之隔的產房傳來新生兒的哭聲，她都會在心里默默送上祝福，夸獎剛來到這個世界的小小生靈“你真棒！”沒細數過，但她一定為好多個孩子送上了祝福，因為她在待產房里待了超過30個小時。

38周產檢當天，筱羽摸著妊娠紋蔓延的肚皮，柔聲說：“寶寶，媽媽有點懷不動了，要不你考慮提前出來跟爸爸媽媽見面呀？”

中午吃完糟粕醋火鍋，回家后拉了肚子。毫無由來地，她心里頭生出一種預感。午睡，睡夢中突然感覺被踢了一腳，肚子上的某個點“砰”地動了一下，去廁所一看，見紅了。

換上病號裙，進入待產室，一陣陣哀嚎沖擊耳膜，“太疼了！”“太難受了！”。待產室里一共八張床，產婦或躺著或跪著，表情猙獰扭曲。筱羽不理解，“不是有無痛嗎？不是有‘人類之光’嗎？”，她覺得不體面，“就一定要哭天搶地嗎？大家都是受過教育的人，就一定要弄出這么大動靜嗎？”這甚至是一種冒犯，她們的粗魯冒犯了本應被幸福弧光籠罩的分娩。

筱羽會為每個新生兒送上祝福丨圖蟲創意

第二天，她就懂了，“體面在產房里一文不值”。在待產室待了一夜，早上九點多，筱羽打上了催產素。那疼痛，像身體里有個拳頭，一拳一拳向下錘肛門；后來變成了鐵錘，一錘一錘砸向肛門。無痛一開始能緩解疼痛——她終于能入睡，瞇了半個小時——可到后頭，藥物的作用寥寥，疼痛“就像一輛卡車先碾過腰，再碾過肛門”。筱羽趴在床上或坐在床邊，這些姿勢疼痛能輕一些；她不由自主咬緊牙關，原來古裝電視劇里分娩咬一塊布的場景是寫實的；她也大喊大叫，不再介意用詞，拉屎就拉屎，尿尿就尿尿，沒氣力用“我需要上廁所”這類文明的表達。她成了她們。

捱到凌晨十二點半，筱羽終于開了十指，進入產房。助產士過來看了看她的情況，說：“估計兩點以后吧。”

在之后的一個半小時里，她先是在產床上踩著腳蹬雙手握住床旁拉桿發力，又下床扶著床沿用上廁所的方式發力，最后又上產床雙手抱腿發力。一直在用力，一直在疼，汗水一遍又一遍沖刷她的身體。助產士幫她做會陰按摩，以防止或緩解撕裂，又教她正確的用力方式——宮縮達到頂峰時，手抱小腿、憋氣、抬頭、看肚子、使勁兒。她第一次知道原來自己一口氣能憋那么久。

產房里三張床，旁邊床的孕婦生了，旁邊的旁邊也生了，就剩她了。墻上鐘表的時針終于指向了“2”，助產士也換班了。新來的助產士在她對面觀察片刻后，過來平靜地告訴她：“一會兒要給你側切一刀。”

和許多準媽媽一樣，筱羽盡自己所能做了功課。她了解側切是在會陰處側著切一刀。她也了解以前側切是常規操作，現在已經不是了，得符合指征才切。

會陰切開術分為側切和正切｜mayo clinic

在互聯網上，側切經常被描述成一種分娩的輔助措施，目的是幫助嬰兒娩出。雖然沒說錯，但這種說法掩蓋了會陰側切的本質，它是一種侵入式的、有創的、手術性干預。

早在1996年，世界衛生組織就提倡限制側切，建議將會陰切開率控制在10%左右。而在我國，2002年部分地區的側切率達到90%以上；2006年上海地區的一項研究顯示，側切率接近100%。一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婦產科醫生告訴我，她剛參加工作時，會陰側切的手術適應征是“初產婦”，那時還實行計劃生育。也就是說，當年只要經歷陰道分娩的女性基本都會被側切。

換到任何一種場景里，一種有創手術有近乎百分之百的實施率都會讓人自然生出疑問——至于嗎？不會有人主張每個膝蓋痛的人都得做關節鏡、每個長智齒的人都得切開牙齦。可在產科，到了孕婦身上，卻曾被理所當然地接受。

筱羽相信專業人士的判斷。側切之前給她打了麻藥，剪子下去的感覺就像她平時在廚房里剪雞肉，有一股輕微的阻滯感，帶著一種韌性，說不好是因為纖維還是因為脂肪。

再然后，筱羽就陷入恍惚了。前一天中午進待產房，到第二天凌晨，除了打上無痛睡的那半小時，幾乎沒合眼；再加上兩個多小時的用力，她太累了。

恍惚間，聽到助產士說：“給兒科打個電話下來一趟。”

