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羞辱能教出什么樣的女孩？

5月1日，福建省一所中學正舉辦運動會，拔河比賽進行得緊張激烈，觀賽的一名女生激動之下脫口而出：“我操！”正在她身旁的女副校長當即厲聲訓斥：“ 難聽嗎？一個女孩子能講這個字啊？等你有一天被人家按在地上*的時候，看你還講不講得出來！像什么樣子！講粗話。”

這事爆出后，引發輿論嘩然，網上幾乎是一邊倒地聲討這位副校長當眾用性羞辱的話語粗暴對待一個初中女生，這可比“說粗話”嚴重了不知多少倍。

現在，通報來了：涉事副校長已被當地教育局勒令停職檢查，并向學生及家長致歉。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報中，這被視為“違反師德師風問題”——這和輿論反應大體一致，即認為這位副校長的主要問題在于語言暴力對那位女生造成了傷害。

但我想問題還不止這樣。

別看現在這樣“嚴肅處理”了，但那位副校長當時訓斥得如此理直氣壯，顯然在她看來這完全是正當的——學生說臟話，不該制止嗎？不罵到她心如錐刺，能長記性嗎？

實際上，在無數中國家庭里，父母都是這樣羞辱孩子的。多年前，我曾在網上看到有女性說，她中學時有一次試著戴個耳墜，正對著鏡子心情愉悅，她媽回家來看到，用非常難聽的話怒斥她“放蕩”，“小小年紀就想著打扮，打算去勾引誰？”她都被罵哭了，二三十年過去都久久難忘。在這帖子底下，一堆女生共鳴，紛紛訴說自己也有類似經歷。

要說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老師罵學生還會被停職檢查、賠禮道歉，但你爸媽罵你，可沒這一說。

這說起來很可悲，但為何如此？因為在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傳統里，每個孩子與其說是被珍視為一個個獨特的個體，倒不如說是有待塑造成社會合格的基本單元。

涉事的三明一中是當地最好的重點中學，半年前還曾因強制女生剪短發鬧出過新聞。面對網上批評這種毫無美感的“朵拉頭”嚴重壓抑學生個性，實為精神控制和打壓，校方則辯稱相關規定已執行20多年，“以前還要嚴格”，“學生就要有學生的樣子”。

無論外界如何爭議，這所中學的“剃發令”至今都未廢止。從這一點也能看出其校規極為注重嚴格的秩序規范，因為這乍看是頭發長短問題，實際上是被看作是內在道德觀的外在顯現——例如，誰要是刺青，就會被懷疑“有問題”。

對這些道德嚴苛的師長們來說，孩子身上任何“心術不正”的跡象，一旦發現就必須迎頭痛擊，而當場訓斥還有另一重效果，就是通過公開羞辱來震懾旁邊的其他孩子。

就此而言，那位女副校長并不是一時失言，而是她訓導學生的慣常邏輯。如果是這樣，那么很有可能，她只會覺得受處分是“社會影響不好”，但內心深處多半會困惑：到底哪里錯了？

，在現在年輕人的日常口語中，“臥槽”及其各種諧音變體，早已脫離了其字面本意，常常不過是用來表達驚嘆、無語等情緒的語氣詞，從中讀出性含義并以性羞辱壓制，“到底是誰的心里更‘臟’？”

爭論誰才真的道德低下，這沒有意義，因為這事說到底是價值觀沖突。事件很關鍵的一點在于：那位“說粗話”的學生是女性，如果是男生爆粗口也罷了，但女生則尤其不可容忍，因為這被認為與女性的道德規范格格不入。

《語言惡女 : 女性如何奪回語言》

[美] 阿曼達·蒙特爾 著

李辛 譯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2024-6

《語言惡女：女性如何奪回語言》一書指出，女性長期以來都被社會規訓說話要更有禮貌，不得使用下流或不雅的表達方式，其結果是女性委婉表達的臟話往往不那么有力，這反映出她們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

由于臟話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具有毋庸置疑的攻擊性，所以說臟話的女性就會被視為破壞了女性氣質的傳統規則，也就是要求女性甜美、恭敬，并經常照顧他人感受。當然，違背這種期待會招致批評。就拿我來說，我曾多次被告知我“說臟話的方式像個男人”，但我不確定這到底是夸我還是批評我。

那么，如果一個女性豁出去，滿口臟話，是否能展示其力量？有時候確實如此，會讓人感覺“這女人潑辣不好惹”，但遺憾的是，在一個男權社會里，做女人總是很難：

研究發現，男礦工實際上把女礦工說臟話的行為解讀為一種“邀請”，同時說臟話的女性受到的性騷擾明顯多于不說臟話的女性。不過，那些選擇完全不說臟話的女性的情況也沒有好到哪里去，她們被排除在對話和參與之外，最終被排除在了權力之外。 正如一名女礦工告訴研究人員的那樣：“骯臟的語言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一條無形的界線。”女礦工們最終發現自己處于進退維谷的境地——說臟話，或者不說臟話，她們都是輸家。

礦工壓倒多數都是男性，因而工礦聚居區往往呈現出濃厚的男權文化特點，女礦工的處境或許有其特殊之處，但我想，對現代女性來說，失權才是更為可怕的，何況，當你處于弱勢地位之后，最終常常還是不能免于被騷擾。

“說臟話”從“文明禮貌”來看當然不可取，但新一代年輕女性如果能更早拋開對女性的種種規訓，坦然表現自己的力量感，那我想沒什么不可以。

在心理能量等級上，勇氣、主動、憤怒，可比恐懼和羞恥高多了，羞恥是最低的，而那位女副校長話語間的性羞辱，正是讓那位女生為自己而羞恥——事實上，羞恥感向來是對女性規訓的最強大武器。

為什么對女性覺醒最強力的壓制，往往來自同性？我想是因為，只要男權社會不徹底改觀，那么對秩序的認同，不可避免地就意味著要把男權文化對女性的規訓內化。

我想，這才是真正可悲之處：這位女副校長教誨女學生要成為一個符合男權社會規范的女性，然而這樣性羞辱來規訓女孩，最終的結果卻往往是讓她最終更弱勢、更難以保護自己也因此更易于遭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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