閬中“蔬菜社”消失之謎

1950年，閬中剛解放，城里城外的菜園子還是各家各戶的“自留地”。城北鄉和城東鄉合并成“城廂鎮農會”，說白了就是管種地的官方組織。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一來，農會直接改頭換面成了“城郊蔬菜合作社”，這便是蔬菜社的正式出道。

剛開始的蔬菜社，就是個“種地大聯盟”。社員們每天聽哨子上工，集體耕地、集體澆水、集體施肥，連種什么菜都有統一安排。那時候沒有大棚，全靠老天爺賞飯，夏天種茄子黃瓜，冬天就只有蘿卜白菜。但就這，也是城里居民的“寶貝疙瘩”，因為只有蔬菜社能穩定供應蔬菜。

1958年人民公社化，蔬菜社升級成“城關區蔬菜社”，后來又改成“城郊公社”。1962年，公社專門劃出一塊地成立“城郊公社蔬菜農場”，這就相當于現在的“菜籃子工程示范基地”了。配套的還有城西飼養場負責養豬養雞，城東生產服務社負責賣農具種子，一套完整的“菜籃子產業鏈”就此成型。

有個老社員回憶，那時候蔬菜社最風光的事，是給縣委食堂送菜。每次送菜的架子車剛到門口，食堂大師傅就笑著迎上來：“今天的西紅柿甜不甜？給書記留幾個好的！”這可是蔬菜社的“政治任務”，誰也不敢馬虎。

1966年“文革”開始，蔬菜農場改名叫“城關蔬菜社革命委員會”，但老百姓更愛叫它“場管會”，辦公地點就在現在王爺廟中段北側。這時候的蔬菜社，權力更大了，集黨、政、生產大權于一身，連城里菜店賣什么菜、賣多少錢，都得聽它的。

“場管會”最頭疼的是兩件事：一是蔬菜不夠吃，二是土地不夠用。那時候全城人吃菜全靠蔬菜社，遇到災年，連白蘿卜都成了“奢侈品”。有個1970年代在蔬菜社當會計的老人說，最緊張的時候，城里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二兩蔬菜，菜店門口天天排長隊，去晚了就只能買些菜幫子。

更麻煩的是城市擴張。1965年，三線建設要在閬中建綢廠，上面開會說要占巴巴寺山下的一大片菜園子。這事讓當時一個叫“李麻子”的干部犯了難：蔬菜社的地是全城人的“命根子”，真要占了，以后吃菜怎么辦？最后他硬著頭皮向上級反映，才把綢廠地址改到了西城墻外，保住了大部分菜地。后來綢廠擴建拆了西城墻和石匱閣，成了另一段歷史記憶。

那時候蔬菜社還有個不成文的規矩：社員家里來客，可以“借”幾斤菜，但必須打借條，下次出工時補回來。有個年輕社員偷偷多拿了幾個西紅柿，被隊長發現后，在大會上做了三次檢討，成了蔬菜社的“反面教材”。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閬中，蔬菜社的“好日子”到頭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來，社員們紛紛要求分地到戶，“大鍋飯”沒人愿意吃了。1980年代初，城關蔬菜社革命委員會被改成“城北辦事處”，蔬菜社作為獨立生產組織，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蔬菜社消失的原因，說起來簡單，其實是多重因素疊加：

首先是“包產到戶”的沖擊。社員們算了筆賬：在蔬菜社干一天，記10個工分，年底分紅也就幾塊錢；自己種地，想種什么種什么，想賣多少錢賣多少錢，收入翻了好幾倍。于是，曾經熱鬧的集體菜地，一夜之間被分成了無數小塊，種上了各家各戶喜歡的蔬菜。

其次是城市擴張的“蠶食”。1991年閬中撤縣建市，2002年保寧鎮又分出沙溪街道，原來蔬菜社的土地，一部分被征用建了工廠，一部分蓋了居民樓，剩下的也慢慢變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還有市場的變化。以前蔬菜只能賣給國營菜店，現在個體菜販遍地都是，農貿市場里的菜比國營菜店新鮮還便宜。蔬菜社的“計劃供應”模式，在市場經濟面前，根本沒有競爭力。

有個老隊長回憶，最后一次蔬菜社會議開得特別冷清。大家坐在王爺廟的老房子里，沒人說話，只聽見外面賣菜的吆喝聲。散會后，有人把蔬菜社的公章扔在桌上，說：“留著也沒用了，以后各干各的吧。”那枚公章后來不知去向，成了蔬菜社消失的最后一個象征。

蔬菜社雖然沒了，但閬中人的“菜籃子”沒斷。反而以新的形式，活得更滋潤了。

1980年代，個體菜農成了主角。他們騎著自行車，后座架兩個大竹筐，走街串巷賣菜，“買菜嘞 ，新鮮的黃瓜西紅柿！”的吆喝聲，成了老閬中最熟悉的聲音。那時候，彭城鎮、河溪街道等地，慢慢形成了新的蔬菜基地，規模比蔬菜社時期還大。

閬中蔬菜社的消失，不是結束，而是開始。它見證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也記錄了閬中城市發展的腳步。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蔬菜社是什么，。那些消失的菜地，變成了高樓大廈，變成了寬闊馬路，變成了城市的一部分。而蔬菜社的故事，就像老人們嘴里的龍門陣，在茶余飯后被反復提起，提醒著人們：今天的好日子，是從昨天一步步走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