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阿聯酋的阿拉伯世界會變成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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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灣叔Uncle_Gulf

來源 | 海灣譯讀

編輯 | 楊蘭

審核 | 浦電路交易員

這場美以伊沖突帶來的，不僅是天空中飛舞的導彈、無人機與海上能源通道在封鎖與反封鎖之間的動蕩，其帶來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影響是對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和阿拉伯世界內部關系的一場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的結果并不令人意外，卻依然足夠刺眼——所謂的阿拉伯團結，在關鍵時刻再次暴露出其脆弱甚至虛幻的一面。

在沖突爆發一周后，我曾在與一些學者交流時提出一個問題：海灣國家以外的阿拉伯國家是怎樣看待這場堪稱第三次海灣戰爭的地區沖突的？特別是那些身處非洲大陸的阿拉伯國家，在部分國家自身長期陷入戰火之時，看到曾經的避風港也成為了地區沖突的交戰場，又會作何感想？

最近，阿拉伯海灣國家研究所（AGSI）刊載了一篇來自阿聯酋學者Tareq al-Otaiba撰寫的文章，談及了這個問題，也站在阿聯酋的角度激烈地抨擊了其他阿拉伯國家的袖手旁觀（有興趣的朋友可點擊文末“閱讀原文”查看）。雖然他的觀點有不少偏頗之處，但嘗試換位思考站在阿聯酋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表達也實屬正常。而他文章的標題“the hollow promise of arab solidarity”以及他所列舉的事例，將一個殘酷的現實擺在了世人眼前：當海灣國家遭受直接軍事打擊時，它們得到的最有效支持并非來自阿拉伯鄰國，而是來自美國、歐洲以及部分亞洲伙伴。

與我們在國內媒體上所看到的一些分析截然不同，這場沖突期間還是有相當數量的海灣國家——上至領導層，下至普通民眾——認為來自美國、歐洲以及部分亞洲國家的軍事援助、情報共享和防空支援能夠迅速到位。相比之下，多數阿拉伯國家對于本輪美以伊沖突的反應都是停留在聲明、譴責，甚至連象征性的政治姿態都顯得略為猶豫遲緩。而少數阿拉伯國家連口頭支持都不愿多說一句，有的則在受襲盟友尚未脫險之際，繼續盤算自身利益得失。

如果是單就阿聯酋這一個國家而言，那篇文章作者對于蘇丹、索馬里這樣國家的聲討顯然站不住腳，站在蘇丹、索馬里一方的甚至可能會覺得這是阿聯酋應得的某種報應。在今天的文章里，我們不去多談既往的這些是非和爭端，僅從所謂的阿拉伯團結角度來研判，這已經不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次在重大危機面前暴露其內部分裂。事實上，阿拉伯團結從來都只是一種強烈的政治敘事，卻很少真正成為穩定的戰略現實。

20世紀中葉，泛阿拉伯主義曾一度席卷中東地區。它承諾以共同的語言、文化和歷史為基礎，塑造一個具有統一政治意志的阿拉伯世界。然而，從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到1967年“六日戰爭”，再到1973年贖罪日戰爭，阿拉伯國家雖然高舉共同旗幟，卻始終無法形成真正高效的戰略協同。各國在戰場上各自為戰，在外交上各有各的算計，在戰后則迅速回歸本國利益的軌道。

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更是對阿拉伯集體行動神話的一次根本性打擊。作為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彼時軍事實力最強的國家，埃及最終選擇以國家利益優先，而不是繼續承擔泛阿拉伯事業的旗手角色。這一轉折事實上宣告了阿拉伯民族主義作為地區整合方案的衰落。

此后幾十年間，阿拉伯世界雖然仍不斷以團結之名發聲，但這種團結越來越停留在象征層面。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阿拉伯國家不僅未能形成統一應對，反而分裂為多個陣營，最終不得不依賴美國主導的國際聯盟恢復地區秩序。阿拉伯國家無法依靠自身機制解決最重大的內部安全危機，這一現實至今未變。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則進一步揭示了阿拉伯團結的另一重虛無。當革命浪潮席卷地區時，各國并未基于共同命運形成合作，而是迅速根據自身制度安全和地緣利益選邊站隊。有人支持變革，有人反對革命（出現了所謂的“八王集團”），有人資助不同派系，有人直接介入內戰。利比亞、敘利亞、也門、蘇丹、索馬里、黎巴嫩的長期動蕩，某種程度上正是阿拉伯內部競爭外溢的結果。

