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下一個全球投資避風港？

3月13日，在第32屆東盟經濟部長務虛會上，菲律賓貿易部長克里斯蒂娜·羅克敦促東盟在全球經濟波動加劇的情況下，將自身定位為投資的避風港。當前，地緣政治沖突加劇、供應鏈重組持續推進，全球投資環境的不確定性正在持續上升。隨著安全在經濟政策與投資決策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全球資本的流動也趨于謹慎，從追求效率最大化逐漸轉向風險分散與韌性建設。羅克的呼吁無疑傳遞出了東盟主動尋求重構自身在全球投資版圖中位置的明確信號。

事實上，東盟憑借人口、自然資源、區位和一體化發展上的優勢，或將藉由中美博弈加劇這一窗口期，在全球資本重新配置的過程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但羅克所勾勒的避風港藍圖能否實現，仍然取決于區域內部的有利條件和結構性挑戰之間的平衡。

2026年3月13日，第32屆東盟經濟部長會議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

動蕩中的優勢

首先，東盟具備顯著的人口紅利優勢。相較于老齡化趨勢明顯的東亞和美歐發達國家，目前東盟地區仍然擁有相對年輕、持續增長的勞動力，且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根據東盟發布的關鍵指標報告，2024年東盟地區總人口達到6.84億，占據全球人口的8.4%，僅次于印度和中國。優良的人口結構和龐大的人口規模奠定了制造業領域的用工成本優勢，也為當地消費市場的持續擴張創造條件，是該地區經濟持續增長和財政可持續性的關鍵保障。

其次，東盟擁有豐富的關鍵礦產和農林漁業資源，能夠滿足全球在原材料供應和先進制造業發展上日益增長的需求，尤其考慮到當前美歐發達經濟體正在尋求中國以外的替代供應者。其中，印度尼西亞的鎳礦儲量占全球總量的22%；馬來西亞是全球少數幾個擁有稀土精煉能力的國家之一；越南擁有世界級的稀土資源。東盟地區不僅擁有錫、鈷、鎳和稀土等關鍵新興產業所必需的戰略資源，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膠、棕櫚油和蕉麻產地。高品位、易開采的關鍵礦產資源和熱帶氣候下盛產的經濟作物，為東盟提供了工業原料上的天然成本優勢，更為該地區的能源轉型、數字化轉型與承接中高端制造業提供必要支撐。

再次，東盟在全球供應鏈重構中占據重要的區位優勢。一方面，東盟地處亞太“十字路口”，聯通太平洋和印度洋，馬六甲海峽作為全球最繁忙的航運通道之一，約承載全球海運貿易量的25%。憑借便利的海陸交通網絡，東盟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的關鍵聯結點。另一方面，東盟長期以來奉行“大國平衡”策略，避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且東盟部分成員國還積極在中美以外尋求更多的合作伙伴，與更多的中等強國深化合作。基于相對務實的中立立場，加之自身所具備和聯結的龐大市場，東盟為希望分散生產布局、對沖大國競爭風險的跨國公司提供了相對理想的投資地選擇。

此外，東盟長期以來的一體化建設在持續改善區域內部的營商和投資環境。目前，在《東盟貨物貿易協定》的指導下，東盟區域內99%的稅目已經實現零關稅；東盟還加強消除非關稅壁壘的力度，建立了非關稅舉措數據庫，提高了規則透明度。在投資方面，《東盟投資便利化框架》中的十大類措施在大部分成員國中已逐步落實，其中包括信息透明、行政程序精簡、投資者援助與咨詢服務等舉措；《東盟全面投資協定》也在持續修訂以放寬投資限制，清掃投資障礙和壁壘。成員國通過稅收優惠、工業園區政策、外資準入放寬等激勵政策吸引投資。通過“開放的區域主義”，東盟深化了區域內部的貿易與投資聯系，同時充分融入了全球生產網絡。

得益于人口、自然資源、區位優勢和持續的一體化建設，東盟不僅是當前全球最具備增長潛力的市場，還逐漸從傳統低端產業向高附加值制造業延伸，承接了全球主要經濟體轉移出的產業與生產環節，成為全球價值鏈中日漸重要的一環。相比過去，東盟的出口商品結構從以農林牧等原料為主，逐漸轉向以工業產品尤其是中間產品為主，關鍵礦產、半導體、電子電器、汽車、消費電子和服裝占據出口總額的36%以上。

可見，在多重要素的疊加作用下，東盟已經逐步發展成兼具成本優勢和增長潛力的投資目的地。根據2025年東盟投資報告，該地區在2024年吸引了2260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同比增長8%。相比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下降11%的態勢，東盟的投資吸引力不降反增。

新加坡金融區摩天大樓景觀。

結構性約束

然而，東盟所尋求的避風港地位面臨多重約束，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和外部的不確定性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其長期可持續發展。

