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觀惡性的量刑規范化路徑：六類故意的層級劃分與量刑調節的判斷

《主觀惡性的量刑規范化路徑：六類故意的層級劃分與量刑調節的法理依據判斷》

作者：唐從祥（筆名唐駁虎）

摘要

主觀惡性作為量刑規范化的核心范疇，長期面臨“定性易、定量難”的實踐困境。本文以《刑法》第14條故意規定的內部結構為邏輯起點，結合刑法修正案的最新動向及“兩高”《量刑指導意見》的規范框架，提出將“故意”類型化為直接預謀故意、直接突發故意、間接容忍故意、間接漠視故意、附條件故意、概括故意六種類型，并構建與之相應的層級化量刑調節系數。文章重點論述了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無條件故意與附條件故意三組核心概念的學理關系及其對刑事犯罪行為判斷的規范意義，揭示了“明知必然+放任”亦可成立間接故意的理論命題，澄清了附條件故意作為獨立故意類型的方法論價值。文章深入分析了六類故意與犯罪構成要件、違法性認識、期待可能性等刑法基礎理論的關聯，探討了量化方案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未成年人犯罪特殊規定、企業刑事合規等前沿制度的銜接問題。這一路徑旨在將“估堆式”的主觀惡性判斷轉化為“可操作、可檢驗”的規范評價，在堅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前提下，為刑罰個別化提供更為精細的制度接口。

關鍵詞：主觀惡性；故意類型化；量刑規范化；刑罰個別化；間接故意；附條件故意

一、問題的提出

量刑公正的實現，有賴于對犯罪行為客觀危害與行為人主觀惡性的雙重評價。然而，與客觀危害的相對直觀性不同，主觀惡性的審查認定長期面臨“虛化、潛化”的困境。罪刑均衡是基礎性原則，刑罰個別化是矯正性原則，如何在二者之間尋求平衡，關鍵在于對主觀惡性的準確把握。

現行《刑法》第14條將故意界定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這一“希望—放任”的二分法在理論上清晰可辨，在司法適用中卻面臨層次單薄、區分標準模糊的困境。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區分，不僅關涉罪與非罪的界限，更直接影響量刑的輕重。然而，“希望”與“放任”作為心理狀態，如何從外部行為中準確識別？二者之間的主觀惡性梯度究竟應當如何刻度？現行法并未提供明確答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確立了“以定性分析為主，定量分析為輔”的量刑方法，并規定了自首、坦白、當庭自愿認罪等量刑情節的調節比例。①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這些調節系數的適用，均以“基準刑”的確立為前提，而基準刑的確定主要依據客觀危害。這意味著，主觀惡性因素在量刑“三步式”中實際上被后置于調節環節，缺乏與客觀危害同等量級的規范評價地位。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現行故意理論內部存在三組需要厘清的核心范疇：一是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區分標準及其程度序列；二是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的規范內涵及其對行為歸責的影響；三是無條件故意與附條件故意的關系及其對犯罪構成判斷的方法論意義。這三組范疇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主觀惡性評價的規范基礎。然而，長期以來，這三組范疇的學理討論與司法實踐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脫節：理論層面精細區分，實踐層面“估堆”處理。

本文嘗試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將“故意”這一主觀要件本身進行精細化類型化，通過構建六類故意的層級體系——以三組核心范疇的邏輯關系為經，以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的雙維賦值為緯——使主觀惡性的評價嵌入量刑的初始階段，從而為刑罰個別化提供更為系統的制度支撐。

二、主觀惡性的規范結構：從“希望—放任”到程度序列

（一）主觀惡性的雙層內核

主觀惡性在規范意義上包含兩個層次：一是“認識因素”，即行為人對行為性質、危害后果的認知程度；二是“意志因素”，即行為人對危害后果的心理態度。②認識因素的強度（明知必然/明知可能）與意志因素的堅定性（追求/放任）共同決定主觀惡性的大小。犯罪故意的成立，需要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的同時具備：認識因素是故意成立的心理基礎，意志因素是故意成立的核心要件。

值得注意的是，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之間并非簡單的“相加”關系，而是存在復雜的相互作用。高度明確的認識可能“補強”意志因素的強度，反之，模糊的認識可能“削弱”對意志因素的負面評價。例如，行為人明知危害結果必然發生卻仍然實施行為，即使其內心對該結果并非“積極追求”，其對結果的“放任”也因其認識的明確性而具有更高的可譴責性。反之，行為人對其行為可能引發的危害后果僅有模糊的、低概率的認識，即使其內心“漠不關心”甚至“無所謂”，其主觀惡性也因認識的局限性而有所降低。這一認識—意志的互動關系，為后文構建六類故意的層級體系提供了理論基礎。

司法實踐中，審查判斷主觀惡性應當綜合被告人的多方面情況：犯罪前的行為歷史與品性、犯罪中的行為方式與犯意堅決程度、犯罪后的悔罪表現等。③這些因素的共同指向是：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并非單一的心理狀態，而是一個具有程度差異的序列。有學者將犯罪故意劃分為“行為故意”和“結果故意”兩個層面，進一步揭示了主觀惡性評價的多層次性。④

（二）間接故意的內部裂隙

“放任”作為間接故意的核心心理要素，在實踐中呈現出復雜樣態。有學者將間接故意進一步劃分為“容忍故意”和“放任故意”兩種類型：前者是指行為人為實現某一目的而“容忍”附隨危害結果的發生，后者則是指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持純粹“無所謂”的態度。⑤這一劃分揭示了間接故意內部的重大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知危害結果必然發生”的情況下，行為人是否仍然可能成立間接故意？這一問題在學界存在重大爭議。通說認為，間接故意的成立以“明知可能發生”為認識前提，如果行為人明知危害結果必然發生，則其意志因素不可能是“放任”，而只能是“希望”，從而應認定為直接故意。⑥

