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天 仇鹿鳴 鄒怡︱真事隱與敘事戰——權力、記憶與正史的形成

學者孫立天2024年出版《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并在此研究的延長線上，于今年再出新作《真事隱：康熙廢儲與正史虛構》。新書利用新見傳教士記錄《北京紀事》，對康熙朝儲位之爭提出新見，對照與驗證《實錄》中的虛構情節。

孫立天在后記末尾引用《北京紀事》“致讀者”，尤為動人：“無論如何，我是寫給永恒時光的。既然我寫的都是真相，那么總有明智的讀者會發現它的用處。這就夠了。這比贊美本書作者更能讓他為其付出而感到滿足。贊美從來都不是他追求的。”

“真相”，在后現代史學興起之后，已經成為一個相當復雜的命題。2026年4月28日晚，復旦大學“云棲對話”邀請了復旦校友孫立天（98級歷史系，歷史學者）、仇鹿鳴（00級歷史系，復旦大學教授）、鄒怡（98級歷史系，復旦大學教授），開展主題對話“真事隱與敘事戰——權力、記憶與正史的形成”。嘉賓圍繞《真事隱》及《康熙的紅票》，分享創作與閱讀體會，進而探討史學研究者如何更為審慎地運用“歷史學家的技藝”去研判史料，甄別記憶，因應新的技術發展，不斷接近“真相”。

活動現場（從左至右：仇鹿鳴、孫立天、鄒怡）

講座伊始，鄒怡作為主持人介紹了本次對談的主旨。孫立天著作《康熙的紅票》以拍賣場上出現的“紅票”為引，重審全球化中的清朝，揭示了清廷中傳教士的身份與位置。過往認知多將傳教士視作外人，該書則提出清廷中的傳教士實際上是作為皇帝的包衣奴才得到信任，親歷諸多皇權側近之事。在這一延長線上，孫氏新著《真事隱》對雍正即位問題提出新看法，其中最大的特征是善用新史料。仇鹿鳴的《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等著作、對新舊《唐書》紀傳志史源研究以及對碑志材料書寫的討論，注意史料系統、史源、書寫格套等問題。兩人在寫作時，都力圖對史料性質進行解說，或比對不同系統史料，或闡釋書寫背后的意義。邀請他們二位就此問題展開對話，相信可以帶給大家更多啟發。

孫立天首先分享了自己從求學、撰寫博士論文，到出版兩部著作的完整歷程。（更為深沉的歷程，還可參看兩書的后記。）《康熙的紅票》及《真事隱》是近年新書，孫立天時常被誤認為是史學界新人，但事實上，他是復旦98級歷史系本科生，與鄒怡教授是同班同學。與鄒怡、仇鹿鳴兩位系友在復旦一路攻讀學位、拿到教職之路不同，孫立天選擇出國讀書，2007年前后轉入律師事務所做翻譯。待生活穩定后，他才繼續完成博士學位，拿到博士學位已是2019年，歷時15年，當時已經39歲。疫情期間，孫立天得空修改博士論文，在投稿到第七家出版社時被博睿（Brill）出版社接收。英文書得到了正面的書評，學界不相熟的老前輩也給予其鼓勵。孫立天后將部分評價摘出，附上翻譯的前言，得到商務印書館的接收，這也成為中文書《康熙的紅票》改定出版的開始。

《真事隱：康熙廢儲與正史虛構》，孫立天著，中華書局，2026年2月

《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孫立天著，商務印書館，2024年3月

《康熙的紅票》與英文版相比，學術觀點相同，但加入了更多故事（“血肉”），增強了可讀性。例如書中補充康熙和南懷仁等人一起去觀星的場景，南懷仁也在記錄中提及康熙是想在大臣面前炫耀學問。從最初的5000本印量到后來銷量持續增長，《康熙的紅票》熱烈的市場反響給了孫立天很大鼓舞，“就像寫的歌有人聽一樣”。他也因此有了出版第二本書的機會。《真事隱》一書利用的史料《北京紀事》載有不少此前未見的記錄。孫立天表示，新材料可遇不可求，既要有新內容，又得正好和自己的學術背景有關，具有偶然性，可能一輩子也遇不到。因此他也希望盡快利用這份新材料做出研究，遂連寫七八個月，辛苦成書，由中華書局出版。