身體、意識、潛意識，說不清哪個聽到了這句話，筱羽頓時清醒了，近乎本能地發問：“我的孩子是不是有問題？”

沒人回答她。

她只能揪住心，攢集身體內最后一點力氣，拼命讓孩子快點出來。孩子平安出生，沒有被兒科醫生抱走。至于過程，記憶里模糊一片。

胎膜早破，催產19個小時，側切加撕裂，痔瘡脫出。助產士把孩子放到她身上，筱羽最大的感觸是，那么小小一個人，還挺沉的。

“側切就是這樣”

和所有手術一樣，主流程結束后，到了縫針環節。位于女性外陰與肛門之間的會陰，神經密布，痛感、牽拉感、燒灼感都格外具體。每個人對麻藥的反應又不盡相同。在筱羽身上，麻藥幾乎無效。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半圓形的針穿透皮膚的每一個落點、每一個弧度。她一輩子沒罵過這么多臟話，罵得嗓子都啞了。孩子已經出生，心已落地，在縫針前，腦子里曾冒出過一個想法，“我不要喊叫，別嚇到待產房里的其他孕婦”。可理性在疼痛面前，同樣一文不值。

而這些縫上的線，產后第六天崩開了。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口子，但每走一步路，筱羽都能感到底下扯得發緊，左腿不敢發力，走路一瘸一拐，上下起伏。就那么一道三五厘米的傷口，影響卻真不小。產后第九天，月子會所請來產科主任查房，主任建議她去醫院把線拆了，線吸收不好會影響傷口的愈合。

筱羽不理解：“不是用的可吸收的線嗎？為什么要拆？”

會所的護士耐心地告訴她，要去哪里拆線、掛什么科、怎么和醫生溝通。“看她們的神情，你不會覺得這是一個事兒，不是疑難雜癥，也不是個例，不是‘你居然要去醫院拆線’的口吻，而是習慣了‘你去醫院就好了’。”筱羽猜測這種事情肯定沒少發生。

拆線的痛不亞于縫針的痛，她能感覺到醫生的手指沿著傷口伸進體內，在里面探索，“堪比上刑”。拆完線后，果然，左邊不痛了。臨走前在本子上登記個人信息，筱羽注意到，她前面一個是一位產后九天的媽媽。線不吸收的情況其實很常見，產科隔三差五就要處理一次。

筱羽能迅速處理掉不吸收的線，是因為她住在一個月小十萬的月子會所，身旁專業人士圍繞。那些沒有這么優渥條件的女性會怎么樣？

方芳的傷口沒有崩開，也沒有出現炎癥，但她被切斷了神經。42天產后評估時，盆底肌力總共0到5個等級，她是2級，需要做2到3個療程的治療。專家告訴她，她的傷口算恢復得不錯的。即使傷口長好了，也要半年以后才能沒有感覺，“側切就是這樣”。

盆底肌力總共0到5個等級｜《盆底功能多模態評估體系的專家共識》

半年已經過去了，傷口也已經長好了，可側切的影響還在。方芳喜歡跳拉丁舞，熱情肆意，身體跟隨音樂舒展開來。單腿旋轉原本是她再熟悉不過的動作：左腿撐住，身體擰起，轉過去，干凈利落。可產后重新練習時，她發現自己站不住了。只要重心落到左腿，身體就會不受控制地搖晃；換成右腿，一切又像從前一樣。傷口能愈合，神經能長好嗎？她不知道。

在上世紀末，會陰側切曾被認為既能擴大產道出口、加快產程，又能避免嚴重的會陰裂傷、保護盆底功能，而且相較于自然裂傷的不規則傷口，手術的切口更容易修補、更容易愈合。然而，大量循證醫學證據表明，常規側切并不能帶來上述預期益處，反而與產婦會陰損傷、盆底功能障礙、產后性功能障礙、大小便失禁、感染、疼痛、出血等近遠期并發癥密切相關。

常規側切對女性而言弊大于利。2016年，中華醫學會婦產科學分會產科學組撰寫的《陰道手術助產指南》里明確提到，“主張限制性會陰切開術，即不行常規切開，當有會陰切開指征時才予以切開。”

“主張限制性會陰切開術，即不行常規切開，當有會陰切開指征時才予以切開”丨《陰道手術助產指南（2016）》

截至目前公開的全國數據，2024年我國會陰切開率為19.16%，較2016年的32.17%明顯下降。雖然離世衛組織提倡的“10%”的目標仍有距離，但已經有了明顯進步。（會陰切開術包括正切和側切。正切更容易導致嚴重會陰裂傷，因此，在我國的臨床實踐中，絕大多數時候都是側切。）

