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蘇州學非遺》背后的價值鏈重塑

4月28日,紀錄電影《我在蘇州學非遺》在中國電影資料館江南分館舉行國內首映。作為第八屆江南文化藝術·國際旅游節的重要組成活動,這部由蕭寒導演團隊歷時四年創作的紀錄電影,以蘇州非遺為核心內容,聚焦昆曲、蘇繡、碧螺春、御窯金磚、蘇扇、緙絲、金銀細工等代表性項目,通過電影語言重新打開傳統文化與當代觀眾之間的連接。

在許多人的想象里,非遺紀錄片往往意味著古典、精致、莊重,也意味著某種距離感:大師、絕技、博物館、展陳,以及宏大的文化敘事。但《我在蘇州學非遺》提供了另一種觀看方式。影片沒有把非遺簡單處理成“被仰望”的文化遺產,而是把鏡頭放進工坊、戲臺、茶園、窯場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讓觀眾看到手藝背后的遲疑、爭執、疲憊、挫敗、堅持,以及一代人面對時代變化時的重新選擇。

如果只從“電影+文旅”的角度理解這部作品,仍然會低估它。對于非遺傳播而言,《我在蘇州學非遺》提供了一個新的樣本:一部地方文化題材紀錄電影,如何在出品結構、創作方法、拍攝視角、傳播機制和發行路徑上,重塑了一條更完整的“價值鏈”。

一、從城市宣傳到文化敘事

《我在蘇州學非遺》的第一出品方是蘇州市廣播電視總臺,第二出品方是中國數字文化集團。無論是地方廣電機構還是國家級文化內容平臺,非遺、城市文化、文旅融合都是其長期關注的內容方向。但這部影片并沒有停留在傳統專題片或城市宣傳片的表達方式上,而是選擇以紀錄電影的體量、周期和創作方法,重新組織蘇州非遺資源。

地方文化題材往往面臨一個難題:資源豐富,但容易被拍成資料匯編;主題重要,但容易缺乏電影感;城市訴求明確,但容易壓過人物和故事。《我在蘇州學非遺》的出品邏輯,是把蘇州的非遺資源轉化為一部面向影院、面向年輕觀眾、面向全國傳播的紀錄電影,而不是一組單純的城市形象素材。

從出品方角度看,這意味著地方文化資源的開發方式正在發生變化。非遺不再只是被記錄、被展示、被宣傳,也可以通過電影創作形成可傳播、可發行、可延展的內容資產。

首映現場,蘇州廣電總臺同步發布官方研學線路、“跟著電影賞非遺”年度推廣大使以及“非潮不可”蘇州廣電非遺聯名廠牌,也說明這部影片從立項之初就不只是一次內容生產,而是一次圍繞電影IP進行后續傳播、研學、文旅和產品轉化的系統設計。

二、從“大師仰望”到“生活現場”

大部分非遺題材影像作品,習慣把鏡頭對準大師、絕技和文化符號。這種方式可以展示技藝之高、傳統之美,也能夠建立文化認同,但同時容易讓觀眾產生距離感:非遺很美,卻離我很遠;手藝很偉大,卻似乎只屬于少數人。

《我在蘇州學非遺》的創作方法不同。它沒有把非遺拍成遙遠的神話,而是把它重新放回當代生活現場。

影片中的人物,除了青年演員陳飛宇,更多是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金銀細工匠人父子、昆曲青年學員、碧螺春制茶人、御窯金磚老師傅、蘇扇工坊里的手藝人。他們不是被供奉起來的文化符號,而是有脾氣、有困惑、有疲憊、有現實壓力的人。

其中,金銀細工匠人老賴和兒子小賴之間的爭執,成為不少觀眾印象深刻的段落。父親堅守傳統,兒子面對市場;父親相信手藝本身的價值,兒子則追問“沒有買賣,手藝怎么繼續”。這種爭論沒有被電影刻意調和,也沒有被處理成簡單的代際沖突,而是直接呈現了當代非遺傳承必須面對的問題:一門手藝如何在尊重傳統的同時,進入今天的生活和市場?

青年昆曲演員田野上到景區演出,結果一個觀眾也沒有來,他還是照常演出;演員程佳鈺每個月只有200元補貼,卻依然珍惜每一次登臺機會,哪怕只是坐車100公里去演一棵充當背景的小蘆葦;老賴和小賴圍繞要不要做直播產生爭執,但當老賴看到小賴深夜還在工作室直播賣貨時,又默默離開,心里滿是心疼。

這些情節沒有刻意煽情,卻讓觀眾真切感受到:傳承非遺不容易,選擇繼續更不容易。

從創作層面看,《我在蘇州學非遺》真正完成的不是“非遺展示”,而是“人物建立”。它讓觀眾記住的不是一個個項目名錄,而是那些生活在手藝中的人。

三、讓明星成為入口和帶路人

《我在蘇州學非遺》邀請青年演員陳飛宇參與拍攝,這是影片在年輕化傳播上的重要設計。但從成片效果看,陳飛宇的功能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明星加持,也不是簡單的流量嫁接。