然而，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通過構造案例分析，在行為人明知手雷爆炸必然導致無辜第三人死亡，但為了殺害仇人仍然投擲手雷的情形中，行為人對第三人之死顯然不是“希望”，但也不是“反對”——如果反對，行為人應當停止行為。這種“聽之任之”“無所謂”的心理狀態，更符合“放任”的本質特征。⑦因此，“明知必然發生+放任發生”同樣可以成立間接故意。

這一命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司法實踐價值。首先，它在理論上突破了通說對間接故意認識范圍的限制，揭示了放任心理的獨立規范性。其次，在司法實踐中，它為處理“手段必然致無辜傷亡”的案件提供了更精準的主觀歸責框架——行為人對主要目標成立直接故意，對附隨傷亡成立間接故意，二者可以并存且應當在量刑時分別評價。再次，這一命題對結果加重犯的歸責分析也具有重要意義：在搶劫致人死亡、強奸致人死亡等案件中，如果行為人對死亡結果持“明知必然發生+放任發生”的心態，其主觀惡性雖低于直接故意，但高于一般情形下“明知可能發生+放任發生”的間接故意，量刑時應予相應體現。

（三）量刑規范化對主觀惡性的技術需求

“兩高”《量刑指導意見》確立的量刑方法，體現了從“估堆式”量刑向規范化量刑的轉型。但這一轉型主要解決的是客觀危害的量化問題——通過確定量刑起點、基準刑、調節比例，使刑罰量的確定具有可操作的步驟。主觀惡性的評價雖然被納入“調節基準刑”環節，但其本身的量化程度明顯不足。

一個典型的例證是：《量刑指導意見》對自首情節規定“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這一幅度不可謂不大，但“以下”的具體比例如何確定？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法官對“自首動機、時間、方式、罪行輕重、如實供述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的綜合判斷。這實質上又將主觀惡性的評價問題拋回了“估堆”模式。⑧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主觀惡性的評價在現行量刑框架中缺乏獨立的規范化地位。如前所述，量刑起點的確定主要依據犯罪構成事實（客觀危害），基準刑的確定在此基礎上“根據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數額、犯罪次數、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實”增加刑罰量。主觀惡性因素（故意類型、犯罪動機、悔罪表現等）全部被壓縮至“調節基準刑”環節，與自首、坦白、立功等情節在同一層次上進行“同向相加、逆向相減”的運算。這種技術處理雖然具有操作便利性，但在規范邏輯上存在根本缺陷：故意類型是犯罪構成的“定性”要素，而非事后的“調節”要素。將故意類型與自首等事后情節置于同一層次進行運算，模糊了“定罪”與“量刑”的基本界限。⑨

三、三組核心范疇的學理關系與行為判斷

（一）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從二元對立到程度序列

1. 區分標準與學理爭議

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區分，是故意類型化的基石。依《刑法》第14條的表述，二者的根本區別在于意志因素：直接故意是“希望”危害結果發生，間接故意是“放任”危害結果發生。

然而，這一看似清晰的區分標準在具體適用中面臨多重困難。

第一，認識因素的差異問題。 通說認為，直接故意的認識內容既包括“明知必然發生”也包括“明知可能發生”，而間接故意的認識內容僅限于“明知可能發生”。⑩其理論依據在于：如果行為人明知結果必然發生卻仍然實施行為，則其意志上“不可能”是放任，因為放任以結果的發生與否具有“不確定性”為前提。如前所述，這一觀點并非沒有爭議。筆者傾向于認為，“明知必然發生+放任發生”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且在實踐中確實存在，應承認其作為間接故意的特殊形態。

第二，“希望”的判斷標準問題。 “希望”作為一種主觀心理狀態，難以從外部行為中直接讀取。司法實踐中，往往通過行為的“目的性”來推定“希望”的存在——行為人實施行為所欲達成的目標，通常就是其所“希望”發生的結果。但這一推定在“雙重結果”案件中可能失靈：行為人對主要結果持“希望”態度，對附隨結果持“放任”態度，兩種故意類型在同一行為中可以并存。?

第三，間接故意的“獨立價值”問題。 有觀點認為，間接故意在本質上是一種“不真正的故意”，其可譴責性低于直接故意但高于過于自信的過失。?這一判斷具有直覺上的合理性，但需要在規范化層面得到進一步展開。間接故意獨立價值的核心在于：它揭示了行為人明知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卻仍然實施、對法益的漠視態度。這種“漠視”與直接故意的“追求”固然不同，與過失的“疏忽”或“輕信”也有本質區別。

2. 程度序列的法理證成

本文主張，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關系不宜理解為二元對立，而應視為一個具有程度差異的序列。這一序列的底層邏輯可以從以下兩個維度加以證成：

從責任主義維度看， 直接故意行為人具有明確的犯罪目的，其行為是“為犯罪而犯罪”；間接故意行為人則通常是為了實現某一非犯罪目的而“容忍”或“漠視”附隨的危害結果。前者的非難可能性明顯高于后者。責任主義的核心要求是：刑罰的輕重應當與行為人的責任程度相適應，而責任程度首先取決于行為人對法益的敵對意志的強度。?直接故意所體現的“積極敵對意志”顯然強于間接故意所體現的“消極漠視態度”。

從特殊預防維度看， 直接故意（尤其是預謀型直接故意）反映行為人穩定的人格傾向和犯罪習性，再犯風險較高；間接故意則更多反映行為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價值權衡失當，經矯治回歸社會的可能性較大。?這一判斷與《量刑指導意見》對預謀犯罪與激情犯罪的區分處理相一致。

然而，將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關系簡單概括為“前者重于后者”，可能過于粗糙。正如后文將要論述的，“直接突發故意”（臨時起意的直接故意）與“間接容忍故意”（高度預見下的放任）之間，何者主觀惡性更大，并非不言自明的問題。這正是需要進一步類型化的理由。

