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古山河 源浚流長

　　巍巍陰山橫亙，粼粼河湖交錯，浩浩長風過野。

　　在內蒙古高原向華北平原的過渡地帶，烏蘭察布市靜臥于時光的長河中，如同一部攤開的歷史長卷。

　　綿延的陰山，支脈縱橫，清泉細流悄然涌動，匯集于大黑河、洋河，向黃河、永定河奔流而去；浩瀚的高原丘陵，岱海如鏡，黃旗海生波；烏蘭哈達火山群與九十九泉，點綴在廣袤的輝騰錫勒草原上，與夜空的星辰遙相呼應……

　　山岳雄渾，河湖靈秀，草原廣袤，剛柔之間的靈動，奠定了這片土地蒼莽而深沉的底色。

　　從舊石器時代的擊石取火，到岱海先民的陶器創新，從拓跋鮮卑的鞍馬鏗鏘到元代集寧路的青花瓷光，從“走西口”的晉商足跡到“集寧戰役”的英雄壯歌…… 烏蘭察布市厚重層疊的歷史遺存，構建起了跨越萬年的文化脈絡。

　　這里，既是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天然紐帶，更是中華文明多元交融的璀璨舞臺。

　　當人類文明第一縷曙光灑向陰山之巔，烏蘭察布市的文化長河便已悄然涌動。這片被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贊譽為“太陽升起的地方”，帶著遠古的星火，穿越千年烽煙，奔向生生不息的未來。

遠古星火 鴻蒙初辟

　　早在萬年前，烏蘭察布的曠野上就燃起了人類遠古文化星火。

　　在卓資縣境內的灰騰梁上，發現了火石溝里和福生莊坤兌溝兩處舊石器制造場。據專家考證，這兩處遺址出土的石器以刮削器、砍砸器、尖狀器和石核等為主，其打制方法和石器組合與大窯舊石器制造場相似，屬于大窯文化遺存。

裕民遺址。

　　初秋，走進化德縣裕民遺址簸箕形緩坡上，三面山丘環抱，4根地層關鍵柱矗立在考古發掘現場，14座房址回填后依稀可辨，依坡狀地勢分布在沖溝兩側。

　　化德縣文物保護中心工作人員劉雪峰介紹，2010年他和同事在附近田野調查時，意外在沖溝中發現了幾塊陶片，后配合上級文保部門進行了4次發掘，發掘總面積達到了375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等文物。

　　裕民遺址的黃土之下，埋藏著一場改寫中國農業史的靜默革命。用考古小鏟撥開距今8400年至7600年的土層，土壤浮選物中發現了炭化的粟黍，石磨盤與石磨棒的磨損痕跡里，似乎還殘存著先民研磨谷物的溫度。

　　“以裕民遺址、四麻溝遺址等為代表的裕民文化人群采取通過季節性遷徙獲取多元食物和生產資料的生業模式。建筑有固定房屋所組成的聚落，人群流動是其文化內涵的主要特征，反映出了狩獵、采集、原始耕種的生業過程。可以說，裕民文化是北方草原新石器時代的開端。”烏蘭察布市博物館研究館員胡曉農說。

　　岱海湖畔，星火燎原。1982年，考古學家田廣金率隊揭開石虎山、王墓山遺址群的面紗，層層疊壓的文化堆積，清晰勾勒出仰韶文化北進的足跡。他認為這應該就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走西口”。

　　王墓山遺址出土的陶火種爐。

　　當氣候溫暖濕潤的“大暖期”降臨，中原移民沿汾河、永定河北遷，在岱海南岸建造半地穴房屋，種植粟黍，制作泥質灰陶雙耳罐。涼城縣王墓山遺址出土的陶火種爐，燃著永不熄滅的希望，印證這里與中原“同根同脈、一脈相承”的血脈聯系。

　　在烏蘭察布市博物館展廳內，王墓山下類型彩陶盆、廟子溝泥質灰陶小口雙耳罐等文物閃爍著史前工匠的智慧光芒，紋飾體系蘊含深厚的文化符碼，既有半坡類型的寫實魚紋、廟底溝類型的抽象花葉紋，也有本地創新的幾何網格紋、渦紋，而這些正是彩陶之路向北最壯闊的延伸，共同串聯起北方草原與中原的文化基因。