然而，數據不能和現實分離。近年來由于政策的變化，二胎、三胎的產婦不在少數。如果把目光聚焦到像筱羽這樣頭一次生孩子的順產女性，在一項覆蓋全國的分娩調查中，初產婦陰道分娩側切率高達41.7%，其中超過一半的側切“沒有潛在臨床指征”。換句話說，十個第一次當媽媽的女性，四個會經歷側切，而其中有兩個可能根本沒必要挨這么一刀。

指南明明白白地寫著不鼓勵常規側切，醫護人員也了解要限制側切，可現實是，我國側切的比例依舊居高不下。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并不是鼓勵大家不經判斷一律拒絕側切。在符合指征的情況下，側切是必要的，像筱羽的情況，側切顯然幫助她母子平安。而在另一些時候，側切是不必要的。我們想問的是，為什么不必要的手段一再被使用？

為什么要去賭？

坊間流行一種說法，認為我國側切率高與亞洲女性體格較小有關，我國側切率高是生理因素決定的。胎兒體重都差不多，歐美女性骨架大，自然生得更“順暢”。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特蕾西·奇迪奧西庫（Tracy Chidyausiku）等學者利用美國加州2007年到2020年間出生/胎死證明與住院出院記錄，按種族/族裔分析了超過65萬例初產、足月、單胎、頭位、陰道分娩的數據。白人作為參照組，側切率約為12.6%。在其他種族/族裔的部分，側切率排名前三的分別是韓國（24.53%）、越南（24.39%）和中國（23.84%）。中國人/華裔孕婦的側切率幾乎快到當地白人的兩倍了，這看似印證了坊間的說法。

然而，當作者調整了模型，讓各種族/族裔的出生地、教育、支付方式等社會因素都變得可比后，包括中國人/華裔在內的其他種族/族裔的側切率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再然后，作者又調整了年齡、身高、BMI、孕期增重、妊娠高血壓/糖尿病等生理性因素，這次，變化要小得多。

作者認為，之所以存在這么明顯的側切率差異，主要原因可能不在于生理性因素，而在于醫療質量、醫療可及性、語言/移民身份相關障礙、不同醫院的臨床照護習慣等社會因素。

醫療決策，不止由醫療指征決定。

凌晨三點多，方芳感受到劇烈的疼痛，三分鐘一次。去到急診，抽血、做胎心監測，醫生說“生孩子都疼”，讓她四個小時以后再來。在醫院附近找了家酒店住下，方芳疼得實在難受，想著去廁所蹲一蹲可能會略微緩解。痛經的女性應該都有所體驗，有時候去廁所確實能稍微減輕疼痛。一坐下，心一驚，內褲全紅了。方芳知道產前會“見紅”，可那應該是輕微出血，而她的血在嘩啦嘩啦地流。

趕緊墊上衛生巾，五點半左右回到醫院急診，宮口大開，一路被推到了產房。方芳記得自己換過兩回衛生巾，25厘米日用，衛生巾的每一個角落都被血染紅了。病歷上客觀地記錄了每一步的時間，5:50上產床，6:23生產。

剛上產床，助產士就跟方芳說孩子胎心有些低，臍帶繞頸，在急產的緊張情況下，擔心孩子缺氧，建議側切。和所有的媽媽一樣，一聽到可能影響孩子，她立刻同意了。

日后，當有閑余細細琢磨產房里發生的事情，方芳不確定自己選對了。剛開始胎心低，可她吸了幾分鐘氧之后，胎心立刻上來了。而且，她也查了資料，知道單純的臍帶繞頸并不是“必須側切”的指征*。更令她難受的是，她沒有得到選擇的機會。和筱羽用力到恍惚不同，方芳壓根一次都沒用過力。幾乎可以說是上了產床，就切了。整個分娩過程她都被排除在外。懷胎十月，方芳和孩子緊緊綁定在一起，親密無間。可到了最關鍵的分娩環節，她想要相信自己的身體，她希望能參與到分娩中來，卻被一把推開。她覺得自己“被舍棄了”。不該如此的。

*編者注：胎心并非單純看數值高低，胎心的變異、加速、減速才是助產的醫護人員判斷胎兒宮內情況的參考標準。如果只是變異減速，那確實不值得側切，如果已經出現晚期減速，那側切就是非常必要的。

月子期間，方芳打了北京市民熱線12345投訴，投訴的不是側切，而是急診醫生。她第一次去急診已經開了二指，三分鐘一次的宮縮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當時就應該收她住院。可急診醫生沒有。一個多小時后，她開到五指，在酒店里大出血。匆忙趕回醫院，匆忙被抬進產房，急產，本都可以避免。

第二天，方芳就得到了回應。產科主任打電話給她，表示急診醫生確實做錯了，以后會加強培訓；又說側切都是有嚴格指征的，不是隨便切的。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切，當時現場的情況他不了解，沒辦法下判斷。