3. 對犯罪行為判斷的規范意義

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區分，對犯罪行為判斷具有以下三個層面的規范意義：

第一，在未遂犯的成立范圍上。 間接故意是否成立犯罪未遂，在理論上存在爭議。通說認為，未遂犯是“意志以外的原因導致犯罪未能得逞”，其前提是行為人具有“既遂的故意”。?間接故意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持“放任”態度，結果不發生亦不違背其意志，因此難以成立未遂犯。這一立場在實踐中體現為：以間接故意實施的行為，如果危害結果實際未發生，通常不以犯罪未遂論處（法律明文規定的危險犯除外）。例如，行為人在鬧市區開槍射擊，明知可能擊中路人但持放任態度，如果實際未擊中任何人，一般不成立故意殺人罪（未遂），可能僅成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險犯）。

第二，在結果加重犯的歸責上。 行為人對加重結果的主觀心態是區分故意與過失的關鍵。在搶劫致人死亡、強奸致人死亡等結果加重犯中，如果行為人對死亡結果持間接故意（如為壓制反抗而勒頸，放任被害人死亡），其量刑應重于對死亡結果僅持過失的情形。《刑法》對結果加重犯規定了更重的法定刑，但其內部并未區分行為人對加重結果的主觀心態。本文認為，在結果加重犯的量刑中，應當區分行為人對加重結果持過失還是間接故意，對后者應適用更重的刑罰。

第三，在共同犯罪的犯意聯絡上。 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可以構成共同犯罪。?例如，甲以直接故意追求被害人死亡，乙以間接故意“無所謂”被害人死亡，只要乙明知甲的行為性質且參與其中，仍可成立故意殺人罪的共犯。這一結論的法理依據在于：共同犯罪的本質是“共同實施犯罪”而非“具有相同的心理狀態”，間接故意同樣可以形成犯罪意思的聯絡。

（二）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認識程度的規范評價

1. 概念的厘定與類型化

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的區分，在學理上對應的是認識因素的具體程度問題。這一區分在傳統刑法教科書中往往被簡略處理，但在司法實踐中具有重要的歸責意義。?

確定故意是指行為人對其行為對象、行為性質、危害結果的范圍與程度有明確、具體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犯罪決意。在認識因素上，確定故意表現為兩個“確定性”：一是認識內容的確定性，即行為人明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針對誰、會造成何種后果；二是認識程度的確定性，即行為人通常“明知結果必然性”，或至少對結果的發生有高度確定的預見。

例如，行為人持刀瞄準被害人的心臟部位猛刺，其明知這一行為“必然”或“極大概率”導致被害人死亡，且對這一結果有明確認識。這一定性對后續的量刑具有直接影響——確定故意的主觀惡性通常重于不確定故意。

不確定故意則是指行為人行為時對于自己的行為究竟會不會引起危害結果、會引起什么樣的危害結果、會在哪一個對象身上引起危害結果等問題，沒有明確清楚的認識。不確定故意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① 對行為對象認識不明確：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直接作用的物或人究竟是誰，處于不確定狀態。例如，向人群中投擲爆炸物，行為人并不確定會炸到誰。

② 對危害結果范圍認識不明確：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多大的危害結果、波及多少犯罪對象，處于不確定狀態。

③ 對危害結果是否發生認識不確定：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發展趨向具有多種可能性，危害結果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

2. 不確定故意的諸類型及其歸責原理

不確定故意可進一步區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概括故意是不確定故意最典型的形態。行為人僅有籠統的犯罪意圖，對行為對象、結果范圍均無明確認識。典型的表述是：“能盜多少是多少，盜到多少算多少。”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以概括故意實施的行為，通常按照實際造成的危害結果歸責——行為人既然對結果持“開放”態度，就應當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全部結果承擔責任。概括故意的歸責原理在于：行為人的主觀惡性體現在其“對法益侵害持放任態度”這一點上，至于侵害的具體對象和程度，均在行為人的風險承擔范圍之內。

擇一故意是指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將在數個特定對象中的某一個身上引發危害結果，但究竟哪一個對象會實際受害，行為人并不確定。?例如，行為人向甲、乙二人所在的方向開槍，明知會擊中其中一人但不確定是誰。擇一故意的特殊之處在于：行為人的認識對象是“特定數人”而非“不特定多數人”，這與概括故意有所區別。在歸責上，擇一故意通常按照“實際受害對象”認定故意犯罪，對于未實際受害的其他對象，不另行評價。但是，如果擇一故意中的“擇一”對象均系同一法益主體（如甲、乙均為故意殺人罪的保護對象），則只認定為一個故意殺人罪，而非數個故意殺人罪（未遂）的競合。

未必故意（又稱可能故意）是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的一個概念，其含義接近于我國刑法理論中的間接故意，但更強調“認識因素的不確定性”。未必故意的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沒有確定的預見，但認識到“結果可能發生”，且對結果的發生持“同意”態度。?這一概念與“放任”的關系較為復雜：未必故意在認識因素上強調“可能性”的預見，在意志因素上強調“同意”而非“放任”，二者之間存在細微差異。從我國刑法的規定來看，“放任”的表述涵蓋了未必故意的核心意涵，因此未必故意在我國刑法語境下可以歸入間接故意的范疇。

3. 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對歸責的影響

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的區分，對刑事歸責具有以下重要影響：

第一，在既遂犯的歸責范圍上。 以確定故意實施的行為，行為人應當對其明確預見的結果承擔全部責任；以不確定故意實施的行為，行為人應當對“實際發生的、在其概括預見范圍內的”結果承擔責任，但對超出其概括預見范圍的結果（如行為對象完全出乎意料、危害結果的性質發生根本變化），是否需要負責，則需結合具體案情判斷。例如，行為人以概括故意實施盜竊，誤將價值極低的物品當作價值高昂的物品盜走，仍應按照實際盜竊物品的價值認定犯罪數額——因為行為人對“能偷多少算多少”的概括故意已經涵蓋了低價值物品的可能性。

