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瘟疫的萬人坑：誰被埋在了那里？

541年，一種可怕的疾病席卷拜占庭帝國。后世稱之為"查士丁尼瘟疫"，以當時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命名。這場瘟疫反復肆虐近兩百年，奪去數千萬人的生命。這是有記錄以來第一次鼠疫大流行。

在約旦古城杰拉什，約兩萬居民中近半數在短時間內死亡。死者的遺體堆積速度太快，人們不得不放棄原本神圣的葬禮儀式。這座城市曾經的賽馬場——一個曾舉辦戰車競技的競技場——當時已改作陶瓷和紡織工場，瘟疫來襲后變成了亂葬坑。

"幾天之內就填滿了——數百具遺體，"南佛羅里達大學遺傳學家蔣瑞斯告訴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的杜麗·布斯卡倫，"沒有任何儀式，沒有陪葬品，只是最低限度地把遺體處理掉，搬離城市。"

去年，蔣瑞斯的團隊確認了這場瘟疫的元兇：鼠疫耶爾森菌。最近，蔣瑞斯與同事們對杰拉什亂葬坑出土的人骨進行了新分析。這項研究發表在《考古科學雜志》上，揭示了關于瘟疫受害者的細節。研究人員表示，關于他們的社會如何運轉、災難來襲時誰最脆弱，這些教訓對現代健康危機仍有借鑒意義。

六世紀的拜占庭帝國——羅馬帝國東半部——地跨地中海大部分地區，包括北非、南歐和安納托利亞。杰拉什是貿易要道上的樞紐城市，也是瘟疫的重災區之一。

當時的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親歷了拜占庭（今伊斯坦布爾）的瘟疫，他寫道："死亡有時立即降臨，有時則在許多天后。有些人的身體上冒出黑色膿皰，約扁豆大小，這些人甚至活不過一天，全部立即死亡。還有許多人無緣無故地嘔血，隨即死去。"

這座賽馬場在1990年代被發掘，考古人員出土了超過200具骨骼。遺骸年代可追溯至六世紀中葉至七世紀初——即瘟疫的第一波。蔣瑞斯告訴《衛報》的理查德·拉斯康姆，這些骨骼屬于男女老少，"有壯年人，也有青少年"。

牙齒中的同位素提供了關于這些人生前飲食和遷徙的信息。鍶同位素能顯示一個人童年時期生活地的地質特征，氧同位素則反映當地氣候和水源。通過分析，研究人員發現這群受害者并非杰拉什本地人。

"同位素數據顯示，他們來自四面八方，"蔣瑞斯說，"有些人來自很遠的地方。"

這一發現與杰拉什作為貿易中心的地位相符。這座城市位于連接阿拉伯半島、地中海和內陸地區的商路上，可能是瘟疫沿貿易網絡傳播的節點。但這也意味著，當瘟疫來襲時，城里擠滿了外來者——商人、旅行者、季節性工人——他們在陌生城市突然面對致命疾病，沒有家人支持，死后被匆匆埋入集體墓穴。

DNA分析進一步揭示了受害者的遺傳背景。研究團隊從牙齒中提取了古代DNA，發現這群人具有高度多樣性，暗示他們來自不同族群。這與同位素證據相互印證：杰拉什的瘟疫受害者是一個流動性強的群體，而非封閉的本地社區。

蔣瑞斯指出，這種人口構成影響了城市的應對能力。"當你有大量流動人口，社會結構就會不同，"他說，"沒有大家族網絡來照顧病人、處理死者。"

這與現代疫情中的觀察驚人相似。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流動人口、臨時工和邊緣群體往往承受了不成比例的健康沖擊。他們更可能從事無法遠程進行的工作，更缺乏醫療資源，死亡后也更難被統計和紀念。

研究團隊還分析了骨骼上的應激標記。牙釉質發育缺陷——牙齒上可見的生長線——顯示許多人在童年時期經歷過營養不良或疾病。這表明，即使在瘟疫爆發前，這群人的生存條件也已相當艱難。

"這些人不是精英階層，"蔣瑞斯說，"他們是工人，是普通人，是在社會邊緣掙扎的人。"

賽馬場亂葬坑的埋葬方式本身也說明了緊迫性。遺體被層層堆疊，沒有遵循當時典型的東-西向基督教葬式，也沒有隨葬品。一些骨骼顯示死后被移動過的痕跡——可能是為了騰出空間容納更多死者。

