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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十八歲,嫁到了魯西南平原上的張寨。
說是嫁,其實跟被賣差不多。爹娘收了張家三頭豬、兩袋麥子、一輛洋車子,我就這樣稀里糊涂地在秋天剛打完場的時候,坐著一輛牛車過了門。婆婆周桂蘭站在院門口,兩手抄在袖子里,看了我一眼,偏頭對旁邊幫忙的二嬸子說:“瘦是瘦了點,屁股倒是不小,能生。”
我的男人張德厚,大號叫德厚,可村里人都喊他“二啞巴”。不是真啞巴,是不愛說話,三棍子打不出個屁來。那年他二十四,比我大整整六歲,矮墩墩的,脖子上的泥垢跟車軸似的,層層疊疊黑得發(fā)亮。
魯西南平原上的女人不值錢,我知道,可沒人告訴我嫁人以后的日子該怎么熬。蛐蛐在墻根底下叫,窗外頭是老槐樹的影子,月亮爬到房梁上頭,明晃晃的,有些慘白。
張德厚上面有個哥哥叫德義,娶了媳婦趙玲,下面還有個弟弟叫德順。對,張德順,那年十九,跟我在公社的中學(xué)里念過同一年的書,雖然我只讀了那一年。他不念了以后,跟著隊上的拖拉機手學(xué)了一陣子,后來又去河套那邊的磚窯拉磚,能掙幾個活錢,在張家能說上幾句硬氣話。
張家的院子和村里其他人家沒什么兩樣,三間正房,兩間廂房,土坯墻,院子里一棵老槐樹。
反正在這個家里,我像是空氣。做飯有我,喂豬有我,掃院子有我,給婆婆倒尿盆有我,可吃飯的時候,我是最后一個上桌的。有一回只剩了半碗糊糊,鍋底刮得咯吱響,我就著個雜面餅子喝了。德厚在旁邊看了我一眼,嘴巴動了動,到底沒說什么,低下頭扒他碗里的紅薯。
我那時候常站在院子門口往西邊看。西邊是一條土路,路兩邊是望不到頭的麥地、棉田或玉米地。有時候我想,這日子這輩子恐怕都望不到頭了。
是德順先跟我說話的。
那時候剛?cè)攵以谠鹤永锴屑t薯干。德順從外面回來,推著那輛半新的自行車,車把上掛著個帆布工具兜,渾身上下蒙著一層磚灰。他在院子里支好車子,看了我一眼,說:“嫂子,你這紅薯切得不行,絲絡(luò)都能當(dāng)繩子用了。”
“要你管。”我沒好氣地說了一句,低下頭繼續(xù)切。
他沒走,蹲下來,從筐里拿起一塊紅薯,又拿起菜刀,把紅薯在手里轉(zhuǎn)了兩圈,刷刷刷切了幾片。那刀在他手里輕巧得跟柳葉似的,薄片飛出來,齊齊整整,透亮得能看見對面的槐樹影子。他放下刀,拍了拍手站起來:“這么切,曬干了才筋道。”
我盯著那幾片紅薯干,心里頭有一種說不清的滋味。這個家里從來沒有人教過我什么,婆婆嫌我笨,德厚嫌我慢,趙玲嫌我礙手礙腳,公爹根本當(dāng)我不存在。可德順蹲下來,切了幾片紅薯干,就走了。
他走到堂屋門口,回頭又看了我一眼。那一眼不快不慢的,卻往我心里頭鉆。
轉(zhuǎn)過年來開春,地里的活計忙起來了。魯西南的春天短,風(fēng)一吹,麥苗就噌噌往上躥,到四月間已經(jīng)齊膝深了。河套那邊的磚窯停了火,德順沒了活干,在家里幫著伺弄地。
那天下午,日頭毒得很,曬得人頭皮發(fā)緊。我在南洼的棉花地里鋤草,德順在東邊的麥地里澆地。棉花才小腿高,葉子灰綠灰綠的,風(fēng)一吹嘩啦啦響,可風(fēng)也是熱的,撲在臉上跟灶膛里的熱氣似的。
我彎著腰,鋤頭一下一下地刨,土坷垃在壟溝里滾,頭上頂著塊藍頭巾,汗順著脖子往下淌,前胸后背的褂子濕透了,貼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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