主任問她有什么要求。方芳不想要錢，這不是她的目的。其實，家里人都不同意她投訴，投訴了又能怎么樣？傷口不能復原，錯誤不能糾正，還勞心勞力。在月子期間，方芳不但要顧著孩子，擔心自己的事業，她還跑了兩次客戶。即便如此，她仍堅持要投訴。她需要一個說法。

產科主任又問，怎么樣能補償她。方芳提了兩點，一是希望產后康復由院里的知名專家來做，二是她要急診醫生的道歉。

有的東西能畫上句號，有的不能。方芳偶爾會琢磨，當時換一個更資深的助產士，結果會不會有所不同？

一位在蘇州某三甲醫院工作了十年的助產士坦陳，側切確實會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所有的側切都會記錄在案，有的助產士技術不過硬，側切率就會高，需要研究改善的方法。有的助產士缺乏信心，會擔心“不做側切，孩子一時半會出不來，缺氧腦癱了怎么辦？”，擔心“不做側切，孕婦裂傷很大怎么辦？”。保險起見，有時候就會切一刀。

鄭州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的楊靖萱和白樺在2019年12月到2020年初，對河南省90家公立醫院的900位產科醫生和助產士發放了線上匿名問卷。大部分醫護人員都了解側切不會讓傷口愈合更快、不會減少會陰疼痛，也知道側切不能降低尿失禁和盆腔器官脫垂的概率。然而，在實踐中，針對頭胎的孕婦，能做到“側切率不到30%”的人只有35%，20%左右的產科醫生和助產士側切率高達60%到90%，甚至有68位助產士幾乎每次接生都會側切。至于原因，第一位是 “為了減少III度、IV度嚴重會陰裂傷”。 第二個原因是“擔心胎兒窘迫”，其余的原因包括“會陰厚/腫脹”、“容易縫合”、“為了縮短第二產程”等。作者特別提到，“機器監測到胎兒心率下降的發生率要高于真正胎兒窘迫的發生率，我們擔心助產士會因此過度使用會陰切開術。”

會陰裂傷的分度丨《陰道分娩后嚴重會陰裂傷的熱點問題及管理策略》

大多數受訪的醫護人員都認同不應該做常規側切，可當被問到“你認為現在的側切率高不高？”時，有42.11%的受訪者認為這個比例“差不多合適”，甚至“太低了”。受訪醫院的平均側切率約為45%。

有的東西不會寫進論文里。工作了十年的助產士告訴我，在醫患關系如此緊張的當下，“做側切也是一種自我保護。”一旦出現醫療糾紛，會回頭看操作流程，來判斷助產士有沒有采取必要的手段快速結束分娩，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有沒有做側切？如果沒有做側切，即“罪證之一”。那么，在“切”與“不切”之間，在兩可之間，換作是你，你會怎么選？

“側切一個是為產婦，一個是為寶寶，最后一個也要考慮自己是不是要一腳邁進法院了，”這位助產士說，“有些事情是確定的，有些事情不確定。在產婦和孩子面前，我們還是傾向于選擇確定的東西，為什么要去賭？”

從這個角度講，側切之所以容易變成默認，不是因為證據一邊倒支持它，而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看起來更可控、更可操作的風險管理方式。女性的身體被當成一個“風險”，需要“被管理”以將風險降到最低。

不被相信的女性身體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家庭醫學系與兒科學系榮休教授邁克爾·克萊因（Michael C. Klein）在上世紀80年代發起了北美地區的首個側切隨機對照試驗。克萊因教授曾在埃塞俄比亞和英國行醫多年，兩地都極少做常規側切。可回到加拿大，他發現所在機構的整體側切率超過60%。這使得他開始質疑側切的必要性。

試驗在申請經費階段就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克萊因1986年向加拿大醫學研究委員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提出申請，四位評審里有三位抱支持態度，可他沒有拿到資助。他轉頭向加拿大衛生與福利部（Health and Welfare Canada）提出申請，受到強烈的質疑。評審認為研究不會帶來多少新知識、也算不上重大健康問題，直言“還有更重要的女性健康問題值得研究”。克萊因反駁道，像側切這樣常見的外科操作，竟然長期缺乏高質量的科學研究——在克萊因之前，英國的研究者做了全球第一例側切的隨機對照試驗，同樣說明常規側切沒有必要。產科醫生從20年代起就開始對女性會陰動刀，可直到80年代才有研究出現——本身就說明產科對這類問題缺乏興趣，認為關于女性疼痛的研究“不夠光鮮”、“不算真正的科學”。