孫立天坦言，自己是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步寫過來的，并不是提前計劃和安排的結果。與本場對談的主旨相契合的是，他希望表達，在這個場合，不需要以“倒放電影”的方式，總結自己仿佛事事計劃好了的歷程，書寫自己的歷史。

接下來，孫立天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他提到，讀者在網上的反饋，主要認為兩本書的內容或寫法很“新”，這主要還是來源于資料的“新”。

《康熙的紅票》的原創性在于把傳教士放入內務府中來理解，強調傳教士和康熙的關系并非君臣關系，而是一種主奴關系（即康熙的包衣奴才）。《真事隱》則聚焦清史第一謎案——雍正即位的合法性問題。學界自民國時期孟森等學者開始，即分為合法繼位與非法繼位兩派，對雍正繼位問題開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到了1990年代，由于材料幾乎已經窮盡，討論逐漸沉寂。這次書中所用的《北京紀事》提供了重啟討論的可能。

一般而言，涉及康熙朝的歷史的作品，無論是通俗讀物還是電視劇，大多沿用傳統正史的敘事方式。宮廷史家記錄的模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后來人寫作的內容，偏重于權謀與政治。這類史料的可信度也會出現問題。《真事隱》的個案指出《實錄》存在不實記錄與情節虛構，虛構內容多為“直接關系帝王本身事者”（孟森語）。《真事隱》所倚重的材料則是傳教士的記錄，性質很不一樣。首先，這些傳教士可以行走于內廷，他們的視角更偏向于皇帝家事。其次，這些內容被寄回歐洲，讀者往往是歐洲家鄉的故人親友，其中部分內容有點類似于今天的八卦趣事。例如他們會提到康熙皇帝南巡后所納嬪妃都為漢人，看到康熙皇帝與眾皇子之間父與子的一面。最后，這種視角不同于正史史筆，更接近一種“人的感覺”。正是這種不同取向、區別于傳統敘事的記錄，給作者提供了一個寫作新故事的機會。

《北京紀事》的主筆德國傳教士紀理安（Kilian Stumpf），曾任第一任皇家玻璃廠廠長，在科技史上有重要位置。紀理安長期往來內廷，《北京紀事》幾乎沒有朝中之事，但有一些康熙的家事。《北京紀事》約有1467頁手寫頁，自2015年有學者校訂編輯并出版（第1卷，1705年12月—1706年8月；第2卷，1706年9月—1706年12月；第3卷，1708年1月—1709年2月）。《康熙的紅票》主要使用前兩卷，《真事隱》使用的是2024年9月出版的第3卷。孫立天總結自己的特色就是將傳教士的材料加入清史的傳統資料中，用新的視角來看中國的重要問題。

《北京紀事》英文版第三卷封面

鄒怡表示，孫立天詳細介紹了自己整個學術創作的完整過程，直觀展現了自身的研究經驗。而學術著作從構思、接觸史料，再到研判史料，直至最終落筆寫作的全過程，也頗具參考價值。

仇鹿鳴坦言，作為系友，雖然今天才與孫立天真正認識，但早在20多年前，就已從復旦歷史學系學生刊物《史翼》上知道了他的名字。當時孫立天曾在《史翼》發表文章，而鄒怡和仇鹿鳴先后擔任《史翼》的編輯，鄒怡也是孫立天文章的編輯，緣分已有20多年。那還是一個“古典時代”，進入大學后，學生參加學生社團活動，最重要的手段是“投條”。每個班有一個信箱，班級有聯絡員將紙條取出，然后向同學傳達紙條上的信息。在那個年代，知道高年級的優秀學生，除了課上相遇，就是通過閱讀他們在《史翼》上發表的文章。他也提到，復旦有研究近代中西交通史的傳統，朱維錚、鄒振環、李天綱等教授都從事傳教士的研究。讀書時修讀相關課程，也使他對這段歷史有一定的了解，此前他也認真讀過孫立天的新書。

仇鹿鳴教授

接著，仇鹿鳴就孫立天的兩本著作以及史料問題展開交流。他指出，孫著研究的特色、同時也是可能引發爭論的核心，正是在于利用傳教士材料來解決傳統中國史研究領域聚訟不已的問題。討論這些傳教士材料的可信度其實涉及史學研究最本質的問題。仇鹿鳴肯定了孫立天研究體現的專業立場，具體表現在他花了較大的篇幅去解說書中所用史料的性質以及為何使用這些材料。