他在影片中的位置是一個學習者。

他走進蘇州的工坊、戲臺、茶園、園林和老街,去看、去問、去嘗試,也會笨拙,也會被震撼。他不是來“表演非遺”的,也不是來搶走手藝人的主體位置的。相反,他幫助年輕觀眾走進蘇州非遺現場,而真正進入影片之后,觀眾看到的仍然是蘇州的手藝人,是那些“躲在角落里發光的人”。

有觀眾在短評中說:“沖著陳飛宇去看的,結果被所有老手藝人圈粉。但飛宇真的很好——他沒有搶戲,全程安安靜靜當‘學徒’,把鏡頭讓給那些匠人。這種分寸感,很難得。”

這句話點出了影片在敘事上的聰明之處。

對于電影行業來說,明星參與紀錄電影并不新鮮,但如何讓明星既帶來入口,又不破壞紀錄片本身的主體性,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在蘇州學非遺》的處理方式,是把陳飛宇從“被觀看的明星”轉化為“進入現場的青年學習者”。他承擔的是連接功能,而不是中心功能。

這種方式值得行業參考。明星并不一定要成為紀錄電影的主角,也可以成為觀眾進入真實世界的一扇門。關鍵在于,創作是否能夠保持鏡頭的分寸感,讓流量服務于人物,而不是讓人物服務于流量。

四、從院線放映到分眾觸達

相比商業類型片,紀錄電影天然缺少大規模排片優勢,也很難依靠短周期票房完成傳播爆發。因此,《我在蘇州學非遺》的行業意義,還體現在它對紀錄電影發行方式的探索上。

對于《我在蘇州學非遺》的發行,幾個出品方達成了高度一致,各方沒有簡單依賴傳統院線鋪排,而是通過“大象點映”探索更精準的分眾發行路徑。圍繞影片內容屬性,發行方將觀影人群進一步細分為親子家庭、影迷、陳飛宇粉絲、非遺愛好者、研學機構和城市文化關注者,并通過組團觀影、粉絲專場、親子電影課堂、映后交流等方式,尋找真正適合這部影片的觀眾。

這種方式的重點,不是把一部紀錄電影強行推向所有人,而是讓它找到最有可能被打動、也最有可能形成后續轉化的人群。

更重要的是,《我在蘇州學非遺》的發行并沒有止步于“看電影”。首映現場發布了涵蓋5天4晚深度研學與3天2晚精品研學兩大官方線路,整合御窯金磚、昆曲、蘇繡、碧螺春茶文化等核心非遺項目,強調“可動手、可學習、可帶走”的沉浸式非遺教育。

這意味著,影片正在形成一條新的傳播鏈路:觀影帶來興趣,興趣轉化為研學,研學帶來城市體驗,城市體驗又反過來推動長線傳播。

對于紀錄電影行業而言,這種“觀影—種草—體驗—再傳播”的路徑,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紀錄電影不只是一次銀幕消費,也可以成為內容入口,連接教育、文旅、城市品牌和文化消費。

五、讓人慢下來,半拍也行

《我在蘇州學非遺》最終提出的問題,并不只是“蘇州非遺有多美”,而是當機器越來越聰明,商品越來越便宜,平臺越來越強勢,人為什么還要用手去學一門手藝,慢慢做一件東西?

影片沒有用概念回答這個問題,而是把答案藏在一個個普通人的日常里。

手藝不是對效率的簡單拒絕,而是一種關于時間、身體、經驗和秩序的文化記憶。它提醒觀眾,一個城市、一個民族的文化傳承,不可能只靠技術復制和信息傳播完成,還需要有人愿意慢下來,一針一線、一磚一瓦、一招一式地把經驗傳下去。

總制片人孫群表示,《我在蘇州學非遺》依然在努力用真實人物、長期拍攝和耐心敘事建立自己的價值,它通過更精確的出品設計、更真實的人物表達、更克制的明星使用方式和更分眾的發行路徑,建立屬于自己的傳播模型。當觀眾看完電影后說“想去蘇州”“想摸摸絲綢”“想喝一杯今春的碧螺春”,當觀眾們聽老賴總是用“就是缺了一口氣”評價兒子和徒弟們的作品時陷入思考,這部紀錄電影就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使命:電影其實不是在講非遺,而是試圖在和你談談人生。

《我在蘇州學非遺》提供了一個值得觀察的創新范式:地方文化題材紀錄電影,如何從內容創作出發,進一步連接城市資源、明星傳播、分眾發行和線下轉化,重塑一條更完整、更可持續的價值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