　　烏蘭察布市文物保護中心主任張濤認為，通過彩陶文化傳播、農業技術北傳及人種基因融合，構建起史前南北技術共同體。這些深埋于黃土的陶器，實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在五千多年前的初曙時分便已然奠定。

　　氣候的劇變，催化文明的進步。距今5500年，“寒冷期”突至，岱海農業文化南縮。先民以智慧回應挑戰——老虎山文化時期（距今4500-4300年），窯洞在老虎山、園子溝的山坡上鱗次櫛比，石砌城墻巍然矗立。

　　老虎山文化三袋足斝式鬲。

　　“現在歷史教科書上的半坡文化是土房矮房，而涼城的老虎山、園子溝文化則是高樓大廈，它們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曙光。”我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實地考察后認為，石頭城墻、祭祀臺、白灰敷壁、規范火塘，表明那時涼城已邁入“古國文明”階段，技術水平領先同期文化。

　　特別是老虎山文化中三袋足斝式鬲和甗 的出現，改變了前一個時期完全以平底器、圜底器作為炊具的局面，顯示了劃時代的變革。

　　“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甕。”這支文化的影響力如草原長風，南下影響了陜西神木石峁遺址的興盛，向東經張家口地區輻射到了夏家店下層文化，其首創的陶鬲，更成為商周禮器的器型來源之一，在中華文明殿堂中刻下烏蘭察布的永恒印記。

　　從舊石器時代的零星火光，到新石器時代裕民文化、廟子溝文化、老虎山文化的相繼繁榮，一處處遺址遺跡散布在烏蘭察布大地上，如涓涓細流匯入中華民族奔涌向前的文化長河之中。

　　這片土地上的先民們，憑借著勤勞與智慧，在與自然的互動中不斷創新，發展農業，馴養家畜，改進工具，營造居所，締造了豐富多彩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烏蘭察布地區也因此成為中華文明“滿天星斗”中一顆耀眼的北方之星。

輝越千年 璀璨華光

　　陰山的層巒疊嶂間，金戈鐵馬與駝鈴商隊曾反復穿梭。

　　這里，既是狼煙四起的古戰場，也是商旅不絕的貿易線；既是民族遷徙融合的大舞臺，也是多元文化交相輝映的大熔爐。

　　烏蘭察布，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雄踞于農牧交錯帶，成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北上的重要通道和中原王朝經略北部邊疆的重要區域。

　　從夏商周的晨光熹微，到秦漢帝國的金戈鐵馬，到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再到元明清王朝的邊疆風云，數千年的歲月在這片土地上刻下了深刻的印記。

　　涼城縣蠻漢山南麓發現的毛慶溝墓地，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晚期的氏族公共墓。出土的青銅短劍、動物紋牌飾、陶器等，反映了北方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在此地的交融。人骨研究顯示，墓主人包含古華北類型與古中原類型的混合人群，顯示春秋戰國時期農牧交錯地帶的人群互動與文化融合現象。

　　航拍趙長城。

　　公元前307 年，趙武靈王實施“胡服騎射”改革，并在烏蘭察布南部修筑了最早的“趙長城”——這段西起烏蘭察布卓資縣，東至河北省張北縣的夯土長城，雖歷經2300余年風雨，至今仍有數段殘垣矗立在荒野間。

　　綿延三千里，跨越六朝代。烏蘭察布境內擁有自戰國至明代六個朝代修筑的長城遺址，總長度達1528公里，是內蒙古長城保存里程最長、時代最多、形態最豐富的地區之一。

　　秦漢時期，烏蘭察布地區先后隸屬于云中郡、定襄郡等，是中原王朝與匈奴等游牧民族交往的前沿地帶。

　　2010年，在察哈爾工業園區白家灣村發現的匈奴金器窖藏，出土了包括虎咬鷹、虎咬馬金牌飾在內的一批珍貴文物，這些器物具有濃郁的北方民族特色，其時代約在公元前2世紀左右，是南北方文化交流的珍貴見證。

　　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相繼在烏蘭察布留下了足跡，也留下了大量古城址、古墓葬等豐富的歷史遺跡。

　　拓跋鮮卑的興起及其建立的北魏王朝，與烏蘭察布地區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今興和縣境內的長川古城、東木根山、于延水等地，是拓跋鮮卑南遷至內蒙古中南部早期的主要活動中心。