他提到，過去歷史學系的老先生們格外強調歷史的真實，如朱維錚教授就常常提到：“做歷史，我相信馬克思所說的‘歷史的事實是從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來的’。”近二三十年來，受到后現代主義的沖擊，歷史學者不太會有勇氣直接宣稱自己的研究就是歷史的真相。

他也表示，無論內心如何搖動，歷史的本位和基礎訓練，始終是希望通過史料的辨析和考證來接近歷史的真相。文科目前遭遇許多的批評，部分未必合理，但以“科學”為量度，文科的可驗證性和可復現性較弱則是必須坦然面對的。什么材料才是可信的，并非客觀存在，而是出于史學家的判斷。重點在于，研究者不能以主觀心證來選擇和判斷史料。

與今天討論最為相關的，也是自由心證的問題最為突出的，恰恰是宮廷政治史研究。宮廷政治最核心的記載，往往存在闕位。對于以往的記載與敘述，歷來學者可以提出懷疑，但論證卻有時存在很多漏洞。從方法論上說，“正史”與“野史”的價值估定聚訟不已（可參見齊世榮《史料五講》的舉例）。仇鹿鳴指出，對于同一個事件，利用正史的人會稱“宮闈秘聞，外界如何得知”，官方的文獻雖然有粉飾，但至少比野史可信；利用野史的人則稱“宮闈秘聞，實錄之類的官方文獻一定有所隱瞞改寫，外界街談巷議之語可得真相之一二”。兩種對史料性質的評說，雖然不能算錯，在具體的研究中都屬于無效論證。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采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史料，再通過編織史料完成文章，往往過于依賴自由心證和推論。如果一篇文章在推論之上再疊加兩三個推論，那幾乎和小說沒有區別。

傳教士材料的可信度，可以從兩方面進行驗證。第一，借用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中將史料分為“有意識史料”（即有意留下來的史料）與“無意識史料”這一概念。孫立天兩本書的關鍵材料是傳教士記錄。這些傳教士盡管深深卷入康熙朝的政治，和《實錄》這些材料相比，傳教士關于政爭的記錄很大程度上屬于“無意識史料”留存。第二，需明確傳教士究竟能接觸到什么樣的信息。無論是否同意傳教士是否有“奴才”的身份，不可否認的是，傳教士成為皇帝身邊的重要親信，可以接收到最頂層的信息。記述者自身處于何種層級，其留下的材料又能反映出何種層級的信息，是研究時必須注意的。材料中出現一兩個記憶錯誤或者耳食之聞，并不能據此斷定這批材料就是整體錯誤的或故意作偽的。仇鹿鳴并不認為傳教士傳回歐洲的信息是一種“八卦”，在傳教策略、文明觀察、異域調查等層面，這些信息均有一定的目的，但不太可能出現系統性作偽的情況。

《歷史學家的技藝》中譯本書影

仇鹿鳴接著談論了對正史的看法，提出了正史改易的兩種情形：一是“技術性整合”，二是“有意改寫”。

“技術性整合”在每一個時代的“正史”書寫和編纂中幾乎普遍存在。官方記錄的時間、地點、人物基本準確，但選入的信息經過篩選，一定不是歷史的全貌，也通常會進行“諱惡揚善”的改寫。 “諱惡揚善”是傳統正史中的常見現象，在人物傳記中，往往側重記述個人的成功事跡，對不成功的經歷則避而不談或予以淡化。這些記載往往還存在“互見之例”：本人傳記，如果不是大奸大惡之徒，往往講正面的事情；偶有過失的部分，會在其他人的傳記中穿插記載。這也是傳統正史最基本的結構，未必會完全虛構，但表達一定有所側重。這樣的結構是可識別的。

