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光復大街的涉外商店里,一瓶康師傅冰紅茶標價5塊人民幣。貨架旁邊站著一個七八歲的朝鮮男孩,眼睛直勾勾盯著那瓶紅色包裝的飲料。他母親穿著洗得發白的灰色外套,拽了他兩次,他不動。第三次,母親力氣大些,他踉蹌著被拉走,脖子還扭著往回看。
這不是段子。是我親眼見到的。
后來聽平壤導游李英愛說,在朝鮮,能喝上中國飲料、能吃上中國泡面的,都是有錢人。她說這話時語氣很平,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我愣了一下,追問:“泡面?不就兩塊錢一包嗎?”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鄙視,是被冒犯了又不好意思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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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這兒,一包中國方便面,黑市賣到十五六塊。夠普通工人吃兩天飯了。”
15塊。人民幣。我掰著手指算:朝鮮普通人工月工資三百左右,一包泡面占掉百分之五。一天三頓,光吃面一個月就是一千五——不吃不喝工資全搭進去都不夠。所以誰會吃?那些在對外貿易公司上班的,家里有人在中國打工的,或者在平壤做點小買賣的。普通老百姓,過年都未必舍得買一包。
“那你們平時吃什么?”我問。李英愛說:“我們吃國產的‘ ??’方便面,便宜,一包折合兩塊錢。但那個味道,跟你們的沒法比。”她停了一下,補了一句,“我女兒最饞中國泡面,說那個面筋道,湯好喝。我一個月給她買兩包,當獎勵。”
一個月兩包,當獎勵。我腦子里突然涌出一個畫面:她女兒端著一個小鋁鍋,把面餅放進去,倒開水,蓋蓋子,等三分鐘,揭開后深深吸一口氣,說“好香”。然后一根一根地吃,吃得極慢,湯喝得一滴不剩。
而這個畫面,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家庭里,不過是加班狗懶得做飯的日常。甚至家長還會念叨:“少吃點泡面,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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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嫌棄的東西,在隔壁被人當寶。這中間的落差,隔著的不只是一條鴨綠江。
我還記得在新義州火車站候車,一個朝鮮年輕男人,穿著半舊的軍綠色夾克,從塑料袋里掏出一桶康師傅紅燒牛肉面。他撕開蓋子的動作很小心,怕弄破紙碗。去開水間接水,回來用叉子別住封口,蹲在地上等。頭低著,時不時抬起來看表。三分鐘一到,揭開,攪勻,湊近碗口深深吸了口氣。周圍等車的人有看過來的,眼睛里有羨慕。
那個場景,和我在國內大學宿舍里熬夜打游戲時室友泡面的樣子,一模一樣。可又完全不一樣。他的那碗面,不只是面。是一天里最隆重的一頓飯,是一種身份的展示,是一點點從中國飄過去的、帶著工業香精味道的“現代生活”。
而那些圍觀的人,可能回家就著泡菜吃玉米餅子。餅子硬了,泡碗涼水,掰碎了泡軟了吃。
后來我跟李英愛聊起這些,她沉默了一會兒,說:“你知道嗎,我們這邊有些人,喝完中國飲料,會把空瓶子留著。擱在窗臺上,當擺設。鄰居看見了,就知道這家人在中國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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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瓶子當擺設。我差點以為自己聽錯了。她指著酒店窗外一棟居民樓,說:“你看,那邊五樓,陽臺上放的可樂瓶子。紅色標簽那個。”我順著方向望過去,隔太遠,看不真切。但我信了。一個空可樂瓶,在這里不是垃圾,是勛章。
臨走那天,我在平壤火車站的小賣部買了一包中國產的蛋黃派,遞給李英愛,說帶回去給你女兒。她推了一下,收了。眼眶有點紅,沒哭。火車開了,她站在站臺上,拎著那袋蛋黃派,另一只手舉起來揮了揮。
袋子是白色的,上面印著“好麗友”。蛋黃派而已,在國內超市貨架上積灰的貨。可在她女兒眼里,那可能是下個月的“獎勵”。
我后來再沒去過朝鮮。但每次在超市看見康師傅方便面,我都會想起那個蹲在新義州火車站地上、等泡面泡好的年輕男人。他掀開蓋子時,熱氣撲在臉上。他瞇了一下眼,笑了。
那個笑,我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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