　　考古學者李興盛等人編寫的《烏蘭察布史跡匯考》一書文稿記載，自東漢晚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鮮卑族來到烏蘭察布地區，先后在此活動了400年左右。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檀石槐軍事大聯盟”“參合陂之戰”等都是在烏蘭察布地區演繹。應該說，鮮卑在這里休養生息、發展壯大、最后逐鹿中原。

　　北魏王朝為了拱衛都城盛樂（今呼和浩特和林格爾）和京師平城（今山西大同），在北部邊境設立了著名的“六鎮”，其中撫冥鎮、柔玄鎮即位于今烏蘭察布地區。后來發生的對北魏政治產生深遠影響的“六鎮起義”，也與此地密切相關。

　　考古工作者在烏蘭察布市發現了多處北魏時期的城址、長城遺跡以及大量的鮮卑墓葬群，這些發現具體而生動地反映了這一時期鮮卑文化的獨特印跡和北方地區的歷史變遷。

　　1956年，涼城縣小壩子灘村發現一處窖藏土坑，坑內共出土金銀器13件，包括“晉烏丸歸義侯”金印、“晉鮮卑歸義侯”金印、“晉鮮卑率善中郎將”銀印以及“猗陀金”銘文牌飾等珍貴文物。

　　內蒙古博物院程鵬飛副研究員認為，窖藏中所見的鮮卑和烏桓印章共出的情況，體現了西晉時期中國北方地區民族間的交融互動和中原王朝對于邊疆地區的有效治理。

　　元代是烏蘭察布歷史上又一個輝煌的時期，特別是集寧路古城的興起，使其成為草原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樞紐。金代的集寧縣在元代升格為集寧路，隸屬于中書省，被視為元朝的京畿腹地。

　　集寧路古城出土的釉里紅玉壺春瓶。

　　集寧路古城考古發掘最為重要的是發現了大量金、元時期的瓷器。出土完整瓷器500余件，可復原瓷器標本7800余件，以及其他各類珍貴瓷器標本上萬件，涉及磁州窯、景德鎮窯、龍泉窯、鈞窯、定窯、耀州窯、建窯等7大窯系。其中釉里紅玉壺春瓶、鈞窯香爐、景德鎮窯青花高足杯、青花盞等尤為引人注目。

　　元代集寧路古城遺址曾被評為200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內蒙古博物院名譽院長、內蒙古師范大學教授陳永志曾任集寧路古城考古工作隊隊長，他用“草原龐貝城”來形容集寧路古城。當時，元朝陸路貿易的發達程度不亞于海上貿易，而集寧路古城即是歐亞商貿往來與文化交流過程中的樞紐與橋梁，是草原絲綢之路東端的一個重要起點。

　　這片土地不僅是草原絲綢之路之路和張庫大道的商貿樞紐，更是中國近代史上波瀾壯闊的移民運動——“走西口”的核心承載地之一。從明末清初一直到民國時期，當晉陜冀的移民背井離鄉穿越殺虎口、得勝口，踏上這片蒼茫草原，他們的足跡不僅改變了烏蘭察布的地貌，更塑造了其獨特的文化肌理與精神內核。

　　食物也是人類文明的載體。在晉蒙交界處的豐鎮市，260年前“走西口”浪潮中由山西人帶入的面食制作技藝，在爐火中蛻變為傳奇的豐鎮月餅，成了多民族共同捧起的團圓圖騰。

　　豐鎮市文物保護中心主任薛韜說，豐鎮月餅是在中原農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相互融合過程中，誕生的一種美食，兼具多民族飲食文化特點，深受大家喜愛。

　　從中原王朝的長期經略，到拓跋鮮卑的崛起，再到遼金元時期草原絲路的繁盛，直至明清之際移民潮涌與茶道駝鈴，烏蘭察布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始終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聚居的特點，成為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舞臺。

　　每一次王朝的更迭，每一次人群的遷徙，每一次商路的開辟，都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為其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承古開今 生生不息

　　古韻悠悠，厚積薄發。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這片古老的土地孕育出了紅色文化、黃河文化、草原 化、農耕文化、長城文化等文化形態。它們相互交織，共同塑造了獨特而豐富的文化景觀。

　　烏蘭察布是一座紅色之城、英雄之城，紅色是這座城最熾熱的底色。這里爆發的紅格爾圖戰役打響了綏遠抗戰第一槍，解放戰爭時期內蒙古影響力最大的戰役之一的集寧戰役就發生在這里。