雖然評委會態度分裂，克萊因還是拿到了兩年的資助，因為該部的一位女性官員強烈支持此項目。

項目結束后，論文發表又成了難題。連續被兩家主流期刊拒絕后，論文最終發表在了一個剛創刊的電子期刊上，隨即引發了大眾媒體的關注。

克萊因將從業者對限制側切的抵觸比做伽利略提出日心說。他認為，之所以項目受到這么大阻力，因為他們挑戰的不只是側切本身，而是觸碰到現代產科的核心“范式”。20世紀20年代初，社會出于恐懼——對母親和嬰兒死亡的恐懼——把分娩的控制權交給了產科醫生。醫生常規使用會陰切開和低位產鉗，后來又使用剖宮產，來解決那個時代分娩中確實存在的現實問題。隨著醫學的進步，分娩已經不再那么危險了，產科的范式卻沿襲了下來。該范式認為分娩過程是“病態的”，需要被管理和控制，認為女性的身體是復雜的、脆弱的、不可信任的。

事實上，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即紅房子醫院）護理部副主任、主任護師顧春怡說：“分娩是一種自然的生理過程。正常的低危產婦，不需要任何醫學干預就能完成分娩。”

“正常的低危產婦，不需要任何醫學干預就能完成分娩”丨圖蟲創意

2006年，顧春怡剛進入產房工作時，不但側切率高，剖宮產率也很高，產房里仍然沿襲舊的范式，“產科的重心放在醫療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上，助產士更像是一個技術的執行者”。近些年來，世界衛生組織持續推廣提倡自然分娩，避免分娩的過度醫療化，助產士的身份也發生轉變，回歸本源，“助產士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陪伴者，幫助女性發揮生育本能”。

助產士的英文是“midwife”，源自古英語，“mid”意為“和（with）”，“wif（e）”意為“女性”，因此助產士的重要原則之一是“being with women”，即“和女性在一起”。

作為三甲專科教學醫院里的帶教老師，顧春怡經常告訴學生“要學習一種‘無為’的理念，這種‘無為’實際上是‘不妄為’，就是要順應女性分娩的自然規律，或者說不通過隨意的干預來實現分娩。”

遺憾的是，有的時候，甚至是女性自己不信任自己的身體，認為身上綁得儀器越多、藥物用得越多，越安心。我們生活在一個極度規避風險的社會里。一次又一次胎教課程、一本又一本育兒書籍，重復向女性灌輸同一個理念：保證胎兒的安全是媽媽的責任。和自然的、不可預測的正常分娩相比，醫學干預下的分娩是可控的、是風險最低的分娩形式，哪怕可能對女性造成傷害。這背后的潛臺詞是，完美的胎兒比完美的分娩更重要。

持續不斷的胎心監測，在許多女性看來是分娩必不可少的舉措。可是，身上綁著儀器會限制產婦的活動。“我們鼓勵自然分娩的產婦適當走動或變換體位，這樣可以促進寶寶胎頭的下降。”顧春怡解釋說。低危情況下，持續的胎心監測可能導致產程的延長，而產程過長又可能衍生出其他的問題，導致醫護人員不得不繼續采取醫學干預手段，比如催產、人工破膜、側切等。

顧春怡主持的一項研究，分析了1209位低危陰道試產女性的數據，ChatGPT整理｜Pregnant women’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trapartum interventions, and duration of labour in urban China: a multi-center cross- sectional study

在社交網絡上，不使用硬膜外鎮痛有時被貼上“愚昧”的標簽。但顧春怡說，很多人只想到用藥物止痛，實際上分娩鎮痛應當采用“多模式鎮痛”——也就是藥物與非藥物方法相結合。藥物的效果雖然較確切，但也有其局限，還應該借助調整呼吸、音樂療法、給予孕產婦足夠的身心支持等非藥物方式來協同鎮痛。疼痛本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生理現象，根據國際疼痛研究協會的解釋，疼痛是“一種不愉快的感覺與情感體驗，它與實際或可能存在的組織損傷有聯系”。

連續胎心監測的非必要性、多樣化分娩鎮痛選擇，都需要提前告知媽媽們，通過助產士門診、孕婦學校分娩教育等方式，讓媽媽們知道還存在其他的選項，“讓她們參與到決策中來。能不能把對分娩的控制權給到孕產婦，這一點很重要。”顧春怡說。

今年是顧春怡在紅房子醫院工作的第二十一個年頭，接觸到的孕產婦不計其數。她帶領團隊創建“一體化家庭產房”，讓孕產婦享受從待產、分娩、產后休養到出院的零周轉、全鏈式服務，她們在專業助產士和家人的共同陪伴下，在私密的家庭化房間內完成分娩的整個過程，保證了女性的分娩體驗是連續的，無需先到待產室、再去分娩室、生完再被推到病房去。如今她所在的醫院產房，側切率能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提倡的10%的標準，甚至有時能達到5%左右。也就是說，女性的身體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我國不同地區、不同產房的臨床實踐差別顯著。有的地區，允許家人陪伴待產；有的地區，整個分娩流程產婦都是一個人。即便打上了無痛，疼痛依舊讓筱羽失去了“體面”。她這么描述疼痛與孤獨的關系：“你在一個封閉的空間，孤身一人，孤立無援。再加上疼。咱們平時摔一跤，擦破皮了，第一次你能爬起來，拍拍灰。第二次，你也能安慰自己。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直摔下去呢？哭喊是解決不了問題，但你太需要一個宣泄口了。”

