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韋紹蘭含辱生下日軍的孩子，特殊身份使兒子終生痛苦

1. 1944年的冬天，那個被抓走的女人

1944年的冬天，廣西荔浦特別冷。

那時候日本兵打進來了，到處都是兵荒馬亂。韋紹蘭24歲，嫁給了同村的羅詎賢，生了個女兒，剛學會走路。家里窮，但日子還能過。

那天是11月，韋紹蘭抱著女兒去地里送飯，或者是去砍柴，說法不一，但結果是一樣的——她碰上了日本兵。

不是那種在大路上路過的兵，是專門搜山的。

韋紹蘭長得不高，也就一米四多，但她后來回憶說，那時候怕得要死，腿都軟了。日本兵用刺刀逼著她，哇啦哇啦喊著她聽不懂的話。她不肯走，因為懷里還有女兒。

日本兵不管這些，上來就搶孩子，把孩子扔在地上，像扔個小雞仔一樣。然后把韋紹蘭拖走了。

女兒在地上哭，韋紹蘭回頭看，心都碎了。但她不敢停，刺刀就在背后頂著。

她被抓到了馬嶺鎮沙子嶺村。

那個地方以前是個大戶人家的院子，叫“五空頭”。有炮樓，三層高，墻上全是槍眼。日本兵把這改成了慰安所。

韋紹蘭被關在里面。

后面的三個月，是她一輩子不愿意提，但死都忘不掉的日子。

那里不止她一個女人，還有從別的地方抓來的。有的是隔壁村的，有的是逃難過來的。大家都被關在樓上，門口有兵守著。

每天都有日本兵進來。不管白天黑夜。

韋紹蘭后來跟蘇智良教授說過，那時候不是人，是塊肉。不聽話就挨打，用槍托砸，用腳踹。她那時候想死，但死不了。

她心里還惦記著家里的女兒和丈夫。她想，只要不死，總有一天要跑回去。

2. 逃跑，以及肚子里多出來的“累贅”

1945年春天，韋紹蘭找著機會了。

那天看守的兵可能是喝多了，或者是去別處調防了，院子里亂哄哄的。韋紹蘭瞅準空子，從后墻的一個缺口鉆了出去。

她拼命跑。

不敢走大路，專走草叢、鉆樹林。腳底板全是血泡，衣服被荊棘扯爛了。她不敢停，怕被抓回去就是個死。

跑了大半天，終于看到了自家的村子。

回到家的那一刻，她以為自己得救了。

但現實給了她一記耳光。

丈夫羅詎賢看著她，眼神不對勁。不是那種心疼的眼神，是懷疑，是嫌棄，是那種說不出口的惡心。

那個年代，女人的名節比命大。被日本兵抓走過三個月，不管你干沒干什么，在村里人眼里，你已經“臟”了。

婆婆還好，勸了幾句，說回來就好，人活著就行。但丈夫不說話，悶著頭去山上砍柴，躲著她。

更糟糕的是，韋紹蘭發現自己身子不對勁了。

老是想吐，肚子慢慢鼓起來。

她自己就是生過孩子的人，心里清楚——這是懷上了。

在慰安所里懷上的。

這孩子是誰的？不用問，是那個日本兵的。

這個消息像晴天霹靂。家里已經有個女兒了，現在又多出來一個“日本種”。

韋紹蘭崩潰了。

她覺得沒臉見人。村里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丈夫的冷暴力更是像刀子一樣割肉。

她想死。

趁家里人不注意，她翻出了家里的農藥瓶。那是平時噴蟲子用的，劇毒。

她仰頭就灌了下去。

也是命大，鄰居串門正好看見了。七手八腳把她送去救，灌肥皂水，吐得昏天黑地，總算把命撿回來了。

婆婆拉著她的手哭：“死什么死！好死不如賴活著。萬一以后沒生育能力了呢？留下這個孩子吧，也是條命。”

韋紹蘭咬著牙，眼淚往肚子里流。她活下來了，但心里那個疙瘩，一輩子都沒解開。

3. “日本仔”的童年，沒有糖只有石頭

1945年，羅善學出生了。

他是在罵聲中長大的。

那時候村里沒什么娛樂，誰家有點破事，瞬間就能傳遍全村。羅善學是“日本兵的兒子”，這成了他身上的標簽，撕都撕不掉。

小孩不懂事，但也最殘忍。

一群孩子跟在羅善學屁股后面，扔石頭，吐口水，喊他“日本仔”、“日本”。

狗雜種

羅善學小時候不懂啊，跑回家問韋紹蘭：“媽，他們為啥這么叫我？我不是中國人嗎？”