第二，在罪數的認定上。 概括故意實施的一連串行為，如果是在同一犯意支配下連續實施，可能按“一罪”處理；而確定故意下的多次行為，如果沒有連續的犯意聯絡，通常按“數罪”并罰。例如，行為人以概括故意在一天內連續盜竊多家店鋪，由于是在同一犯意支配下的連續行為，通常按一罪處理；但行為人以確定故意分別策劃實施兩起搶劫，如果兩次搶劫之間沒有連續的犯意聯絡，則應按兩罪并罰。

第三，在共同犯罪的歸責上。 以概括故意參與共同犯罪的行為人，對于共同犯罪所造成的全部結果，只要在其“概括的預見范圍之內”，就應當承擔責任。例如，在盜竊案中，行為人以“能偷多少算多少”的概括心態參與盜竊，即使部分贓物被其他共犯隱瞞，行為人仍應對全部贓物負責。這一歸責原理的基礎在于：概括故意意味著行為人對犯罪結果的范圍持開放態度，其對全部實際發生的后果均具有心理聯系。

（三）無條件故意與附條件故意：犯意內容的結構性差異

1. 概念辨析與理論爭議

“附條件故意”這一概念在刑法學界存在爭議。有學者明確表示“不贊同無條件的故意和附條件的故意”這一分類，其主要理由在于：故意的本質是對危害結果的“明知且希望或放任”，這一心理狀態的成立不以任何外部條件為前提——如果行為人將自己的行為是否實施、是否產生危害結果取決于某一外部條件，則其是否成立“故意”本身就需要重新審視。?

然而，也有學者持相反立場，認為“附條件故意”在司法實踐中具有獨立的類型化價值。?附條件故意是指行為人的故意內容附有一定條件，當條件成就時故意才實際指向特定法益。典型形態如：“如果他再罵我，我就打死他”——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持“附條件的追求”態度。在這一表述中，行為人尚未形成無條件、全方位的犯罪決意，其犯意的實現取決于外部條件的成就。

筆者認為，“附條件故意”作為獨立類型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但需要對其法律性質作審慎界定。首先，附條件故意不宜作為與“無條件故意”并列的同一位階概念，因為“條件”的有無在本質上不是故意的“類型”問題，而是故意的“形成階段”問題。其次，附條件故意中的“條件”通常指向“觸發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的情境因素”，而非“決定危害結果是否發生的因果因素”。二者不能混淆。

2. “條件”的法教義學分析

從法教義學的角度審視，“附條件故意”中的“條件”可以區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類：觸發條件。 條件的作用是“觸發”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而非“決定”危害結果是否發生。例如，“如果他再罵我，我就打死他”——“他再罵我”這一條件觸發的是“行為人決意實施殺人行為”這一決定，而非直接決定死亡結果的發生。在這種情形下，一旦條件成就，行為人的故意內容就轉化為“直接（或間接）故意”，其主觀惡性與一般的直接（或間接）故意并無實質差異。觸發條件的法律意義在于：在條件成就之前，行為人的心理狀態處于“預備的預備”階段，通常不構成犯罪。

第二類：限制條件。 條件的作用是“限制”故意的范圍。例如，“只打腿，別打死”——行為人明確設定了危害后果的“上限”。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實際發生的后果超出了限制條件所設定的范圍（如失手打死被害人），則行為人對超出部分的主觀心態是否仍為故意，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判斷。如果超出結果是行為人“明知可能發生卻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所致，則可能成立間接故意；如果超出結果是行為人完全無法預見的，則可能僅成立過失。限制條件在共同犯罪中尤為重要：教唆者設置限制條件，意味著其對被教唆者的犯意進行了限定，如果被教唆者超出限制條件實施更嚴重的犯罪，教唆者僅對限定范圍內的犯罪承擔責任。

第三類：實施條件。 條件的作用是決定“是否實施行為”或“以何種方式實施行為”。例如，“如果他今晚不在家，我就去他家盜竊”——條件是否成就直接決定行為人“是否著手實施犯罪”。這種情形下，在條件成就之前，行為人的主觀狀態是否已經構成“犯罪預備”意義上的故意，需要結合具體案情判斷。如果行為人已經開始為“條件成就后的犯罪”做準備（如準備作案工具、踩點等），則應認定為犯罪預備；如果行為人僅停留在“思想階段”，尚未有任何外在行為，則不宜認定為犯罪故意。

3. 附條件故意的獨立類型價值

盡管有學者不贊同將“附條件故意”作為獨立的故意類型，但筆者認為，這一概念在以下方面具有方法論意義：

第一，在量刑層面。 附條件故意的行為人尚未形成絕對的、無條件的犯罪決意，其犯意的

“強度”弱于無條件的直接故意。正如《量刑指導意見》所明確的，對“臨時起意”的犯罪與“預謀犯罪”應當區別對待，附條件故意在性質上更接近于“臨時起意”而非“預謀”，其主觀惡性應作相應降低評價。附條件故意的量刑意義在于：它提供了一個區分“犯罪決意強度”的分析工具——無條件故意意味著行為人已經形成了確定的、主動的犯罪意圖，而附條件故意則意味著行為人的犯罪意圖是被動的、依賴外部刺激的。

第二，在犯罪預備的認定上。 附條件故意的“條件成就”可以成為區分犯罪預備與犯意表示的重要標準。如果行為人在條件成就之前已經著手準備，則應認定為犯罪預備；如果行為人在條件成就之前沒有任何外在行為，則僅屬于犯意表示（不構成犯罪）。這一區分的實踐意義在于：它提供了一個客觀化的標準，幫助司法機關判斷行為人是否已經越過了“犯意表示”的界限，進入了刑法可干預的階段。

第三，在共同犯罪的責任劃分上。 “附條件故意”可以用于區分“主犯”與“從犯”。例如，甲對乙說：“如果你去打丙，我給你1萬元。”乙回應：“如果他先動手，我就打他。”在這一對話中，甲是無條件的教唆（直接故意），乙是附條件的故意（犯意實現附條件）。如果條件未成就（丙未先動手），乙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如果條件成就，乙構成故意傷害罪，但其主觀惡性因“附條件”而有所減弱。同時，由于甲的教唆是無條件的，甲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可能大于乙，應認定為主犯。

