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起訴階段20%案件止步，低無罪率促使律師辯護策略轉變

在傳統的刑事訴訟敘事中，法庭一直被視為決定被告人命運的“主戰場”。控辯雙方在此圍繞證據展開對抗，最終由法官作出裁判。

但在現實的司法運行中，刑事案件的處理重心，正在從審判階段前移至審查起訴階段。

“這種情況越來越明顯。”2026年4月26日，在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主辦的第二屆“西政刑辯論壇”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永生直言。而多位與會學者與實務人士的觀察也指向同一趨勢。

浙江厚啟律師事務所主任鄧楚開在分享辦案經驗時說，他辦理過一起盜竊案，家屬找到他時，案件已進入審查起訴階段，當事人也被逮捕。

家屬提出，希望律師作無罪辯護。但對于是否要在這一階段提交辯護意見，家屬起初并不樂意。家屬擔憂，如果過早把辯護意見交出去，檢方可能據此要求公安補充偵查，反而讓己方陷入被動。

在溝通時，他告訴家屬：“近年來，我國審判階段無罪率基本上在0.03%左右，審查起訴階段的不起訴率在20%左右，你愿意選擇哪個？”

針對可能出現的補充偵查問題，鄧楚開表示，可以根據案件是否退回補充偵查，決定辯護意見的提交時機。

最終，家屬同意在該階段提交辯護意見，當事人也獲得不起訴處理。

刑事司法中，審查起訴階段原本被定位為連接偵查與審判的過渡環節。但參會者們的一個共同感受是：在司法實踐中，這一階段正在承擔越來越多的實質性功能。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顧永忠表示，在偵查階段，律師辯護空間相對有限，閱卷等核心權利難以實現，而進入審查起訴階段后，律師可以較為充分地閱卷、會見當事人，并向辦案機關表達意見。這一階段在程序條件上，為辯護提供了更完整的基礎。

審查起訴承擔著案件“分流”的功能。顧永忠將其比作一個“調節器”：刑事案件在偵查階段呈現為一個“廣口”，而經過審查起訴后，進入審判階段的案件數量明顯收縮，也在客觀上為辯護提供了更多空間。

最為明顯的佐證體現在不起訴率和無罪率的差異上。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永生在會上提到，審查起訴階段的不起訴比例近年來呈上升趨勢，從2016年前后的不足6%、2017年的6.3%、2018年的7.5%，逐步提升至2022年的20%以上，近年來維持在接近20%的水平。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審判階段的無罪率。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刑事案件的無罪率持續處于較低水平。以2024年為例，全國刑事審判中被宣告無罪的被告人僅294人，在約140萬名被告人中，占比僅為0.021%。而在更早的2000年前后，這一比例曾接近1%，此后逐步下降。

此外，即便案件進入后續的審判階段，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被法院采納的比例普遍偏高。

“很多處理結果在審查起訴階段就基本形成。”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劍虹指出，在當前的刑事訴訟運行中，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往往對后續裁判結果產生決定性影響。

審查起訴階段愈發重要，與刑事司法結構變化有關。

不起訴類型也得到擴充。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表示，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立法機關廢止了“免予起訴”制度。立法引入了新的不起訴類型，包括證據不足不起訴和裁量不起訴，以適應案件處理的需要。

“1996年以后，檢察機關嚴格控制不起訴率，很多地方辦案機關的不起訴率就非常低。因為昆山反殺案這類案件，讓最高人民檢察院認識到不起訴的法律價值可能并不低于起訴，不起訴比例一下就增加了。”張建偉說。

更大的背景在于刑事犯罪已邁入輕罪時代。

近年來嚴重暴力犯罪數量持續下降，而輕微犯罪占比顯著上升。南方周末記者梳理《全國法院司法統計公報》近十年的數據發現，2013年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被告人數占比首次超過八成，此后除2017年外，這一數據始終維持在85%左右。這意味著，輕罪已經成為犯罪治理的主要對象。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于2018年寫入刑事訴訟法，指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實供述罪行、同意量刑建議并簽署具結書，從而獲得從寬處罰的制度。

在這一結構下，大量案件在進入審判前即已具備處理條件。陳國慶表示，很多輕微犯罪的認罪認罰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官會與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進行溝通，形成初步處理意見。

“認罪認罰從寬適用率穩定保持在85%以上，絕大多數刑事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的最終結果就已經確定了。”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孫長永說。

這一點體現在認罪認罰案件的量刑建議采納率上。

以2025年為例，全國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超141萬人，適用率84.8%。認罪認罰案件提出量刑建議超123萬人，占98.9%。對于提出的量刑建議，法院采納超106萬人（不含調整量刑建議），采納率86%。認罪認罰案件上訴3.8萬人，同比下降12.5%；上訴率3.1%，較非認罪認罰案件低33.4個百分點。

2026年4月26日，第二屆“西政刑辯論壇”在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召開。

隨著審查起訴在案件處理中的地位上升，辯護工作的重心也隨之發生變化。但多位律師從實務角度指出，辯護權利在實踐中仍面臨落實問題。

北京市東衛律師事務所律師郝春莉表示，盡管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聯合出臺了依法保障律師閱卷權的工作規定，但實踐中仍存在閱卷滯后，“案件進入審查起訴程序之后，律師等待閱卷的時間過長，有的等待一周兩周，有的甚至更長”。

“按照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審查起訴階段的期限通常只有一個月，最長也不過一個半月。如果閱卷時間滯后，會直接壓縮律師充分閱卷和與檢察機關溝通的空間，從而影響實質性辯護的開展。”郝春莉表示。

山東省律師協會副會長闞吉峰對此也深有體會。“很多案件被告人已經逮捕了，律師閱卷還沒有閱到。”

除此之外，認罪認罰制度在落實時也存在異化的情況。

“從理論上講，認罪認罰以及獲得從寬處理是一項法定權利，只要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程序就應當啟動。”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主任毛立新在發言中表示，但在實踐中，這一程序更多呈現為由檢察機關主導的“職權啟動”。

毛立新舉例，他曾辦理一起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多次在審查起訴階段與檢察機關溝通，當事人希望通過認罪認罰獲得從寬處理，但相關請求未被采納。最終，該案當事人在庭審中認罪，仍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

在認罪認罰制度框架下，控辯協商成為重要機制，但在實踐中，“很多協商沒有過程，就是把認罪認罰書拿過來直接讓你簽”。北京市周泰律師事務所主任王兆峰表示，在證據掌握和法律適用上，檢察機關具有明顯優勢，導致協商中話語權不對等。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韓旭提到，在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對協商失敗后的處理有更為明確的限制，例如協商過程中形成的內容，不得作為對犯罪嫌疑人的不利證據。

目前我國圍繞認罪認罰中的控辯協商，諸多關鍵問題尚缺乏明確規范，包括協商的啟動條件、協商的具體內容以及協商不成時的法律后果等。韓旭建議，希望上述問題，能隨著刑事訴訟法的進一步修改得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