韋紹蘭能說什么？她只能背過身去，偷偷抹眼淚，不敢看兒子的眼睛。

等到羅善學稍微大一點，他懂了。

他知道自己身上流著一半那個“”的血。他恨。恨那個沒見過面的日本兵，恨命運不公，甚至有時候也恨母親——為什么要把他生下來受罪？

畜生

家里對他也不好。

那個名義上的父親羅詎賢，從來沒給過他好臉。冷漠，嫌棄，視而不見。

羅善學小時候右眼出了毛病，看東西有點斜。家里窮，但也不是看不起病。可父親就是不管，不請大夫，甚至連藥都不給買。硬生生拖成了斗雞眼。

后來有一次，羅善學推獨輪車，不小心砸傷了右腿。父親連赤腳醫生都不肯請，第二天還逼著他下地干活。結果腿沒養好，落下了終身殘疾，走路一瘸一拐的。

家里不是只有他一個孩子，他還有弟弟妹妹。

但弟弟妹妹都能念書，念到初中畢業。羅善學只上了三年學，就被趕回來放牛、干活。

家里沒錢供三個孩子讀書，犧牲的那個肯定是他——那個“日本仔”。

羅善學認了。他知道自己在這個家里的地位，連頭牛都不如。牛病了還得治，他病了只能等死。

4. 1957年，改嫁也沒能改命

1957年，韋紹蘭改嫁了。

前夫羅詎賢對她實在太冷暴力，日子過不下去了。她帶著羅善學，嫁給了另一個沉默寡言的農村漢子。

換了個家，羅善學的日子好點了嗎？

并沒有。

繼父不打他，也不罵他，但也不把他當人看。那種無視，比打罵更傷人。

羅善學在這個新家里，就像門框上貼的一張破春聯，風吹雨打的，誰看見了都當沒看見。

他繼續放牛，繼續下地，繼續被村里人指指點點。

長大了，該說親了。

媒婆倒是來過幾趟，前前后后說了六個姑娘。

人家姑娘一聽是韋紹蘭的兒子，一聽是那個“日本仔”，頭搖得像撥浪鼓。

那時候，老百姓對日本鬼子的恨是刻在骨頭里的。誰愿意把自家閨女推進火坑，嫁給一個“鬼子的后代”？

羅善學也看透了。

他跟人說：“不結婚也好，省得生下來的孩子也跟我一樣受罪。”

他一輩子沒碰過女人，一輩子沒嘗過家庭的溫暖。

但他心里，始終有一塊地方是軟的，那是留給母親韋紹蘭的。

他恨母親把他生下來，但他更知道母親這輩子吃了多少苦。

母親被抓去慰安所，拼了命護著姐姐，結果姐姐回來沒幾天就病死了，沒錢治。母親喝農藥自殺被救回來，還要忍受丈夫的白眼和村里人的唾沫。

羅善學看著母親從年輕熬到老，背駝了，牙掉了，還在地里刨食。

他恨不起來了。剩下的，只有一種說不清的悲涼。

5. 2007年，蘇智良找到了他們

如果不是蘇智良，韋紹蘭和羅善學的故事可能就爛在肚子里，帶進棺材了。

蘇智良是上海師范大學的教授，也是中國研究“慰安婦”問題的第一人。他和妻子陳麗菲從90年代開始，就在全國各地跑，找那些還活著的受害者。

2007年，桂林晚報的一個記者聽說了韋紹蘭的事，聯系了蘇智良。

蘇智良一聽，覺得這個案例太特殊了——不僅是慰安婦幸存者，還生下了日本兵的孩子，而且孩子還活著。這在歷史上都是極少見的活標本。

他帶著團隊去了荔浦新坪鎮。

那個村子很偏，路不好走。蘇智良第一次走進韋紹蘭的家，心涼了半截。

那是什么房子啊？土坯房，四面透風，家里除了一張破床，幾乎沒什么值錢的東西。

在堂屋里，擺著一口棺材。

那是羅善學給自己準備的。

羅善學指著棺材，居然有點自豪地說：“這是我給我媽準備的。等她走了，我也就不想活了，喝農藥死了算了。”