側切的同意書，有的產婦是自己在產床上簽的，有的是丈夫簽的。一位產婦因此憤憤不平，“為什么在產房里不讓我簽？為什么要別人替我簽字？我好像沒有被當成一個成年人，一個能為自己行為負責任的人。”

再比如，在江蘇工作的助產士回憶，2015年她剛參加工作的時候，就已經在用連續縫合的方式縫針了。連續縫合比間斷縫合更能減輕女性的疼痛，減少并發癥。可2016年，還有學者以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的產房為對象，研究如何降低順產的會陰損傷、降低側切率。其中一條建議便是用連續縫合取代間斷縫合，但該建議無法在產房里推廣，因為“目前科室助產士均習慣于間斷縫合，如果再統一規定連續縫合則可能造成工作效率低，且可能因為一針出錯，導致全層拆開重逢。”直到去年，2025年，還有論文利用現實世界里的數據比較兩種縫合方式的優劣。

間斷縫合是縫一針打一個結，連續縫合是縫完再打結，能減少留在身體組織里的線頭｜中山大學臨床技能中心

有的產房推崇自然分娩，相信女性的身體；也有的產房反其道而行之。顧春怡經歷過常規側切的年代，經歷過側切率70%、80%的年代；她經歷過“24小時隨叫隨到”的制度，曾經半夜兩三點被叫起來趕往醫院產房擔任“導樂”陪伴分娩和接生，也經歷過2015年、2016年左右的生育高峰。沉甸甸的經歷讓她明白，有的東西并不由個人決定。一個助產士在產房里的每一次判斷，看似來自個人經驗、技術習慣和風險感知，但其背后有一個龐大的影子。

為了孩子，你為什么不能忍一忍？

“好冷啊。”分娩結束后，謝欣婷迷迷糊糊地想。整個腦袋像要塌縮一樣，“大夫，我特別想睡覺。”

醫生叮囑她，千萬不要一個人上廁所。

失血過多原來是這種感覺，事后她才明白。怪不得助產士數了半天紗布，原來側切那一刀切到了動脈。

謝欣婷沒想到分娩會是這副光景。整個懷孕過程只有一段小插曲——第六周的時候她流血了，之后，一路坦途。她在本子一條一條記錄下自己的困惑，記錄下孩子的胎心，每次去產檢，醫生都夸她：“你將來一定會是個好媽媽。”

醫生叮囑她要控制體重，定期運動。她嚴格遵守，孩子出生時體重5斤5兩。新生兒體重超過8斤，被稱為巨大兒。巨大兒并不只是“孩子長得壯”，它會讓分娩變得困難。胎兒越大，越容易出現產程延長、難產、肩難產，母親發生剖宮產、產后出血、嚴重會陰裂傷的風險也會上升。

正月初二凌晨兩點多發動，內褲上有液體，她分不清是尿還是羊水。四點多趕到急診，醫生說宮縮強度很大，但還沒有破水。謝欣婷回家收拾好生產要用的東西，洗了個澡，見紅了，早上六點多回到醫院。

和筱羽、方芳相比，謝欣婷的前半段經歷可以說是從容順利。住進待產室，監測胎心，打無痛。親切的護士，溫柔的麻醉醫生，讓她漸漸安下心來。

接著，就像被放在一條流水線上，打催產素，人工破水，中午十二點左右進入產房。沒人告訴她是不是一定得打催產素，也沒人告訴人工破水是否有必要。一系列流程用她的話形容“簡單粗暴”。每一步驟完成后，她都會連聲道謝。自己沒有按計劃生產，發動當天是37+1，第三十七周的第一天，匆匆忙忙，還是大過年的……謝欣婷在自己身上找了足夠多的“錯誤”，說：“我就想我客氣一點，她們是不是能對我好一點。”

進到產房，她按照助產士的指示，像“大便”一樣用力。“你不會用力。”助產士丟下一句話，便走到一旁。

謝欣婷被晾在產床上，不知道自己接下來應該干什么，耳畔是護士準備手術器材金屬撞擊發出的清脆聲。

產科手術器材丨圖蟲創意

是繼續用力？還是歇一會攢夠力氣再用力？她問旁邊的護士，護士回答：“你先等會兒。”

