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國百姓為何不愛大清？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兵臨北京城下。高墻深壕擋不住洋槍洋炮，更擋不住的是——城內有百姓主動幫洋兵扛梯子、帶路。

美國國家博物館至今珍藏著一張老照片：北京民眾站在墻頭，為攻城的聯(lián)軍扶梯、瞭望。甚至有人告訴聯(lián)軍，廣渠門的下水道沒有封堵，洋兵就是從那兒爬進城的。

更令人震驚的是，聯(lián)軍進城后，竟有百姓給他們送萬民傘。

一個隨軍記者問那個給他帶路的農民：“為什么要幫敵人打自己人？”農民說：“洋人打的是皇上。再說了，洋人給錢，為什么不去？”
一個農民發(fā)現，愛新覺羅氏的存亡和他毫無關系。
回到八十多年前，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

政論家汪康年的《記英法聯(lián)軍焚劫圓明園事》里寫得明白：聯(lián)軍本來沒帶火種，拿著水桶水鍋干瞪眼。

是附近的中國百姓自己端來火盆、秸稈，把火點著了。圍觀的百姓跟著英法聯(lián)軍的華人士兵一起，翻墻進圓明園大搶特搶。他們比洋人還急著燒，火越大越好，好進去多弄點東西。
你想過這是誰的園子嗎？愛新覺羅家的。
一個政權存在了二百六十八年，在最后的歲月里，它的國民連扶梯子、帶路、點火、搶救災物資、送萬民傘都干得出來。因為在他們眼里，那不是“我的國家”，那是“愛新覺羅家”。
能怪他們嗎？
一、價值觀的崩塌：當忠義者的鮮血無人問津
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表面上是給乾隆祝壽，暗地里做了一個隱秘的情報任務——“在不引起中國人懷疑的條件下，對中國的實力作出準確的估計。”他們親眼看到的是：皇帝窮奢極欲，百姓“面黃肌瘦，非常貧窮、卑微”，為了爭搶殘羹冷炙而打架，“生活水平遠不如倫敦的普通工人”。

各省各地時不時饑荒爆發(fā)，百姓在饑荒時賣掉孩子，賣不掉就直接丟。
馬戛爾尼回去告訴了英王：“大清可欺。”

他的副手小斯當東，成為后來英國對大清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的堅定支持者。兩個使團的所見所聞，徹底打破了歐洲對中國“東方黃金地”的幻想。
早在馬戛爾尼一百多年前，康熙年間的思想家唐甄就犀利總結了康乾盛世的真相：“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仕空”。
這些用血汗堆積出來的“盛世”，皇帝老子們享受得心安理得，百姓在他們眼里不過是流動的稅源和炮灰。
龔自珍就是這批忠義者的代表。他一生憂國憂民，支持林則徐禁煙，主張改革圖新，在殿試對策中洋洋灑灑數千言議論新疆善后治理，按捺不住的滿腔報國熱血震驚了所有考官。

但主考官是怎么做的？“楷法不中程，不列優(yōu)等”，就因為書法不好，把他放到三甲第十九名。那個以“多磕頭、少說話”聞名于官場的三朝不倒翁曹振鏞，就這么把一個天才拒之于翰林院門外。
龔自珍的才華沒能找到施展的地方。他辭官南歸，教書度日，1841年寫信給朝廷，請求去上海參加抵抗英國侵略者的戰(zhàn)斗。還沒等到命令，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
他一生勤懇報國，最后死在一間破舊書院里。
曹振鏞活到八十歲，善終。

龔自珍的兒子龔半倫，目睹了父親一生的蹉跎。當恭親王奕?痛罵他為虎作倀當“漢奸”時，龔半倫怒喝回去：“我本來想報效國家，可是上進之路被你們全部堵死，還讓貪官盤剝得衣食不全，被逼得只能乞食于外邦。

今你罵我是漢奸，我看你們才是真正的國賊！”
他質問那些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指點點的人：“我父親不得入翰林，我窮到靠外國人糊口，朝廷于我龔氏，何恩之有？！”
這段話，慈禧聽不到，滿清遺老不會承認，但數萬萬底層清朝人聽懂了。
二、制度的荒誕：連忠臣也不真忠誠
清初歷史上有個極荒誕的案例：姜瓖。
此人是明末大同總兵。李自成來了，他投降大順；李自成敗了，他投降清軍英親王阿濟格。

不但投降，還自掏腰包給清軍發(fā)餉，主動替清軍剿滅李自成的殘余部隊，通緝曾是友軍的李過。自帶干糧給新主子打工，這樣天下難找的好員工，你覺得滿清皇室會善待他嗎？
英親王阿濟格坐鎮(zhèn)大同，公開縱兵奸淫漢人婦女。《韃靼戰(zhàn)紀》記載，一個新娘在轎中被清兵當街搶走，姜瓖親自去找阿濟格要人，被攆打了出來。從此他再不忍受——“誓用韃靼的血來洗刷恥辱”，起兵反清。

為了這個反，大同城在被圍數月后內無糧草，人相食。而守將楊振威等人最終斬了姜瓖的頭獻城投降，阿濟格恨城內百姓固守，下令屠城，全部滅口。
姜瓖氣節(jié)、聲名、臉面都不要了，只要一點點軍閥和男人的尊嚴。但這樣一個卑微的要求，大清也不肯給。
虛偽的“滿漢一家”謊言下是什么？清廷時刻算計著漢軍將領的兵權是否過重、是否“不可控”。