另一種情況是正史的“有意改寫”。對“有意改寫”的判斷，需要建立在對正史整體編纂結構有清楚認識的基礎上。仇鹿鳴結合自己對《大唐創業起居注》與唐初實錄的研究，指出《大唐創業起居注》是一種正常的改寫，但是太宗主導的《唐高祖實錄》《唐太宗實錄》并非如此。通過研究，有不少材料可以證明，有些事件太宗是本不在場的。他舉了兩個例子。李淵從太原進攻長安的過程中，在渡過黃河時遭遇隋軍攻擊，先敗后勝。《大唐創業起居注》中就隱晦先敗后勝的過程，強調李淵的謀略，渡河前提醒軍隊隋軍一定會來襲，事先做好準備。這樣的改寫屬于正常改寫。反敗為勝的關鍵將領是突厥將領史大奈，太宗時候修撰《唐高祖實錄》卻把不在場的李世民塑造為主導勝利的人物。另一個例子是影視劇一定會拍的橋段，太原起兵后，李淵曾困在霍邑，大雨連綿，糧草不濟，軍隊中出現退回太原的聲音。李世民在帳篷前大哭，后來又深夜追回軍隊（由后來的對手李建成率領）。仇鹿鳴指出這場“哭戲”還有深夜追回軍隊的戲劇性橋段，很有可能是《太宗實錄》中有意增加的（參見仇鹿鳴《隱沒與改篡——〈舊唐書〉唐開國紀事表微》，《唐研究》第二十五卷，2020年）。《真事隱》所處理的《實錄》，涉及雍正即位的部分一定經過了“有意改寫”，而非“技術性整合”。

仇鹿鳴同時表示，孫立天老師的研究在具體結論上仍有待后來學者進一步檢驗，但史學層面的兩點是成立的：第一，《實錄》涉及雍正即位的記載，和一般《實錄》的性質不一樣，存在有意改寫及無中生有；第二，傳教士的材料基本屬于第三者立場或無意識的史料。至于如何具體解讀傳教士相關問題，仍需孫老師這類專門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學者進一步探討。

《大清圣祖仁皇帝實錄》，圖為記載康熙廢黜太子緣由（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的部分

孫立天隨后進行了回應，進一步陳述了對史料運用的看法。他表示仇鹿鳴的評議十分精彩，“正常改寫”和“超過正常的改寫”等理論化的分類與表述都很有道理。他認為，人們通常對正常改寫有預期，也具備一定的辨識能力；而那些超過正常范圍的改寫、過度修飾以及虛構的背后緣由，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這也正是史學研究的樂趣所在。

歷史學者孫立天

孫立天還提到，有讀者在評價《真事隱》時，稱“第一章可以跳過”，但事實上，該章的史料辨析部分，恰恰是他花了大量精力撰寫的核心內容。這一章的核心目的，便是論證傳教士材料屬于無意識史料，造假可能性極低，這與近代史上一些名人日記有著本質區別。

他進一步指出，當我們在整體懷疑傳教士材料的性質時，或許隱含著“內外之別”的預設。從證據上來說，我們實際上無法排除一整個群體的證詞。有些傳教士僅僅考察游覽，留下的記錄或成問題。但另一些傳教士掌握滿漢語言，來華幾十年，甚至有專門出入宮廷的門，則無法以“內外”來框定這些傳教士史料的可信度。正史問題同樣如此，盡管《真事隱》發現部分《實錄》存在虛構，并不意味著否定《實錄》的整體可靠性。

孫立天認為，傳教士的傾向也是不可否認的，例如耶穌會的傳教士被派往世界各地，一般認為直接關于傳教信教的部分虛假程度很高。具體到《真事隱》一書，因為傳教士在胤礽兩歲被立為太子后，就展開了長遠計劃，努力接近太子和其勢力圈，傳教士關于太子的記錄是否存在問題就需要研究者進一步考慮。具體的方法，可以總結為隨時印證，就是邊寫作邊警惕材料可能存在的改寫或虛構，同時盡可能搜集多方材料進行相互印證。清代的材料留存狀況總體而言優于唐代的情況，例如留下了官員奏折與皇帝朱批等這些過程性文件，為學者盡可能進行多方參證提供了條件。