助產士回到產床旁。打麻藥沒告訴她是為什么，側切沒告訴她，用產鉗沒告訴她，切到動脈大出血更沒告訴她。幾個人輪流壓在她肚子上，孩子像是被“壓”出來的。

無論如何，孩子總歸平安降世。聽到孩子的哭聲，她長舒了一口氣。

“是男孩還是女孩？”

沒人回答她。

“是男孩還是女孩？”

依舊沒人理她。

“是男孩還是女孩？”

她堅持不懈地問，一個護士回了一句：“待會兒抱給你看。”她覺得那個護士像天使。

謝欣婷認為自己是個“雄鷹般的女人”，一個人做產檢來去自如，纖細敏感這類詞不適用于她。她在回憶自己生產經歷時，沒有過多描述情緒，只說自己“很驚訝”。她說：“在全國聞名的三甲醫院，不管你能不能生，側切產鉗都給你來一套，像流水線一樣。”

手術同意書全是后補的，謝欣婷都生完了，護士找她老公簽的字。簽完字，蒙在鼓里的老公還給她發消息，給她加油鼓勁。分娩結束后，夫妻倆一交流，識破了醫院的違規操作。老公氣憤不已，要投訴醫院，謝欣婷勸他“算了”。她實在太累了，可能是因為失血過多，可能不是。她無心分辨。

月子期間，她一遍一遍勸慰自己，“當初選公立醫院而非私立，就是不愿冒險，希望母子平安。現在母子平安了，還奢求什么？”“醫護人員那天確實很忙，過年值班，可能就她們一組人，那天人還格外多，一天就收了十多個孕婦。將心比心，換做是我工作了一天很累，我也不可能有好態度，對誰都好。”“也不是光我切了，除了二胎的，那天產房里每個人都挨了一刀。”“雖然傷口又疼又癢，我會想可能我真的需要側切，只有切了這一刀，才能母子平安。”

說罷這一長串的理由，她停下來笑了笑，說：“我是不是有點在給自己洗腦？”

謝欣婷的遭遇不是孤例，業界甚至發明了一個術語來指代她的經歷——產科暴力（obstetric violence）。顧春怡與我交流那天正好是國際助產士日，醫院工會和護理部還特別為全體助產士準備了蛋糕慶祝。今年國際助產士日的主題是“世界亟需新增一百萬助產士”。｜國際助產士聯盟

顧春怡與同事在2021年7月到12月間對全國180家“愛嬰醫院”進行調查，按東部、中部和西部對醫院進行分組。結果顯示，會陰切開率最低的是東部地區，20.0%，其次是西部地區，21.7%，最后是中部地區，28.6%。

顧春怡和同事進一步統計發現，180家愛嬰醫院的產房一共配有4159名助產士、1007名產科醫生。助產士與產科醫生的配比4.1:1，比日本（2.4:1）和英國（3.9:1）都高，還高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護士與醫生比例2:1。可一旦和接生數一平均，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2018到2020年間這些醫院合計接生2,055,692例，平均每名助產士每年要對應272例分娩。這個數字在日本是42，韓國是49，德國37，丹麥28。這還是在生育意愿已經下滑的時期。世界衛生組織將每名助產士每年對應175例分娩視為上限，超過意味著工作負荷偏重。

如果把這批醫院的分娩總數加在一起算，平均每發生1000次分娩，大約只有2名助產士能提供服務。在法國等歐洲國家，平均每發生1000次分娩，至少有25名助產士能提供服務。現實里，助產士還不能只站在產床邊接生，她們還要寫記錄、觀察產程、處理急診、協助產科醫生等。更為關鍵的一組數據是，在這180家醫院里，助產士配置越充足，會陰側切率越低。

所以，會陰側切不只是一個技術選擇，也不只是助產士的個人選擇。差異更不是從骨盆里直接長出來的，差異可能來自于制度。在制度壓力、資源不足、風險規避文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產婦的知情同意權、身體自主權和尊嚴可能都會被忽視。

“產科暴力”有時會通過更為隱秘的形式顯示其存在。上文提到醫護人員選擇側切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預防III度、IV度嚴重會陰裂傷。世界范圍內III度、IV度的嚴重會陰裂傷的發生率為3%到6%，而III度、IV度會陰裂傷在我國三級醫院發生率分別為0. 055%、0. 015%，在二級醫院發生率分別為0. 049%、0. 013%，遠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要么是我國的接生技術冠絕全球，要么是人為原因壓低了數據。顯然，后者更為現實。III度以上的會陰裂傷屬于嚴重的分娩并發癥，一度被認定為不良事件，要求必須上報。國家衛健委連續幾年將“降低陰道分娩并發癥發生率”列入國家醫療質量安全改進十大目標之中。

