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的德國長期否認，老人回漢堡找猶太公墓，人們都說不知道

103歲時，露絲·格倫塔爾漫長的德國國籍恢復之路。一位居住在紐約的猶太裔美國退休女性，在被剝奪德國國籍86年后，決定“恢復”自己的德國國籍。她表示，此舉是出于對唐納德·特朗普治下美國政治走向的擔憂。

露絲·格倫塔爾1936年逃離漢堡，后在1940年10月、17歲時抵達美國。那之前，她在歐洲輾轉逃亡數月，親眼見證了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如今103歲的她，起初并不熱衷于重新取得自己在戰前被剝奪的德國國籍。

但在分析美國當前政治局勢后，她和多位家人決定依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116條提出申請。她特別強調，這不是“申請”德國國籍，而是“恢復”本就屬于他們的國籍。根據這一條款，納粹政權受害者及其后代有權恢復德國國籍。她說：“我的兩個孩子、兩個孫輩、三個曾孫輩都辦了，加上我一共8個人。”

2025年5月6日，德國駐紐約總領館為她安排了特別接待。她回憶說，領事對她說：“這是我們至少應該為您做的。”

自2023年以來，依據憲法第116條申請恢復德國國籍的美國猶太人持續增加。德國內政部數據顯示，2025年此類申請人數達到6244人，接近2023年的3倍。不過，內政部掌握的還只是部分申請數據。

盡管年事已高，露絲·格倫塔爾依然思維敏捷，也樂于解釋自己的決定。她認為，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推崇強勢治理。如果有一天這對他有利，他就會變得反猶”。

她說：“他不是一個可靠的盟友，很多人已經看清了這一點。我不確定他是否曾把猶太人真正視為白人——不完全像對待黑人那樣，但也并不真正把猶太人當作白人。反猶主義往往與高壓統治相伴而生。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民主能否存續。”

露絲·格倫塔爾1922年出生于漢堡一個富裕家庭，父親庫爾特·埃諾赫是一位頗有名望的出版人。她如今說，自己“從未真正覺得屬于某一個地方”。她既不認為自己是德國人，也不完全覺得自己是美國人，更像是“精神上的歐洲人”。

兩次大戰之間的漢堡，是一座國際化且自由主義氣息濃厚的城市。她說：“猶太人不僅融入了當地社會，而且在行政體系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后來，一些我父親原本視作親密朋友的人加入了納粹黨，這讓他深受震動。”

察覺到德國局勢正在變化后，她的父親——一戰期間曾獲勛章的退伍軍人——早在1936年就離開德國，遷居巴黎，并在那里重新開始出版事業。他把兩個女兒送到荷蘭寄宿學校就讀。她回憶說：“當時猶太人已經不可能繼續在德國上學了。”

戰爭爆發時，姐妹二人恰好在巴黎，結果被困在那里。露絲被安置進一所美國學校，也學了一些法語。她說：“學得足夠多，至少能聽懂一個警察攔下我時在說什么。他看到我的德國護照后，朝地上啐了一口，罵我是骯臟的德國佬。”

在她的護照上，她的名字被寫成“薩拉”。她解釋說：“德國政府不僅把猶太人變成無國籍者，還把所有女性猶太人的名字統一加成‘薩拉’，男性則統一加成‘摩西’。”

1940年初，她和父親、姐姐一起被送往法國西南部靠近波城的居爾斯集中營。那里關押的是作為“敵國公民”被拘禁的德國人，其中包括許多正在逃亡的猶太人。

隨著德軍向法國南部推進，部分被拘押者獲釋。在一個西班牙共和派網絡的幫助下，這家人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最終從葡萄牙卡斯凱什登船前往美國新澤西州霍博肯。與他們同船的，還有流亡美國的海因里希·曼——作家托馬斯·曼的兄長。

她說：“我父親做出版時認識托馬斯·曼，后者為他寫了一封推薦信。正因如此，我們拿到了那種可以前往美國的緊急簽證。”

抵達美國后，露絲·格倫塔爾沒有留在紐約，而是前往艾奧瓦城做住家保姆，以支付學業費用。后來，她成為一名心理治療師。她回憶說：“美國農場主會邀請我去家里，然后問我：‘你真的是猶太人嗎？你看起來不像。’我當時甚至覺得有點好笑。我不想反問他們：‘那猶太人應該長什么樣？’但在我看來，這更多是無知，而不是惡意。”

戰后，露絲·格倫塔爾曾多次回到德國。她說：“我仍然覺得那里像家，但又不是家。很多東西都很熟悉，比如電燈開關、門把手，都和我童年時一樣。但我常常忍不住眼眶發熱。”

在她看來，戰后的德國長期存在一種“否認”。有一次在法蘭克福，一位出版商的妻子天真地問她，為什么當年要離開德國。她回答說：“您知道的，我們是猶太人。”對方卻一臉難以置信地反問：“那又怎么樣？”

后來，她回到漢堡時曾試圖尋找猶太公墓，卻四處碰壁。她說：“人們什么都不知道，或者都說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們始終不明白這是為什么。”

她說，自己對德國至今仍保留著一種“殘余的情感”，更廣泛地說，還有一種幾乎無法控制的不信任感。

她解釋說：“那種你在這片土地上行走的權利隨時可能被剝奪的感覺，已經刻進了猶太人的基因里，即便是不信教的猶太人也是如此。

我父親留下的遺囑清楚表明，盡管他把美國視為充滿可能性的國家，但他也認為，類似大規模迫害的災難同樣可能在這里發生。”“他沒有把財富留給家人，而是捐給了慈善事業。

但他同時寫明，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把所有錢都取出來離開。他知道自己在說什么——他曾兩次被迫移民、兩次從頭開始生活，先是在法國，后來是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