換言之，阿拉伯世界始終存在文化共同體，卻從未真正形成穩定的戰略共同體。共同語言并沒有也不會自動轉化為共同利益，共同身份更是完全無法替代國家理性。

此次美以伊沖突不過是這一歷史規律的最新印證。面對共同威脅，阿拉伯國家依然未能展現一致行動的意愿和能力。海灣國家遭襲，阿拉伯聯盟反應遲緩。部分國家措辭模糊，另一些國家則將批評對象僅指向美國和以色列，而避談直接襲擊海灣國家的伊朗。所謂共同安全，在現實利益和意識形態分歧面前依然“不堪一擊”。

正如阿聯酋總統外交事務顧問Anwar Gargash前些天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所言（上圖），這也就引出了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有一天，阿聯酋在政治上與阿拉伯多邊機制漸行漸遠，一個沒有阿聯酋深度參與的阿拉伯世界將會是什么樣子？

首先受到沖擊的將是阿拉伯聯盟。長期以來，阿盟的政治影響力本已式微，其運轉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于海灣國家，尤其是阿聯酋的財政支持、外交資源和政策推動。阿聯酋不僅是阿盟的重要出資者，也是近年來少數仍愿意在泛阿拉伯議題上投入資源、推動議程的成員國之一。若阿聯酋顯著降低參與度，阿盟的功能性衰退將進一步加速。它未必立即失去存在形式，但其作為地區協調平臺的實質意義將更加有限。

GCC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對阿聯酋而言，GCC不僅是政治平臺，更是安全與經濟利益深度綁定的制度安排。無論是在關稅協調、貨物和資本流動、基礎設施互聯，還是在地區安全合作方面，GCC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現實價值。阿聯酋退出GCC的可能性極低，因為這將使其失去最重要的地區制度支點，也會削弱其在海灣地區事務中的制度性影響力。

但繼續留在GCC并不意味著阿聯酋會完全遵循傳統的集體邏輯。相反，它更可能在組織內部采取一種高度自主、若即若離的戰略姿態——既參與合作，又堅持獨立；既維護機制，又保留否決空間。某種意義上，它未來在GCC中的角色有可能變得越來越類似于印度在金磚（BRICS）或上合（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中的位置：不是破壞者，卻也不是無條件追隨者；不是體系外力量，卻始終堅持自身戰略自主。

至于歐佩克（OPEC），情況則更為微妙。阿聯酋近年來對沙特主導下的OPEC和OPEC+產量配額的不滿早已不是秘密。隨著其產能持續提升，現有配額機制與其國家利益之間的張力只會進一步加大。從純經濟角度看，阿聯酋退出OPEC并非不可想象。事實上，在遭受本輪美以伊沖突沉重打擊后，戰后重建的阿聯酋在短時間內需要大量流動性資金“回血”，配額約束所產生的利益沖突將更為尖銳。而相較于退出阿盟或GCC，退出OPEC的政治成本更低，戰略靈活性反而更高。因此，阿聯酋成為卡塔爾之后第二個退出OPEC的海灣國家，概率正在上升。

即便不正式退出，阿聯酋也很可能著力推動OPEC內部規則調整，以爭取更符合自身產能和發展戰略的安排。這將使其在組織中的角色從傳統協調者逐漸轉向規則挑戰者。

更深層的意義在于，阿聯酋的戰略重心正在發生變化。它不再滿足于僅僅作為阿拉伯體系中的一員，而是日益將自身定位為一個連接不同區域、跨越不同制度平臺的中等強國。其外交布局已經明顯超越傳統阿拉伯框架，延伸至亞洲、非洲乃至整個全球南方。

在這一過程中，阿拉伯身份固然重要，但已不再是其唯一或最優先的身份標簽和戰略坐標。對于阿聯酋而言，未來最重要的不是維持某種象征性的阿拉伯團結，而是在一個更加碎片化、多極化的國際體系中，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與戰略回旋空間。

這正是阿拉伯團結幻覺破滅后最值得關注的趨勢。

阿拉伯聯盟不會消失，阿拉伯認同也不會瓦解，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外交將越來越讓位于國家利益、制度競爭和多向結盟。

阿聯酋不會輕易離開阿拉伯世界，因為它本身就是這個世界中最成功、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一。但它很可能繼續減少對傳統阿拉伯多邊機制的投入，并以更務實、更交易化的方式參與其中。

真正值得擔憂的，不是阿聯酋是否會離開，而是當阿拉伯世界最具活力、最具全球連接能力的國家開始在心理和戰略上逐漸“離心”時，整個阿拉伯體系將如何應對。

阿拉伯團結從來不是一個既成事實，而是一項需要持續投入、共同維護的政治工程。遺憾的是，在過去幾十年里，這項工程始終未能擺脫口號多于行動、情感多于制度的困境。

而如今，當現實再次撕開理想的外衣，一個更冷峻的事實呈現在眼前——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問題，或許從來不是缺乏共同敵人，而是始終未能真正形成共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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