但研究團隊也注意到一個矛盾現象：盡管埋葬倉促，遺骸并未顯示暴力或恐慌性埋葬的證據。沒有骨折表明尸體被粗暴丟棄，排列方式雖不規則，卻仍有某種組織性。

"有人在管理這個流程，"蔣瑞斯推測，"即使在崩潰邊緣，社會仍在運轉。"

這種"有組織的混亂"引發了關于危機響應的有趣問題。是誰決定把賽馬場改成墓地？誰負責搬運遺體？這些問題的答案已隨時間消逝，但骨骼本身保留了關于權力、責任和社區韌性的線索。

研究還觸及一個更廣泛的考古學爭論：如何識別歷史上的瘟疫。鼠疫耶爾森菌的DNA證據是確鑿的，但蔣瑞斯強調，僅憑病原體不能講述完整故事。"找到細菌只是第一步，"他說，"我們想了解的是，這對活生生的人意味著什么。"

在杰拉什，這意味著一個多元、流動的城市人口在極端壓力下暴露出的脆弱性。同位素和DNA證據共同描繪出一幅畫面：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因貿易和生計聚集于此，卻在瘟疫中共同死去，被集體埋葬。

這種"生物文化"研究方法——結合遺傳學、同位素分析和考古背景——正在改變科學家理解古代疾病的方式。不再只是統計死亡人數，而是追問：死者是誰？他們如何生活？社會如何回應？

對于現代讀者，這項研究提供了一個冷靜的提醒：瘟疫從不隨機襲擊。社會結構決定了誰最容易暴露、誰最難獲得照顧、誰死后最可能被遺忘。杰拉什的亂葬坑里埋著的不是抽象的數字，而是具體的人——他們的牙齒記錄了童年的饑餓，他們的骨骼標記了最后的旅程，他們的集體墓穴見證了一個城市在壓力下的選擇。

蔣瑞斯希望這項工作能為未來研究建立模板。"每個瘟疫遺址都有自己的故事，"他說，"杰拉什告訴我們，當你仔細看，骨骼會說話。"

至于那些聲音在說什么，研究團隊謹慎地避免過度解讀。同位素顯示流動性，DNA顯示多樣性，埋葬方式顯示緊迫性——但這些碎片如何拼合成關于六世紀生活的完整敘事，仍有待更多研究。

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杰拉什的本地居民去了哪里？如果亂葬坑里的主要是外來者，那么占城市人口一半的死者中，另一半被埋在哪里？也許在其他尚未發掘的地點，也許在家庭墓地中遵循了正常葬儀。這種"雙軌制"死亡——外來者被集體匆忙埋葬，本地人獲得個體儀式——將是未來挖掘的重要線索。

另一個開放問題是瘟疫的長期社會影響。杰拉什在七世紀后逐漸衰落，但衰落的原因究竟是瘟疫、地震、貿易路線改變，還是多種因素疊加，考古學家仍在爭論。蔣瑞斯的研究沒有解決這個大問題，但它提供了一個微觀視角：在衰落之前，先有一場危機，而危機中最脆弱的是那些最邊緣的人。

這種從具體到一般的推理，正是古代DNA研究的魅力與風險所在。一方面，牙齒和骨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個人細節；另一方面，從幾百具遺骸推斷整個社會的運作，需要謹慎的推論和充分的 caveats（警示說明）。

蔣瑞斯在多個采訪中強調了這種局限性。"我們不是在重寫歷史，"他告訴《衛報》，"我們是在添加新的維度。"

對于科普讀者，這種誠實或許比任何戲劇性發現都更有價值。科學不是一系列"顛覆認知"的頭條，而是漸進式的、常常不確定的、但持續深入的追問。杰拉什的亂葬坑研究沒有推翻任何教科書，但它讓我們對一千五百年前的死亡有了更具體、更人性化的理解。

最后，這項研究留下了一個適合現代思考的尾巴。當我們談論"大流行準備"時，往往聚焦于疫苗、藥物、醫院容量。但杰拉什的故事提醒我們，社會韌性同樣取決于誰被納入照顧網絡、誰被排斥在外、誰在危機中成為"可犧牲的"。這些選擇不寫在病原體基因里，而寫在人類社會的結構中——古代如此，今天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