而其導致的結果是，女性當事人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她們甚至很難知道自己處于幾級裂傷。嚴重會陰裂傷的女性是最需要幫助的人群，然而，越不上報，越不研究，越不關注，我國“對于嚴重會陰裂傷患者的治療、護理、遠期隨訪及相關研究均不完善，且大多數機構缺乏對會陰Ⅲ、Ⅳ度裂傷的定期培訓，導致不規范的治療影響患者遠期生活質量。”（《陰道分娩后嚴重會陰裂傷的熱點問題及管理策略》）

III度會陰裂傷｜mayo clinic

IV度會陰裂傷｜mayo clinic

美國社會學家芭芭拉·卡茨·羅思曼（Barbara Rothman）指出，現代產科最強大的地方，不只在于它能干預身體，而是它能把某些干預包裝成理所當然的、負責任的選擇。于是，原本應該被討論的問題——有沒有別的辦法、有沒有足夠指征、有沒有經過同意、醫療干預到底換來了什么——很容易被改寫成另一個問題：為了孩子，你為什么不能忍一忍？在這種敘述里，女性的疼痛、創傷和后遺癥都會被解釋為“正常的代價”，而不是一個需要被認真審視的決策。

羅思曼認為，女性是能選擇順產還是剖宮產、能選擇是否側切，然而討論“女性主體地位”時，只關注選擇權是不夠的。主體性更體現在女性應該有權經歷自己的分娩，有權表達自己的身體經驗，而不是在醫學的話語下被當成一個容器、在現行的制度下被當成一個需要管控的風險。

她曾說過的一句話被廣泛引用，也被她放在自己主頁最顯眼的位置：“分娩不只是讓一個孩子誕生。分娩也在讓一位母親誕生——讓她變得堅強、篤定、富有能力；讓她學會信任自己，認識到自己內在的力量。”

成為母親

筱羽把成為母親的那天稱為她的“創傷日”。分娩后回到病房，她嘗試小便。底下的肌群“七零八落，潰不成軍”，每次用力，地心引力都像“沾了辣椒水的皮鞭”，疼得她大汗淋漓，最終以插上尿管告終。每一次從床上試圖起身，身體的不適都在提醒她自己有多糟糕。直到生育完的第二天下午，臨近黃昏，她才能勉強站起來五分鐘。她用手機記錄下了這美好的五分鐘，提醒自己不要忘了。

當天筱羽站起來后拍下的晚霞｜受訪者提供

筱羽把自己的經歷用文字記錄下來，也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痛苦。總有人說，當媽媽的幸福會抵消掉痛苦，她不同意。幸福是幸福，痛苦是痛苦。她的身體里就像有兩個罐子。要談幸福，她能從罐子里抓出一大把；要談痛苦，同樣一抓一大把。幸福和痛苦，不應該、也不能被混淆。

我曾把謝欣婷的故事簡單講給筱羽聽，講到謝欣婷最后沒有投訴，筱羽問我：“你不理解吧？”她知道我未婚未育。

我說是，我不理解，被這么對待怎么能算了。

她卻說：“一說‘算了’這個話，我一下就能共情了，我能明白她。投訴要把自己的傷口再扒開，你還要再回憶一遍。都已經經歷過了，你還能怎么樣？生活還要繼續，你得養孩子，還要修復自己的身體和精神。你得做個負責任的成年人。”

什么是成年人？成年人就是在產房上縫針時，罵得喉嚨都啞了，下身卻一點沒亂動，倘若沒縫好，遭罪的還是自己。“該尖叫尖叫，該縫縫，”筱羽說，“成年人‘發瘋’也得評估后果。”

成年人就是，放不下的，千方百計讓自己放下。方芳得到了道歉，得到了在專家那里做產后康復的機會。該投訴也投訴了，能做的也都做了。她會擔心側切到的神經是不是日后都長不好了，可她無力改變，她會繼續跳舞，繼續旋轉。只是，如果有一次重來的機會，方芳堅定地說：“我一定會跟助產士說‘我想再努力一次’。”

成年人就是，傷疤還沒好，就往前看。謝欣婷盡量讓自己忘掉產房里的經歷，全身心地投入到母親的角色中。成為母親后，她不需要看一本又一本育兒書，不需要按照一條條建議來規范自己的行為，“我只要順從我的第六感也好，生命的直覺也好——我不知道這么形容對不對，有點語言貧瘠——去愛孩子，孩子就能成長得很好。”謝欣婷說。她發現母親與孩子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聯結，將其稱為自己身上的“動物性”。她喜歡自己全新的一面。

只是，側切的傷口還是會痛，如針扎一般，尤其是在陰雨綿綿的夜晚。每到此時，謝欣婷的耳邊就會回響起當天產房里助產士反復嘟囔的一句話：“來不及了，切吧。”

（筱羽、方芳、謝欣婷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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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雪竹

編輯：Odette、黎小球

審核：飛刀斷雨（婦產科醫生）

封面圖來源：Nano Banan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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