4. 附條件故意與間接故意的交叉關系

附條件故意與間接故意并非互相排斥的概念，二者可能在同一行為中并存。例如，甲對乙說：“如果他不還錢，你就去他家潑油漆，砸壞點東西也沒關系。”在這一表述中，甲對“砸壞點東西”這一附隨結果持“附條件的放任”態度——條件（不還錢）成就時，甲對附隨結果持間接故意。這種“附條件+間接故意”的復合形態，其主觀惡性低于“無條件+間接故意”（如無條件地放任砸壞他人財物），因為條件的存在意味著行為人尚未形成“在任何情況下都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犯意。

這一分析揭示了主觀惡性評價的復雜性：故意的類型化不僅僅是心理學意義上的分類，更涉及規范評價層面的權衡。附條件故意之所以能夠減輕主觀惡性，是因為行為人的犯意實現依賴于外部條件，這一依賴關系意味著行為人尚未形成“積極、主動、無條件”的法益敵對意志。

（四）本節小結：三組范疇的體系位置

以上論述的三組核心范疇——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無條件故意與附條件故意——并非處于同一邏輯層面，而是分別從“意志態度”“認識程度”“犯意內容”三個維度對故意進行類型化。三者之間的關系可以概括為：

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區分，側重于“意志因素”——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持“追求”還是“放任”態度；

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的區分，側重于“認識因素”——行為人對危害對象、結果范圍、發生可能性的認識是“明確具體”還是“概括模糊”；

無條件故意與附條件故意的區分，側重于“犯意內容的結構”——行為人的故意是否以外部條件的成就為前提。

三者共同構成了對“故意”這一主觀要件的立體化、多維度的類型化框架，為主觀惡性評價的精細化奠定了規范基礎。?

四、六類故意的層級劃分與法理證成

（一）類型化構建的兩種進路及其融合

構建故意的類型化體系，理論上存在兩種基本進路：一是以“認識程度”為標準，將故意區分為“明知必然”與“明知可能”；二是以“意志態度”為標準，區分“追求”“放任”等心理狀態。然而，單一路徑均存在局限：僅以認識程度劃分，可能高估“明知必然”者的主觀惡性而忽略其悔改可能；僅以意志態度劃分，又可能低估“高度蓋然性明知下的放任”的惡性程度。

本文主張采“認識—意志”雙維融合進路。這一進路的核心在于：將認識因素區分為“明知必然/高度可能”與“明知可能/不確定可能”兩個層次，將意志因素區分為“追求”“容忍”“漠視”三個層次，通過兩個維度的交叉組合，形成差異化的主觀惡性序列。?

（二）六類故意的內涵界定與學理定位

基于上述雙維融合進路，并結合前文對三組核心范疇的學理分析，本文將故意逐層細化為以下六種類型：

① 直接預謀故意（直接故意+確定故意+無條件故意）。行為人經過事先策劃、準備，對犯罪

對象、手段、后果有明確認知，并積極追求危害結果的發生。其特征是：認識上“明知必然或高度可能”，意志上“積極追求”。典型形態為雇兇殺人、有預謀的報復犯罪。此類故意主觀惡性最大，應在量刑起點之上從重評價。直接預謀故意的核心特征在于“規劃性”——行為人不僅具有犯罪意圖，而且對犯罪的具體實施進行了思考和準備，這反映了其對法益的深遠敵意。

② 直接突發故意（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觸發條件）。行為人因當場激憤臨時起意，雖系故意且積極追求危害結果，但缺乏事先預謀。其認識程度類同于直接預謀故意，但意志的形成具有情境性和情緒性，“大義滅親”型故意殺人、激情殺人即屬此列。主觀惡性較預謀故意為輕，但重于任何類型的間接故意。直接突發故意的核心特征在于“情境性”——行為人的犯罪決意是在特定情境刺激下瞬間形成的，其決策過程缺乏預謀故意的冷靜權衡。

③ 間接容忍故意（間接故意+高程度認識+容忍）。行為人為實現某一主要目的，認識到另一危害結果“很可能”發生，內心雖不希望該結果發生，但愿意“容忍”其出現。有學者將此類故意稱為“容忍故意”，以區別于一般的“放任故意”。?典型形態為：為騙取保險金而放火燒毀投保財產，明知可能殃及相鄰房屋，但持“只要能賠就行”的容忍態度。此類故意的核心特征是：行為人對危害后果有較高程度的預見，并在心理上進行了“成本—收益”式的權衡，主觀惡性在間接故意中處于高位。間接容忍故意與間接漠視故意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存在“目的—手段”的權衡過程，行為人對危害后果的發生持“可以接受”的態度；后者則缺乏這種權衡，行為人對危害后果持“無所謂”的態度。

④ 間接漠視故意（間接故意+低程度認識+漠視）。行為人認識到危害結果“可能”發生，但對結果持“不在乎、無所謂”的漠然態度。這是傳統間接故意的典型形態，主觀惡性低于容忍故意，但高于過失犯罪。典型形態如：在鬧市區高速駕駛，行為人認識到可能撞到行人但持“撞到算他倒霉”的態度。間接漠視故意的核心特征在于“冷漠”——行為人對法益的漠視是“消極的”而非“積極的”，其對危害后果的發生并不存在“容忍”意義上的權衡。

⑤ 附條件故意（直接/間接故意+限制條件）。行為人的故意內容附有一定條件，當條件成就時故意才實際指向特定法益。有學者不贊同將附條件故意作為獨立類型，但本文認為，附條件故意在量刑層面具有獨立的方法論功能——它揭示了一種尚未形成絕對犯意的心理狀態，其主觀惡性應作區別于無條件故意的評價。典型形態如“如果他還手就打死他”。此類故意的特殊性在于：犯意的實現取決于外部條件，行為人尚未形成無條件、全方位的犯罪決意。附條件故意與直接突發故意的區別在于：直接突發故意的“突發”是條件成就后犯意的即時形成，而附條件故意的“附條件”意味著犯意已經在條件成就之前存在，只是其“現實化”取決于條件。