在滿清貴族的字典里，漢臣連狗都不如。姜瓖起兵反抗，不是為了復明，而是“寧死不當奴才”。這份反骨是滿清硬生生逼出來的。
在大清國，良心不值錢，仁義不值錢，忠誠更不值錢。唯獨一條——權力在手、肆無忌憚的統(tǒng)治，最重要。
三、時代的對比：當人家在文明進步，大清還在倒退
1799年，99歲的乾隆皇帝終于歸西。這一年，也是美國開國元勛喬治·華盛頓去世的一年。

乾隆留給嘉慶的是一個腐敗橫行、百鬼夜行、民變四起的空殼王朝。華盛頓留下的是一個三權分立、權力平穩(wěn)交接的政治制度和一份宣告“民有、民治、民享”的《獨立宣言》。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美國憲法簽署生效；1789年，華盛頓當選第一任總統(tǒng)。而整個乾隆盛世，大興土木修園林的文字獄一茬接一茬。

紀曉嵐幫著乾隆修《四庫全書》，表面是修書，實際是一場中國文化的全面“閹割”。據不完全統(tǒng)計，僅乾隆一朝發(fā)動的文字獄就超過一百起，而他修《四庫全書》期間就占了將近一半。
紀曉嵐看著一個又一個文人因為一句話、一個字就家破人亡，從此閉口不言，只敢說點笑話、寫點楹聯(lián)自娛自樂，在食欲和性欲上發(fā)泄。

他親眼看見許多著作被禁毀或者篡改，耳聞目睹一個個文人的遭遇，他不得不對文字工作產生足夠的恐懼。清朝培養(yǎng)出的所謂漢族精英就是這樣：身子跪著，腦子也跪著。
西方在誕生《國富論》、《獨立宣言》、《論法的精神》，大清的精英思想被徹底“去勢”。
百姓不必成為啟蒙思想家。但從百姓一天天餓著肚子給洋人扛梯子、幫他們找彈藥、搶在洋人前面救火和搬走宮殿文物的時候，大清滅亡的命運在這一刻就已經定了。

人民不是天生不愛這片土地，他們只是不想為一個又愛折騰又無能的政權，獻出自己的頭顱。
四、盛世背后的代價：拿得出手的GDP，拿不出手的溫飽
那些至今還在吹噓康乾盛世“GDP占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八成不知道乾隆朝人均日收入是幾文錢。據馬戛爾尼隨行人員記載，一個清國的普通船夫，每天只有80文的收入。

80文夠在當時的北京買什么？買幾個粗糧饅頭，一家老小勉強糊口就干干凈凈，不可能余下分文。
富者田連阡陌、醉生夢死，皇帝南巡一次耗費白銀數百萬兩，而底層平民吃的是發(fā)霉的糧食，冬天甚至一天只能吃兩餐，為了活下去不得不賣兒賣女。

美國人眼中的南方黑奴，一個月還能吃到近八磅豬肉魚肉，嘉慶年間的徽州，月均豬肉消耗不到一兩。漢人在大清，不如美國黑奴的待遇。
一個讓百姓活得比美國的黑奴還不如的王朝，憑什么讓百姓去愛它？
封建制度的“剝削”邏輯，在這里走到極致：你不需要有任何回報，只需要做牛做馬。你生下來就不一定是這個王朝的“國人”，而是皇帝的奴才、奴才的奴才。你不是國家的主人。

國家的主人是愛新覺羅們的八旗子弟。他們的生存依靠各族百姓的血汗滋養(yǎng)，卻天天高喊“祖宗家法”、“龍脈祖墳”，對百姓的饑寒冷眼相待。
試問一個老百姓，怎么對一個連自己溫飽都不管、動不動就滿門抄斬的政權，期待他去耗盡生命去守護？
結語
大清的滅亡，不是一夜之間的事。這是百姓對“統(tǒng)治者”與“官軍”情感的徹底破產。當八國聯(lián)軍逼近北京城，洋人還沒攻進來，這座城市里無數“愛國志士”們該跑的跑了、該當向導的當了向導、該掙外快的掙外快，留下扶梯子的扶梯子、參加洋軍的參加洋軍。

這世上沒有任何一次革命是突然的——它一定是千百萬卑微如塵、沉默如死的人，在看到一丁點兒光后，紛紛從腳下的深淵里爬出來。
不是“我不愛國”，而是“這個國怎么不再愛我”？大清用嚴酷的制度、慘無人道的剝削、瘋狂的壓迫堵死了所有人的情感出口。

一個王朝如果連讓百姓吃飽穿暖的尊嚴都給不起，那就別怪老百姓在它的墓志銘上多唾兩口唾沫。
袁世凱逼清帝退位時連哄帶騙，但真正的民心退場早就發(fā)生了。王朝是一個軀殼，百姓才有血肉。

大清國二百六十多年的統(tǒng)治，靠的不是民心擁抱，而是靠鐵腕懸頭。百姓不殺漢奸，因為真正的“漢奸”和國賊，就是這個王朝自身。
這些自稱“天朝上國”的統(tǒng)治者以為自己是百姓的主人。

但歷史證明，當百姓用八國聯(lián)軍的手推開城門時，他們推開的是一個注定腐朽崩潰的棺材。
當船沉時，百姓憑什么和船共存亡？大清沉了，這片土地沉不了。

統(tǒng)治者可以死，但這片土地上的百姓會活下去。
當一個政權從根基上就是爛透的，百姓對它無情，不需要任何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