左圖為紀理安墓碑拓片；右圖為維爾茨堡神學院的紀利（理）安紀念匾

孫立天進一步介紹了傳教士史料的潛力和自身使用心得。第一，傳教士當時在各個地方都有，涉及許多議題。部分傳教士（例如杭州的傳教人員）在當地生活多年，留下了大量一手記錄。部分傳教士的經濟賬，可為明清經濟史研究提供一套難得的系統資料；而在中醫史、科技史領域，傳教士群體憑借自身訓練，也留下了諸多有價值的記載。第二，傳教士史料的搜尋與識讀現在大為便利。目前，已有諸多網上數據庫可供學者檢索相關文獻（詳見北大2026年4月4日講座《全球化視角與傳教士——發現歷史的新面向》），研究者開展研究時，大可以問自己這個時段、地區有沒有傳教士，然后逐漸鎖定人物，在數據庫檢索相關的文獻，說不定就會有不同視角的新材料可用。傳教士的文獻雖然有拉丁文、意大利文等諸多語言，科技已經至少可以將這些文字轉譯為英文，方便學者閱讀、篩選、核查。他強調，傳教士史料有待研究者不停地甄別利用。把史料性質、為什么能用說清楚，系統性利用傳教士材料，結合中文史料做中國史研究，未來很有可能出成果。

仇鹿鳴補充了中西交通學術史的內容，進而探討了問題意識與現實的關聯。中西交通史成為中國近代學術研究中極其重要的門類，幾乎每一個斷代中最國際化的研究者，都在做中西交通的研究。這與中國近代的歷程有密切的關系。這里有兩個現代性的要素。第一，就學術生產與國際潮流而言，中西交通問題天然具備跨國關注度，使得此類研究成為最具國際性的史學方向。第二是學術（問題意識）與現實密切的聯系。在20世紀以來中國走向現代的進程中，幾乎所有立場的學者都認為，中國的落后與封閉保守密切相關。因此，梳理中西交往的脈絡、挖掘相關史料，便成為中國史研究最重要的方向之一。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始終受到現實的深刻影響。以中美關系史為例，20世紀的中美關系史研究是中國近代史領域的第一等重要的問題，但在美國史中卻沒有同等分量。觀察21世紀中國大國崛起的標志之一，或許是未來美中關系史能否成為美國史最重要的研究議題之一。這種現實關懷的存在，既非全然客觀，也絕非純粹主觀。

由此，面對同一批史料，研究者的視角與問題意識各不相同，正所謂 “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傳教士文獻存量豐富，長期受到西方學界關注。受制于語言門檻，西方學者在該領域長期占有研究優勢，但其關注點多不在政治史的議題。新史學在近代以來是有天然合法性的。但應該意識到，研究未必是新就一定是好，好的史學研究應該需要處理到國際潮流的歷史問題，同時，在中國史的立場上，通過各種材料來解決中國史中最根本性的問題也非常重要。

接下來，三位對話人針對如何處理有限、片段的材料發表自己的看法。鄒怡指出，歷史學訓練的看家本領是處理紛繁復雜的史料以及信息。在史料處理過程中，需重點關注“人”與所生產史料之間的動態關聯。史料的立場并非固定不變，因為人的身份、所處的具體環境始終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對此需結合具體語境加以考察。關于史料的“改寫”問題，鄒怡進一步解釋道，通俗來講，那些留存下來的資料，若與具體工作要求、KPI考核相關聯，其可信度往往值得商榷。隨后，鄒怡向仇鹿鳴提出疑問：近代史料存量豐富，而古代史上半段不僅史料留存較少，且現存史料多為“考核”產物，面對這種情況，研究者應如何應對？

鄒怡教授

仇鹿鳴回應稱，客觀上來說，古代史上半段的核心材料還是正史材料（梁啟超稱“二十四姓之家譜”），出土文獻雖有補充價值，但難以成為顛覆性的材料。必須承認古代史上段一些好的想法或現代史學的問題（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問題）無法全部實現，研究的議題也形成了天然的政治史中心。即使如此，歷史學家的技藝仍可以發揮作用，對諸如正史這樣的材料，研究者可以發現其中的格套及其意義。而一些斷片式的材料，通過細致閱讀，還是可以發掘出有意義的歷史現象及其背后的結構問題。

孫立天總結，在史料有限的情況下，比的是技術。美國學者夏含夷曾經對學生說，不要羨慕中國出土的文物和文獻，即便細致研讀已出版的現有文獻，同樣能夠做出具有新意的研究成果。

鄒怡補充表示，合理勾連這些片段化的材料，還需要具備想象力，這種想象力是基于閱讀的積累或自己的人生閱歷。孫立天的研究還有一種特色，部分討論中會運用中醫、算卦等相關知識。孫立天坦言自己本科時就常聽算卦、佛學課程，在《真事隱》中運用了這些對清代人來說是“科學”的知識來解決問題。他強調在研究時要站在古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共情理解當時的歷史語境與人物行為。