蘇智良聽了，心里特別不是滋味。

一個一輩子沒結婚、沒孩子的人，活著的唯一念想就是給母親養老送終。母親一走，他的人生就徹底沒了牽掛。

韋紹蘭在旁邊聽著兒子說死，她反而笑了，說：“這世界這么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

蘇智良后來回憶說，這句話讓他震撼了很久。一個被命運折磨成這樣的老人，居然還能說出“世界這么好”。

從那以后，蘇智良成了韋紹蘭家的常客。

過年去，帶新被子、新床單；平時去，帶米面油。他不光是去做研究，更是去盡一點晚輩的孝心。

他和韋紹蘭、羅善學聊了很多。不是那種審問式的，是像拉家常一樣。

韋紹蘭慢慢打開了話匣子。她不再避諱談慰安所里的細節，那些被刺刀逼著、被侮辱的日子，她一邊說一邊哭，手不由自主地捏緊衣角。

羅善學也說了很多。他說他恨，說他不認那個日本爹，說他這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去日本討個說法，哪怕只是罵一句也好。

6. 站出來，需要多大的勇氣

2007年，是個特殊的年份。

那時候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公開說，沒有證據證明日本強迫婦女當慰安婦，說那是商業行為。

日本最高法院也判了，說中國慰安婦起訴沒道理，日本軍隊沒強行綁架。

這不僅是否認歷史，簡直是往傷口上撒鹽。

就在這時候，韋紹蘭和羅善學站出來了。

他們是第一對公開面對鏡頭的母子。

韋紹蘭對著鏡頭，平靜地講述了1944年的冬天，講述了慰安所里的慘叫，講述了自己怎么逃出來，怎么生下羅善學。

羅善學更直接。他指著自己的臉說：“不管我身上流的是誰的血，我不認這門親！他不是人，是！我要找到他，殺他的頭！”

畜生

這對一個一輩子活在陰影里的人來說，需要多大的勇氣？

這意味著把自己最丑陋、最痛苦的傷疤揭開來給全世界看。意味著告訴所有人：我是個“日本仔”，我媽是被強奸的。

但他們還是站出來了。

為了什么？

韋紹蘭說，不為別的，就為日本人能說句對不起。

羅善學說，為了證明自己是受害者，不是什么鬼子的種。

2010年，韋紹蘭90歲了，羅善學65歲。

這一老一少，還跟著代表團去了日本。

他們去了東京，去了國會，參加了聽證會。他們遞交了請愿書，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

日本那邊什么反應？

冷處理。甚至有右翼分子在外面罵他們。

沒有道歉，沒有賠償，連個正式的接待都沒有。

但他們還是去了。羅善學在日本的大街上，對著媒體的鏡頭歇斯底里地喊：“我是中國人！我恨日本兵！”

那一刻，他不再是那個自卑的“日本仔”，他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中國人。

7. 《三十二》和《二十二》，被看見的歷史

2012年，有個叫郭柯的導演，看到了韋紹蘭的故事。

他被這個老人震撼了。不是因為她的悲慘，而是因為她的平靜。

郭柯想拍紀錄片。那時候，中國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幸存者，只剩下32個人了。

所以片子叫《三十二》。

沒有劇本，沒有演員，就架著攝像機在韋紹蘭家里拍。

拍她吃飯，拍她掃地，拍她坐在門口發呆。

偶爾問一句當年的事，她就淡淡地說幾句。說著說著，眼淚就下來了，但她不哭出聲，就是默默地擦。

有一段采訪特別扎心。

郭柯問她：“你覺得這世界好嗎？”

韋紹蘭說：“好。”

“怎么好？”

“吃野東西都要留出命來看。”

這句話后來成了那部片子的魂。

2014年，郭柯再去找這些老人的時候，已經有11個人走了。只剩下22個。

于是他又拍了《二十二》。

這片子沒錢，郭柯在網上眾籌。3萬多人捐了200萬，才把片子拍出來。

2017年，《二十二》上映了。

這時候，幸存者只剩下8個了。

電影里，韋紹蘭坐在那里，滿臉皺紋，像個風干的核桃。她哼著一首廣西山歌：

“日頭落嶺心莫慌，月光唔使點火光。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干。”