首先，政治風險是外資進入東盟地區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比如，緬甸局勢長期動蕩、泰國和柬埔寨邊境沖突頻發、菲律賓等國面臨選舉的周期性波動等，都增加了投資環境的不可預測性。成員國的政策模糊性和變動風險也會影響投資的效率與成本。例如，印尼政府于2020年禁止鎳礦出口，要求鎳礦、鋁礦等必須在印尼境內加工，并簽署相關修正案，加強政府對礦業的監管，要求外資礦業公司逐步將其51%的所有權轉讓給印尼實體部門。印尼2024年出臺的《航運法》修正案，對外資航運公司股東資質和船舶噸位提出了嚴苛要求。

其次，東盟地區脆弱的地緣政治平衡擠壓了其投資避風港的戰略空間。東盟經濟呈現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特征，高度依賴外需。而作為中美貿易摩擦中的“第三國”，東盟通過進口中國的中間品，深度參與全球生產分工體系，填補了美國推行“去中國化”策略所造成的空白，成為了企業尋求“中國+1”的選擇。但東盟從中獲利的同時，也面臨新的風險和壓力。大國博弈的長期化、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原產地合規與追溯、技術標準雙軌化等地緣政治溢出風險，或將沖擊東盟的經濟增長，削弱東盟作為投資目的地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東盟大國平衡策略的韌性將對該地區的營商環境和投資吸引力產生巨大影響。

再次，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制約了東盟發展經濟和吸引投資。盡管近年來東盟在運輸、能源和數字連接等關鍵基礎設施領域持續加大投入，但東盟地區仍面臨著每年約400億至6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資金缺口。根據世界銀行的物流績效指數，新加坡位列全球第一，得分4.3；老撾和柬埔寨排名并列第115，得分2.4。東盟部分成員國在運輸、通關和物流服務等方面仍然較為薄弱，總量不足且分布不均的基礎設施抬高了區域內企業的運營成本，也限制了該地區承接更多高端制造業的轉移，削弱區域整體的生產效率和產業聚集能力。

最后，區域內的非關稅壁壘影響著東盟的外資吸引力。盡管部分成員國已經陸續出臺外商投資負面清單，但仍然存在“隱性壁壘”。例如印尼政府對本地制造提出較為嚴苛的要求，要求部分行業滿足40%以上本地化生產；跨國企業出口東盟需滿足原材料或產品配件本土化的要求。且部分成員國就外資企業經營作出的相關規定較為模糊，經營資質審查耗時長；對本地勞工占比、人員審批、關鍵崗位人員國籍等方面也提出嚴苛要求，大幅增加了外資企業的時間成本和經營壓力。

同時，東盟的區域一體化程度仍然相對有限，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區域內部統一市場。目前，區域內部貿易僅占總貿易額的21.5%，服務和資本市場開放不足。且各國政策執行能力差異大、監管體系發展不均衡，而東盟一貫奉行非強制性、非正式性的協作方式，尤其在數字經濟等新興關鍵產業上僅達成了最低標準共識，缺乏統一且具有約束力的制度安排。碎片化的制度特征導致了企業在進入東盟市場時需要適應不同的標準與制度，合規成本與制度適應成本較高，削弱了東盟的整體投資吸引力。

此外，各成員國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呈現出梯度分化的結構，增加了跨國企業在東盟內部進行資源配置與供應鏈布局的復雜性。比如，以新加坡為代表的高收入經濟體，其在勞動力素質、技術發展與應用、法治環境等方面遙遙領先，而老撾、緬甸、柬埔寨等發展中國家在人力資本、產業基礎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東盟內部難以形成高效的產業協同體系，限制了其在承接大規模國際投資與產業轉移上的整體競爭力。

總體而言，盡管在目前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東盟占據了相對有利的位置，吸引了大量外部資本，但尚未形成支撐全球投資避風港所必需的穩定性與韌性。換言之，作為承接外部資本的過渡性投資空間，東盟吸引力的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當前大國博弈所帶來的機會窗口，而非建立在內部高度穩定且可預測的基礎之上。要成為長期穩定的投資避風港，東盟不僅要降低政治與政策的不確定性，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清除非關稅壁壘，推動內部包容性發展和一體化進程，還需要在變幻動蕩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保持戰略自主性、增強政策韌性。換言之，東盟能否真正成為全球投資避風港，不僅依賴于外部環境的演變，也取決于其在動蕩國際體系中的戰略選擇與適應能力。

免責聲明：本文轉自世界知識，原作者嵇先白、葛鑫。文章內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本公眾號編譯/轉載僅為分享、傳達不同觀點，如有任何異議，歡迎聯系我們！

轉自丨世界知識

作者丨嵇先白、葛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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