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日凌晨,人民大會堂的夜燈還亮著,值班電話忽然急促地響起。接線員把耳機捂得緊緊的,只聽一連串“906廠”“G-1107”“丟失”幾個關鍵詞,頓時出了一身冷汗。數千公里外的西南深山,一件重量不到五公斤的金屬容器不翼而飛,驚動的卻是中南海的最高首腦。事情要從三天前那場突如其來的“失蹤”說起。
云貴川交界處的906廠向來戒備森嚴,廠區三道崗,一天三次簽到,連送菜的卡車都得卸輪檢查。當日上午,總裝車間剛把代號G-1107的“能量轉換裂變容器”遞交試壓室。試壓室本應四人值守,可趕上“十六條學習班”,兩名操作員被抽走,只剩班長酈福林和操作員何家聲。不到半小時,兩人先后離崗,一個去廁所,一個打飯,回來一開保險箱——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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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保衛部立刻封鎖現場。門鎖完好無痕,保險柜鑰匙只此一把;再加總裝車間的進出記錄,嫌疑被縮至五人。酈福林與何家聲有多人作證,很快出列;兩名學習班學員也在課堂名單里。有意思的是,剩下的宋魯川身份最“干凈”——老紅軍、一級傷殘,還是周恩來在延安時的勤務兵。可流程推演后,線索竟全部指向他。
當晚,調查小組把宋魯川叫去詢問。“昨天下午三點到三點半,你在哪里?”審查員放緩聲調。宋魯川抬頭,臉色鐵青,只丟下一句:“查吧,我沒人證。”獨臂的袖管隨之抖了抖,再無多言。隔離審查由此開始。
第二天傍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勞動模范代表。906廠代表黃松被領到總理面前時,心中惴惴。周恩來問起:“廠里老宋還好么?”黃松硬著頭皮把失竊案和宋魯川被扣押的事原原本本報上。總理眉頭一皺,不再多語。夜里九點,他直接撥通公安部電話:“原子彈部件丟了,這可不是一般案件,派最強班子立刻南下,每天向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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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部里調集的專家與偵察骨干連夜飛抵云貴高原。他們復核材料后發現,宋魯川缺乏明顯動機:工資穩定,政治面目清白,且左臂截肢后干不了細活,單憑身體就很難搬運二十多斤的保險箱部件。反而那份“揭發信”值得關注——落款宋小川,卻字跡端正、用詞工整,明顯超出一個智力受損青年的水平。專案組斷定信件是有人操縱。
此時宋小川失蹤。三天搜山,警犬在臥虎岡灌木叢里發現尸體——口鼻被布團塞住,死亡時間正是部件失竊當晚。消息傳進看守室,宋魯川呆坐半晌,肩膀狠狠一顫,眼里卻沒有淚,只有血絲。偵察員問他懷疑誰,他低聲報了個名字:“邵古濱。”
邵古濱是廠里年輕電工,與宋小川常一起上山打獵。被帶到專案組后,一個照面就垮了。“是鮑遠昌讓我干的!”他交代:那天傍晚,保衛干事鮑遠昌讓他把宋小川哄去山上“撿土雞蛋”,途中他借口取水離開,回來人已沒了呼吸。
線索轉到鮑遠昌。翻閱最初口供,專案組驚訝地發現,他在排查表里居然沒留下任何“時間空檔”。這么“完美”的不在場說明,恰恰暴露作偽。辦案人員即刻去家中布控,卻撲了空。全國通緝隨之啟動。
10月3日清晨,南京大學保衛處報來消息:一名“轉學新生”身份可疑。警方趕到宿舍,繳獲假證件、變裝工具及裝在帆布包里的G-1107。面對鐵證,鮑遠昌徹底崩潰。短暫對峙后,他把全部過程和盤托出——
五年前,鮑隨部隊到福建沿海駐訓,結識當地船主謝某。謝某長期走私,急需“高端貨”。鮑轉業進906廠后,兩人一直暗通信息。1966年8月,鮑得知廠里即將完工一批核心部件,便悄悄復制鑰匙。失竊當晚,他利用職務便利,把守門記錄改寫為“正常巡邏”,趁試壓室空檔進入保險柜,再塞進特制背包離廠。為嫁禍,他誘導智障的宋小川寫“揭發信”,隨后又指使邵古濱殺人滅口。鮑計劃先潛往香港,再走水路交貨,哪料半途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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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搞清后,專案組趕夜電向北京匯報。周恩來只問一句:“部件找到了沒有?”得知完璧歸趙,他沉默良久,叮囑:“案卷存檔,所有自作主張嫁禍之人,依法處理,也替老宋平反。”
906廠隨即召開公判大會。邵古濱因從犯、配合調查,被判十五年;謝某在福建落網,依走私、間諜罪并罰;主犯鮑遠昌被判死刑,槍決于云嶺刑場。會上,宋魯川站在人群最后,神色木然。宣判結束,他拄著拐杖緩緩離席,路過那臺曾經守了一輩子的老食堂蒸車,一陣熱汽撲面,眼眶終究紅了。
案卷最后一頁記錄:G-1107完好入庫,數據零誤差。專案組留下一句話——“制度嚴密,還需人心可靠”。這句話后來被刻在906廠警示墻,提醒每一個出入人員:防特防賊,更要防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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