這首歌叫《九重山》，是她當年在慰安所里，為了給自己壯膽哼的。

電影火了。很多年輕人去電影院看，看完了在門口哭。

大家終于知道了，原來村里那個不起眼的老太婆，曾經受過那樣的罪。原來那個被叫了一輩子“日本仔”的瘸子，心里藏著那么多苦。

韋紹蘭成了名人。經常有人去荔浦看她，給她帶糖，帶水果。

她總是笑呵呵地接過去，分給鄰居家的小孩吃。

她好像原諒了全世界。或者說，她不是原諒，她是算了。跟命算了。

8. 最后的日子，99歲的告別

2019年，韋紹蘭99歲了。

這一年的4月，她在家里摔了一跤。這一跤很重，粉碎性骨折。

送到桂林181醫院，醫生說年紀太大了，不能動手術，只能保守治療。

她在醫院里躺了一個星期，時而清醒，時而糊涂。

清醒的時候，她還念叨著日本人道歉的事。她說她這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聽到一句“對不起”。

可惜，直到閉眼，她也沒等到。

2019年5月5日下午1點20分，韋紹蘭走了。

走得很安靜。沒有追悼會，沒有花圈，就像村里任何一個普通老人去世一樣。

鄰居們來了，親戚們來了，幫忙料理后事。

蘇智良教授聽說消息后，在朋友圈發了一段話。他說：“奶奶走了，我們要繼承她的遺志，記錄歷史，樂觀地活著。”

韋紹蘭走了，羅善學成了孤兒。

雖然他已經74歲了，但在這個世界上，那個唯一真正愛他、也是他唯一愛的人，不在了。

政府給羅善學安排了后續的生活。

民政部門給他辦了低保，每個月有幾百塊錢。鎮里的書記說，要幫他種中草藥，種莪術，說是好活，不累，一年能掙個萬把塊錢。

羅善學一個人住在那個破土房里。

母親的棺材還停在堂屋里，那是他給母親準備的，現在母親躺進去了。

他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睡覺，一個人對著墻壁發呆。

有時候，他會去母親的墳頭坐坐，拔拔草，說說話。

他說：“媽，你走了，我也該走了。但我得再看看，看看這世界到底能好成啥樣。”

他沒喝農藥。他替母親多活了四年。

這四年里，他看著村子里的路修平了，看著別人家蓋起了小洋樓，看著短視頻里的人唱歌跳舞。

他還是那個“日本仔”，但他不在乎了。

他在紀錄片里說過一句話，特別重。他說：“我是中國人。”

這四個字，他用了一輩子去證明。

9. 2023年，最后的“日本仔”也走了

2023年12月7日，羅善學走了。

他79歲。

其實這幾年他身體一直不好。2023年3月腿就不行了，住了院。10月份又突發血管瘤破裂，腦溢血。

在醫院里躺了兩個月，沒能救回來。

紀錄片《二十二》的官微發了一條消息：“隨著羅善學老人的離世，我們拍攝的受害老人，已經全部去了天上……”

羅善學這一輩子，太苦了。

還沒出生就被罵“”，出生后被叫“日本仔”，長大了娶不上媳婦，老了還要替母親扛起歷史的大旗。

畜生

他沒享受過一天父母的寵愛，沒享受過一天家庭的溫暖。

但他守住了底線。他沒認那個日本爹，他站在了母親這邊，站在了中國這邊。

他走的時候，應該是解脫了吧。

去那邊找韋紹蘭了。那個給了他生命，也給了他無盡痛苦的女人。

在那邊，沒有日本兵，沒有慰安所，沒有“日本仔”的罵名。

只有韋紹蘭哼的那首山歌：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報之以歌。”

羅善學走后，那個叫“五空頭”的慰安所舊址還在。

炮樓還立著，墻上的槍眼還在。

那是歷史的傷疤，也是證人。

據蘇智良他們統計，中國大陸的慰安婦幸存者，到2023年，只剩個位數了。

每一年冬天，都會有老人離開。

她們帶著一身的傷痛，默默地來，又默默地走。

韋紹蘭和羅善學的故事，被寫進了書里，拍進了電影里。

但文字和影像，永遠無法還原那個冬天的寒冷，無法還原刺刀的冰冷，無法還原一個母親喝下農藥時的絕望。

歷史就是這樣。

它不總是宏大的敘事，更多的時候，它是韋紹蘭臉上的皺紋，是羅善學瘸了一輩子的腿，是那口停在堂屋里的棺材。

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在大時代的碾壓下，像野草一樣，被踩進泥里，再掙扎著抬起頭，說一句：

“這世界，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