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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考古】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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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蒙河
復旦大學考古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多年來倡導構建公眾考古學,出版圖書《考古不是挖寶》《考古好玩》《考古真好》等,策展浙江良渚博物院和陜西考古博物館等,參與中央電視臺《中國考古大會》《中國國寶大會》《何以文明》等節目策劃錄制。
打開初中歷史課本,我們會看到許多考古遺址。例如舊石器時代的元謀人、藍田人、鄖縣人、北京人、山頂洞人等古人類遺址,再如新石器時代的河姆渡、半坡、良渚、陶寺等遺址,它們都是遠古時代古人生活過并且被考古發現的著名遺址。那它們是如何得名的呢?
人類的各種行為都是發生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里的,這就構成了一個可以定位坐標、足以辨識分類的時空框架。像元謀人是170萬年前生活在云南省元謀縣的古人類,于是就被命名為元謀人;像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遺址,其名稱源自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良渚鎮。那為什么不以時間即年代來命名,而要以空間也就是地理位置來命名呢?這就要說說考古新發現命名的邏輯和原則了。
從命名邏輯上看,以年代來給遺址命名不易分辨,容易重復,不太可取,如把元謀人遺址命名為“170萬年遺址”、把良渚遺址命名為“5000年遺址”,識別度都不高。而且遺址年代相近的話,更會造成錯亂,像與良渚古城遺址同時代的遺址,全國有成百上千個之多,如果都用“5000年”這個時間來統一命名,那就如同俚語形容的那樣:傻傻分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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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遺址
從命名原則上看,考古學不但常用空間地理的名字來命名遺址,而且一般采取以辨識度高、不易重復的地名及地貌等特征來命名的原則。相對來說,舊石器時代遺址的命名與新石器時代還有所不同,前者多用大地名,后者多用小地點來命名。
具體來說,舊石器時代由于古人數量還很少,留下的遺址也不多,鮮有重復現象,命名往往用到城市或縣一級足矣。像藍田人就是用陜西省藍田縣命名的,鄖縣人就是用湖北省鄖縣(今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命名的,北京人雖是用北京這個城市命名的,實際上其發現地也叫周口店遺址,而山頂洞人則是用周口店遺址上的一個山洞來命名的。到了新石器時代,古人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留下的遺址越來越多,一個城市或一個縣常會發現幾十上百處遺址,那就只好縮小到用街道、社區或村莊名字來命名以免遺址名稱“撞車”了。例如,河姆渡遺址是由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村而得名,半坡遺址因陜西省西安市半坡村而得名,而陶寺遺址則是用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命名的。
然而,正如同人的名字會有重復一樣,街道、社區或鄉村也難免有重名的現象。還記得前些年我們在長江三峽地區考古時,到一個叫“陳家壩”的村子去發掘,可是發掘了一陣子之后,并沒有發現地下有什么遺址。后來才弄清楚,原來江兩岸各有一個陳家壩村,此陳家壩非彼陳家壩,鬧了笑話。后來,上級完善工作細節,給考古的地點加增了更精確的經緯度,這才避免了“后患”。
考古是科學,被科學命名的遺址名稱也是非常講究的。在吉林省通化市渾江南岸有個叫“王八脖子”的地點,老百姓形容它的地理形態像烏龜伸出的長脖子,既形象又生動。但是,考古遺址用這個名字過于俗氣,所以考古學家就用“諧音梗”,把“王八脖子”諧音為“萬發撥子”,稱之為“萬發撥子文化”,這樣讀寫起來就文雅多了。
我國成千上萬個古代遺址,經過考古發現和命名,都將名留青史,成為我國歷史發展的國家檔案和人類遺產。大家讀歷史,學考古,記住那些遺址命名的由來,豈無得乎?
*本文刊登于《科學畫報》2026年第5期,更多相關內容歡迎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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