⑥ 概括故意（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僅有籠統的認知和不確定的意志，對結果的具體形態、侵害對象等缺乏明確指向。典型形態為：向人群投擲爆炸物，對“炸到誰、造成何種傷害”均持概括放任態度。此類故意雖系間接故意形態，但由于其侵害法益的不特定性和潛在的社會危害性，在主觀惡性評價上不宜一概從輕——對危害公共安全的概括故意，其主觀惡性甚至可能高于某些類型的直接故意。概括故意的特殊之處在于：它結合了“間接故意”的意志特征和“不確定故意”的認識特征，二者疊加形成的規范評價具有兩重性——一方面，認識的不確定性限制了主觀惡性的上限；另一方面，法益侵害不特定性放大了社會危害性。

（三）層級的法理證成

六類故意的層級排序，其法理依據可從三方面證成：

責任主義維度。 責任主義要求刑罰與責任程度相適應。故意的不同形態對應不同的認識可能性與意志自由程度。預謀故意中行為人有充分的“不為犯罪”的選擇自由卻決意犯罪，非難可能性最高；突發故意中行為人的選擇自由受到情境因素的壓縮，非難可能性相應降低。責任主義的核心在于：刑罰是對行為人“選擇為惡”的回應，選擇自由度越大，可譴責性越強。?

特殊預防維度。 預謀故意反映行為人穩定的人格傾向和犯罪習性，再犯風險較高；突發故意則更多反映情境性因素，行為人經矯治回歸社會的可能性較大。這一判斷與《量刑指導意見》對預謀犯罪與激情犯罪的區分處理相一致。特殊預防的視角提示我們：主觀惡性評價不僅是“向后看”的（評價已發生的犯罪行為），也是“向前看”的（預測再犯可能性）。

量刑實踐的經驗支撐。 司法實踐中，“預謀犯罪被告人的主觀惡性較臨時起意犯罪的主觀惡性大”已成為基本共識。有地方檢察機關在共同犯罪案件辦理中構建“主觀惡性值”評估機制，將犯罪動機、違法認知、前科劣跡及悔罪表現納入量化評估。?意大利《刑法典》第133條也要求法官在量刑時考慮“故意的程度”，并提出兩項衡量標準：犯意的醞釀時間（時間越長，主觀惡性越強）以及行為人對行為反社會性的認識程度（越明知故犯，主觀惡性越強）。?這些實踐探索為六類故意的體系化構建提供了經驗參照。

五、與刑法基礎理論的關聯

（一）故意類型與犯罪構成要件理論

六類故意的劃分與犯罪構成要件理論存在密切關聯。犯罪構成要件是認定犯罪的規范框架，而故意作為主觀要件，其類型化必須在這一框架內展開。

構成要件故意的概念。 構成要件故意是指行為人對其行為符合某一犯罪構成要件的認識與意欲。?六類故意的劃分，實際上是對構成要件故意的進一步精細化。例如，直接預謀故意意味著行為人對構成要件的所有客觀要素均有明確認識且積極追求；概括故意則意味著行為人對構成要件中的某些要素（如對象、結果范圍）的認識存在模糊性。這一區分的規范意義在于：構成要件故意的成立要求行為人對其行為符合構成要件的“基礎事實”有認識，但不要求對“細節事實”有認識。概括故意仍然滿足構成要件故意的成立要求，因為行為人對“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這一基礎事實有認識。

構成要件錯誤與故意類型。 構成要件錯誤是指行為人對構成要件事實的認識偏差。不同類型的故意，對構成要件錯誤的處理規則可能有所不同。以確定故意實施的行為，如果發生對象錯誤（如誤甲為乙而殺之），通常不影響故意的成立（法定符合說）；以概括故意實施的行為，對象錯誤本來就處于其概括認識范圍之內，更不影響故意的成立。以附條件故意實施的行為，如果條件本身涉及構成要件事實（如“如果他是公務員就行賄”——對對方身份的錯誤認識），則可能因構成要件錯誤而排除故意的成立。

（二）故意類型與違法性認識

違法性認識是故意犯罪成立的重要問題。《刑法》第14條雖然沒有明確要求違法性認識，但理論通說認為，故意的成立以行為人具有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為前提。?六類故意的劃分，與違法性認識問題存在以下關聯：

違法性認識的強度差異。 不同類型的故意，行為人違法性認識的程度可能存在差異。直接預謀故意的行為人通常對行為的違法性有充分認識，因為預謀過程為其提供了反思和確認的機會；直接突發故意的行為人可能因情緒激動而在“認知—評價”環節出現短暫障礙，其違法性認識的清晰度可能低于預謀故意；附條件故意的行為人在條件成就前可能尚未認真思考行為的違法性問題，其違法性認識的“準備程度”較低。

違法性認識錯誤的處理。 如果行為人存在違法性認識錯誤（誤認為自己的行為不違法），不同類型的故意對其責任的影響不同。直接預謀故意的違法性認識錯誤通常難以成立，因為預謀過程意味著行為人有機會了解法律的禁止性規定；而附條件故意的違法性認識錯誤則有可能成立，因為行為人對“條件成就后是否應實施行為”可能存在合理懷疑。

（三）故意類型與期待可能性

期待可能性理論關注的是：在行為時的具體情境下，是否能夠期待行為人實施合法行為。?六類故意的層級劃分，與期待可能性存在內在關聯：

期待可能性的強度差異。 直接預謀故意的行為人在預謀階段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選擇不實施犯罪，期待其實施合法行為的可能性較強；直接突發故意的行為人面臨突然的情境刺激，期待其實施合法行為的難度相對較大；附條件故意的行為人在條件成就前可以選擇“消除條件”或“回避情境”，期待可能性介于前兩者之間。