　　集寧戰役紀念館前的雕塑。記者 韓曉宇 攝

　　在集寧區白泉山上，占地15.5萬平方米的集寧戰役紅色紀念園莊嚴肅穆。其莊重的建筑群落與豐富的紅色文化內涵相得益彰，共同構筑了這座精神地標。

　　據《集寧戰役》《集寧戰役·修訂版》一書作者任致中先生介紹，毛澤東同志在他的著作、電文和談話中，曾上百次地提到了當時還鮮為人知的集寧及其周邊地區，當時國共雙方投入兵力逾200個團20多萬人，賀龍、聶榮臻、胡耀邦、李井泉等共和國200多位開國將帥和高級干部參與其中，其戰略分量可見一斑。

　　八十年光陰流轉，集寧戰役的硝煙早已散入歷史云煙。今日老虎山戰壕彈痕猶在，面粉公司大樓的炸痕無聲訴說著戰斗慘烈。集寧戰役紀念館年接待游客超 50萬人次，一代代后人在此深切緬懷英烈，通過銘記歷史，汲取前行的力量。

　　這片土地上的文化，從來不是靜止的標本，而是流動的江河——它從歷史的深處奔涌而來，在多民族的交融中匯聚成川，在新時代的浪潮里激蕩出新的浪花。

　　近兩年來，烏蘭察布市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將歷史的厚重與時代的脈搏交織成一幅絢麗的文化長卷。

　　從紅色基因的賡續弘揚到非遺技藝的傳承，從文藝精品的匠心雕琢到文旅融合的澎湃動能，烏蘭察布正以文化自覺與創新實踐，讓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煥發出奪目光彩。

　　圍繞講好各民族共同創造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故事，烏蘭察布市以當地歷史上所經歷的“胡服騎射”的革新、“秦漢長城”的雄壯、“昭君出塞”的和合、“太和改制”的輝煌、“隆慶和議”的繁榮等民族融合故事為背景，以境內綿延的長城遺址和紅格爾圖戰役、集寧戰役等近現代的紅色記憶為重點內容，制作推出一系列精品電視、短視頻和訪談節目，通過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有形有感有效地將傳統文化故事和紅色故事傳播到千家萬戶。

　　烏蘭察布市的文藝精品創作彰顯著匠心。集寧區烏蘭牧騎的原創音樂劇《人民楷模都貴瑪》，通過草原母親都貴瑪的感人故事，展現了中華民族團結互助的大愛情懷，巡演足跡遍及北京、長春等地，那段“三千孤兒入內蒙”的民族團結佳話再次震撼人心。商都縣東路二人臺劇團推陳出新，《驛站明燈》以張庫大道百年商貿史為藍本，用高亢的唱腔演繹駝隊商旅的悲歡離合。這些扎根地域的創作，如同草原上的蒲公英，將文化自信的種子播撒四方。

　　火山地質公園。

　　文旅融合為烏蘭察布市發展注入澎湃動能。該市文化旅游體育局精心策劃5條自駕游精品線路，將紅色紀念園、非遺工坊、火山地質公園等景點串聯，實現文化與旅游的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數據顯示，全市累計接待游客超1300萬人次，游客總花費超154億元。

　　烏蘭察布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正以創新姿態綻放時代光彩。3項國家級非遺、33項自治區瑰寶，正在各個傳承基地與非遺工坊中抽枝散葉。從察哈爾毛繡的鋒毛到東路二人臺的唱腔，從火山腳下的非遺工坊到城市街區的文化盛宴，非遺不只是“遺產”，更是可感、可賞、可品的鮮活生活。

　　蘇木山森林公園。張俊德 攝

　　集寧師范學院教授歐軍說：“烏蘭察布自古以來就是農耕文明與草原文明交匯交融之地，形成了厚重的歷史文化和豐富的人文資源。今后要深入挖掘地方歷史文化資源，推進烏蘭察布文化品牌建設。”

　　山河形勝今猶在，古今文脈韻長存。

　　輝騰錫勒草原。

　　今日烏蘭察布市，早已超越地理意義上的邊疆的概念。當“北京向西一步”的城市品牌隨高鐵疾馳，當“烏大張”金三角抱團融入京津冀，當“綠電”風機與大數據中心在草原共舞，這座沐浴著文化之光的塞外名城，正以開放包容、自信昂揚的姿態，書寫著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新時代篇章。

來源：內蒙古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