康熙讀書像

最后，與談人漫談如何因應AI技術發展這一問題。鄒怡從域外文獻閱讀的角度提出，AI技術的發展，使得手寫體、花體等難讀文獻的閱讀難度得到革命性降低，極大提升了域外文獻的研讀效率。孫立天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借助AI技術，多國語言帶來的文獻閱讀障礙已不再是難題。仇鹿鳴則從古代史上段的角度，介紹了目前AI古籍自動標點的準確率極高，未來對于碎片化的文書殘片拼接等方面也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他打趣地說，如果人類全力以赴才能比AI強一點，人首先要承認自己是不可能一直全力以赴的。但他同時提示，如果不經過必要的訓練，很難辨析出AI標點中少量的錯誤。對研究者來說，目前更關鍵的能力是能夠發掘文獻所隱瞞的事情。技術發展的規模和程度目前無法預估，人文研究會遭遇很多挑戰和困惑，應帶著樂趣閱讀史料和文獻，而不僅僅是利用史料。

仇鹿鳴最后提出，在技術主導的時代，感知痛苦、體會復雜性、建立自身主體性仍是對每個人都很重要的事情。真實的體驗帶有很多復雜和痛苦的因素，而痛苦也是構成人性的重要部分。如果被多巴胺導向的技術宰制，人類的生活只有純粹的愉快，或許會陷入“美麗新世界”一樣的困境。鄒怡緊接著圍繞“痛苦”分享了自身的研究經驗，寫作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痛苦的時間越長，最后得到成果的時候，快樂度和痛苦度成正比。做研究的時候經常需要首先解決意義危機，一旦解決，后面的過程中痛苦也會大為降低。

活動現場

最后的交流環節，現場觀眾踴躍提問。首位聽眾談及，復旦史學系前輩耿淡如先生曾討論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與伏爾泰，二人對中國分別持批判與推崇的立場，但沒有看到充分的材料，希望嘉賓從傳教士的角度進一步談談看法。孫立天回應指出這涉及傳教士研究的另一個議題，以傳教士作為媒介，中國的事物如何影響歐洲的思想。傳教士傳回信件及報告，教廷為獲得支持而刊布這些信息。其中內容，其一是介紹中國的政治體制、政治理想、政府架構，其二是描述山川風俗、經濟文化等異域世界的方方面面。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前，傳教士的記錄始終是歐洲認知中國最核心的信息來源，影響了乃至馬克思、韋伯等一眾思想家與學者。錢鍾書也寫過文章介紹17世紀18世紀英國的文學是怎么被中國的這些知識所影響的[參見“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1940），《錢鍾書英文文集》，82頁]。

“中國皇帝外出巡幸”掛毯（法國，1697-1705，蓋蒂博物館藏），掛毯圖案是根據在華傳教士寫回歐洲的信件中關于中國皇帝的故事而想象創作

第二位聽眾問及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的不同，希望嘉賓從自我成長的角度給出建議。仇鹿鳴坦言，人生很難給他人提出建議或經驗。大學階段的歷史教研，重在專業能力的訓練，似乎很難直接提供人生的鏡鑒。就許多學生的現狀而言，他提示選擇是很重要的，不必希望既要又要，應該直面選項背后可能的風險。在這個過程中，提升自己選擇的能力和勇氣，感受到快樂和痛苦，尤為重要。鄒怡也補充，想要什么是人的天性，但是在培養出穩定三觀和目標后，懂得舍棄很重要。

第三位聽眾表示，隨著圖像生成類大模型快速迭代，AI偽造的老照片愈發真假難辨，大量AI產物屬于無動機、無邏輯的造物，以往很多東西是真的，歷史研究需要發掘真相，把其中的脈絡梳理出來，而未來歷史學家可能會怎樣處理這樣的情況？孫立天回應，在后現代史學思潮的影響下，史學研究的目標已然多元化，還原絕對真相不再是唯一追求。史家往往會考察這些事物背后的意義。歷史研究也應該繼續考慮怎么使當下的人感到有意義，體現人文研究中的人文性以及情感的部分。

（注：本文已經主講人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