期待可能性與量刑調節。 當期待可能性顯著降低時，即使故意類型屬于較重類型，也應適當減輕刑罰。例如，長期遭受家暴的婦女在激憤狀態下殺害施暴者，雖屬于直接突發故意（甚至可能具有預謀因素），但因期待可能性顯著降低，量刑時應予從寬處理。這一分析提示我們：六類故意的層級劃分不應被機械適用，而應放在整體責任評價的框架中動態把握。

六、量刑調節系數的設定與適用

（一）基準刑框架內的嵌入路徑

六類故意的層級劃分，在量刑技術上的落點可以選擇兩種路徑：一是在“確定量刑起點”階段即根據故意類型調整起刑點；二是在“調節基準刑”階段將故意類型作為調節系數。兩相比較，前者更有利于彰顯主觀惡性的獨立評價地位，但可能與現行以客觀危害確定量刑起點的做法產生沖突；后者更契合現行規范框架，但可能使主觀惡性淪為“補充調節”因素。

本文建議采取折衷方案：以“調整量刑起點幅度”為主、以“附加調節系數”為輔。具體而言，在“根據基本犯罪構成事實在相應的法定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時，允許在同一法定刑幅度內，根據故意類型在起點幅度的上下各1/3區間內浮動；在此基礎上，再根據其他量刑情節（自首、坦白、立功等）進行調節，避免重復評價。?

這一方案的技術優勢在于：它既尊重了現行量刑規范的框架結構（量刑起點—基準刑—調節刑），又為故意類型的評價提供了獨立空間；既避免了與客觀危害評價的重復計算，又保證了主觀惡性因素在量刑中的應有分量。

（二）各類故意的調節比例建議

根據六類故意的層級差異，參照《量刑指導意見》對自首、立功等情節的調節幅度設定，建議如下調節系數：

① 直接預謀故意：增加基準刑的10%-30%

② 直接突發故意：在基準刑的±10%范圍內評價（不單獨增減）

③ 間接容忍故意：減少基準刑的0%-15%

④ 間接漠視故意：減少基準刑的10%-25%

⑤ 附條件故意：減少基準刑的15%-30%

⑥ 概括故意：原則上參照間接漠視故意處理（減少基準刑的10%-25%），但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應從重把握，可能調整為“不減少或酌情增加”

上述系數的設定需要說明以下幾點：

第一，系數的“基準”是已包含客觀危害評價的基準刑，故意類型在這一階段進行“二次評價”，因此系數整體偏于保守，以避免雙重計算。

第二，直接突發故意之所以不單獨設增減幅度，是因為其與“無預謀但積極追求”的心理狀態在現行量刑實踐中已被部分吸收，額外增減可能造成重復。但這并不意味著直接突發故意與直接預謀故意在主觀惡性上沒有差異——二者的差異體現在量刑起點的浮動上，而非基準刑的調節上。

第三，附條件故意與間接故意的調節幅度存在交叉，這是因為附條件故意在性質上跨接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附條件故意中的“條件”可能是“觸發直接故意”的條件，也可能是“放寬容忍限度”的條件，具體適用時應由法官根據條件與結果之間的關聯強度及條件成就后行為人的實際心態裁量。

第四，概括故意的特殊性在于：從意志因素上看，它屬于間接故意；從認識因素上看，它屬于不確定故意。二者疊加可能產生“雙重減輕”效應，但這一效應在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中應被限縮——因為概括故意的“法益侵害不特定性”恰恰是社會危害性加重的因素，而非減輕因素。

（三）類型轉化與競合的處理

同一案件中可能出現多種故意類型并存的情形。例如，行為人對主要目標持直接預謀故意，對附帶損害持間接容忍故意——如前述手雷炸死仇人及無辜第三人的案例。此時應遵循“主故意吸收”原則，以主要侵害所對應的故意類型確定基準調節，但可在調節幅度內酌情從重（因行為人對附隨結果至少持間接故意，整體主觀惡性高于單純對主要目標持直接故意的情形）。?

此外，故意類型可能因行為人的事后態度而發生“轉化”。犯罪后真誠悔罪、積極賠償的，即使原屬直接預謀故意，其主觀惡性也“有所減弱”；反之，犯罪后分尸、毀尸、嫁禍于人的，即使原屬間接故意，主觀惡性亦應重新評價。這提示我們：故意類型的層級劃分不應被視為固定標簽，而應作為動態評價的起點。

（四）酌定量刑情節的地位調適

犯罪動機、目的、被害人過錯等酌定量刑情節，在功能上與主觀惡性評價存在重疊。六類故意的層級劃分，實際上是對“故意”這一法定構成要件的內部細化，與酌定情節不在同一層面——前者是對“罪過”本身的類型化，后者則是在罪過定型之后對可譴責性的進一步調整。二者可以形成“故意類型劃定基準區間、酌定情節在此區間內微調”的遞進關系，而非相互取代。?

七、與相關制度的體系銜接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主觀惡性維度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要求對被告人的“認罪認罰自愿性”“悔罪真實性”進行審查。這一要求與主觀惡性評價存在內在關聯：一個具有高度主觀惡性的被告人，其“認罪”可能出于策略考量而非真誠悔悟。《量刑指導意見》已明確規定“惡意利用自首規避法律制裁等不足以從寬處理的除外”，這一精神同樣適用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六類故意的層級劃分，可以為審查認罪認罰的“真誠性”提供參考框架——對直接預謀故意者，應從嚴審查其認罪認罰的自愿性與悔罪真實性，防止“以認罪換輕刑、以認罰避嚴懲”的策略性認罪。具體而言：

① 直接預謀故意+認罪認罰：從嚴審查，要求被告人供述預謀過程的細節以驗證真實性。

② 直接突發故意+認罪認罰：正常審查，但注意排查是否存在“替人頂罪”的可能。

③ 間接漠視故意+認罪認罰：相對寬松審查，因為漠視心態下的被告人認罪通常意味著態度的積極轉變。

這一審查標準的差異化設定，體現了主觀惡性類型對程序制度適用的反作用。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處理

《刑法修正案（十一）》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個別下調”至12周歲，并增設“情節惡劣”作為追訴要件。這一修正引發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定低齡未成年人的“主觀惡意”？有觀點主張引入英美法系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通過手段殘忍性、后果嚴重性、情節惡劣性等客觀因素推定主觀惡意。?

六類故意框架在這一問題上的適用價值在于：對低齡未成年人，不宜簡單適用與成年人相同的故意類型劃分，而應在考察其認知能力、成長環境、教育背景的基礎上，對“預謀”“突發”“漠視”等要素作從寬解釋。《量刑指導意見》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從寬幅度已有明確規定（已滿12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減少基準刑的30%-60%），故意類型的區分應在這一從寬框架內進行——同一故意類型在未成年人身上的主觀惡性評價，應低于在成年人身上的評價。

（三）企業刑事合規與主觀惡性評價

隨著企業刑事合規改革的推進，單位犯罪中“主觀惡性”的評價問題日益凸顯。單位犯罪的主觀意志通常表現為“單位決策”或“單位默許”，其故意類型與自然人故意存在顯著差異：

單位故意通常屬于“間接故意”或“概括故意”——單位追求的是經濟利益，對附隨的社會危害后果往往持“容忍”或“漠視”態度；“容忍”程度的差異（高管有沒有明確警告過風險）是區分單位主觀惡性大小的關鍵。?

本文提出的六類故意框架對單位犯罪的啟示在于：應區分“單位容忍故意”（合規制度缺失，單位對風險持放任態度）與“單位漠視故意”（合規制度存在但執行不力，單位對風險持疏忽態度），對前者應從重評價，對后者可適當從輕。同時，有效的合規計劃可以作為降低單位主觀惡性評價的依據——如果單位已經建立了有效的合規制度，只是個別員工違反制度實施犯罪，單位的主觀惡性明顯低于完全沒有合規制度的單位。

八、量化路徑的限度與風險控制

（一）量化過度與機械司法風險

任何對主觀因素的量化都面臨“過度簡化”的風險。犯罪心理的復雜性決定了，六類故意的劃分只能把握主觀惡性的一般樣態，無法窮盡所有可能——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故意本質上是一個“規范評價問題”，而非純粹的“事實描述問題”。?因此，量化方案必須留有余地：一是設置“其他特殊情形”的兜底條款，允許法官在個案中偏離既定系數；二是明確量化結果僅為“參考”而非“拘束”，最終判斷仍應回歸綜合裁量。

（二）裁判說理的規范要求

量化工具的可接受性，有賴于裁判說理的充分性。法院應當在判決書中說明：對被告人故意類型的認定依據了哪些事實、采用了何種解釋方法、調節系數的確定考慮了哪些因素。?這既是保障被告人知情權和上訴權的要求，也是防止量化工具異化為“黑箱操作”的機制保障。有學者在討論命案主觀罪過認定時指出，行為人的主觀心態藏于其內心深處，要從外部進行探究有相當難度，唯有通過充分、透明的說理，才能將“主觀”的認定過程客觀化、可檢驗。?

建議裁判文書中增加“主觀惡性評析”專段，內容包括：①被告人故意類型的認定結論；②認定依據的關鍵事實（如事前準備行為、事中言行、事后態度等）；③調節系數的確定理由（參照同類案件的考量因素）；④與相關量刑情節的關系說明（避免重復評價）。這一做法可以顯著提高量刑環節的說理質量。

（三）實證檢驗的必要性

本文提出的六類故意劃分與調節系數，在現階段仍屬理論構想。其科學性有待于大樣本量刑數據的實證檢驗——不同故意類型案件的實際量刑是否存在顯著差異？調節系數的設定是否與司法經驗一致？量化方案的適用是否導致量刑區域差異的擴大或縮小？這些問題需要在未來研究中通過實證方法加以驗證。

建議開展以下實證研究：①收集一定數量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搶劫、盜竊案件判決書，提取案情特征和量刑結果；②由多位專家按照六類故意框架對案件進行獨立編碼，檢驗編碼者信度；③運用回歸分析方法，檢驗故意類型對量刑的獨立解釋力；④比較不同地區、不同法官適用量化方案的差異，評估方案的可推廣性。這些實證研究將為六類故意框架的修正和完善提供經驗依據。

九、結語

主觀惡性的量化，是量刑規范化進程中無法回避的理論難題。本文嘗試以《刑法》第14條故意規定的內部結構為切入點，將“故意”類型化為六個層級，并設置相應的量刑調節系數，使“希望—放任”的二元框架發展為具有梯度差異的序列體系。在理論層面，本文重點論述了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無條件故意與附條件故意三組核心范疇的學理關系，澄清了“明知必然+放任”亦可成立間接故意的理論命題，揭示了附條件故意的方法論價值。本文還將六類故意框架與犯罪構成要件、違法性認識、期待可能性等刑法基礎理論進行了關聯分析，探討了其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未成年人犯罪、企業刑事合規等前沿制度的銜接問題。

這一方案的意義不在于提供“機械適用”的公式，而在于為法官的量刑裁量提供更為精細的分析框架——將“估堆”式的整體判斷分解為可拆解、可檢驗的層次要素，使主觀惡性的評價從“內心確信”走向“論證公開”。

當然，任何對主觀因素的量化都必然伴隨信息損耗。六類故意的劃分無法窮盡實踐中的復雜樣態，調節系數的設定也需要在實證研究中不斷修正。但這一探索的方向是明確的：在堅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前提下，為刑罰個別化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制度接口，使量刑的天平在客觀危害與主觀惡性之間實現更為精準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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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輯：唐從祥，筆名唐駁虎，系中國法學會會員，研究方向：法學思想與制度、刑法學研究，注：以上內容僅提供研究學術課題探討，內容引證資料有待進一步完善修改！文章不代表任何組織與單位的學術觀點，未經允許不得轉載使用！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