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要如何直面自己的傷痛？

我們常常習慣將痛苦藏起來。身體的隱疾、生育的痛苦、情感的創傷——這些“不體面”的經驗，似乎只適合在深夜獨自消化。可越是沉默，它們就越像一根刺，卡在自我認同最脆弱的地方。

弗里達·卡羅的故事或許提供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答案。她將六歲的小兒麻痹、十八歲的致命車禍、三十多次手術、失去生育能力的痛苦，以及丈夫迭戈的不忠，全部一筆一筆畫進藝術史。

在她留下的日記中，你能看到一個女人如何在極致的疼痛中依然熱烈綻放，如何在“過不了的情關”里把心碎煉成顏料。

她讓我們相信：痛苦不需要被美化，但可以成為自我的一部分；愛可能會受傷，但愛本身不是錯。

當規避風險成為當下的標準答案，千瘡百孔卻從未退縮的弗里達，反而成了一種稀缺的力量。

在這一期的詠讀計劃中，我們將和詠梅老師、祝羽捷老師一起聊聊這位傳奇藝術家，看看她在去世70年后，為今天的世界留下了怎樣的遺產。

“焦慮與痛苦，快樂與死亡，不過皆為過程。”

01

“藝術史上的炸彈”

詠梅：你第一次見到弗里達的電影或者是畫作的時候，她給你留下了什么印象？這次看弗里達日記，有沒有哪些地方顛覆了你對她的了解呢？

祝羽捷：過去我在美術館里看弗里達的作品，首先當然是對她的自畫像印象深刻。但當時我看到她的自畫像其實有一種不適感。

因為藝術史上那些女性的畫像，都非常的唯美，非常的美好：永遠是光滑的皮膚，潔凈的服裝，像蛋糕一樣端莊地坐在那里，讓我們去凝視，去感受女性完美的一面。

看到弗里達的肖像，我會想：這個女孩子為什么她的眉毛不去刮掉，要連在一起？為什么她的衣服上面臟臟的，甚至她把自己的那些血液、痛苦、悲傷還有那些傷口都畫了出來？

這種不適感不是藝術家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兩個弗里達》（1939）

我們習慣了那些男性描繪的美好女性形象。其實藝術還有女人在這個世界上活著的痛苦，掙扎，野心，還有她表達自我的創作。

我們應該怎么樣去對待這樣的創作？我覺得這個是對我非常大的啟發。

后來我也在其他的藝術家里面都發現了弗里達。她就像一個炸彈，丟進了藝術史，啟發了無數人。

詠梅：她的創作完全是在痛和愛里面生發出來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苦難是藝術創作的必要條件嗎？苦難之于藝術家是幸運還是不幸呢？

祝羽捷：并不是每個藝術家都是經歷了苦難才成為偉大的藝術家，但是弗里達經歷了雙層的苦難。

一個是肉身上的劫難，她6歲就得了小兒麻痹癥，18歲又遇到了車禍，經歷了30多次的手術，失去了生育能力，這一生她都在跟病痛做斗爭，這個過程很需要勇氣和耐力。

另一方面，她還有精神上的苦難。她很欣賞自己的丈夫迭戈，但是這個男的不忠。背叛這個情感經歷也讓她的精神世界一直在受難。

很多女性其實也有類似的隱秘創傷，但她們很少去表達自己身體的一個疼痛，還有自己經歷的背叛。這是一種很久以來都沒有被藝術表達過的苦難。

弗里達用非常鮮明的風格的語言和極大的創造力去表達了自己的人生的經歷。她開創了某種的苦難的美學，讓大家接受原來表達苦難是可以是一種藝術的成就，也讓更多的人可以重新去直視女性藝術的苦難。

《受傷的鹿》（1946）

后來的很多女性藝術家其實都受到了她的影響。因為弗里達，大家才知道原來藝術創作不只可以把女性塑造成一個想象中的他者形象：

我們可以充分地表達自己的主體性，充分地表達自己這一生經歷里面那些所謂的不光彩。

當然，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她一定最重要的是她的天賦，她的才華。有的時候藝術史學家往往把一個偉大女性藝術家的創作成就歸咎于她的傳奇色彩，而忽略了她的藝術造詣，導致她們的作品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變成了八卦。

詠梅：我們都知道弗里達是沒有在美術學院接受過專業藝術訓練的，而且她一生只創作了100多幅畫，但她卻破圈了，去世70多年，還被奉為精神偶像，活在藝術影視等各個圈層。如何解釋這種跨文化、跨越代際的影響力呢？

祝羽捷：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甚至在弗里達活著的時候，她都沒有被當成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來被對待。直到她去世后，隨著藝術史學家們對她的不斷挖掘、不斷研究，才發現了她的才華。

這種影響力除了她原本具有的藝術價值以外，也是藝術史突破偏見的修正。

長時間以來，西方藝術史都是由西方的那些著名的男性藝術史學家所書寫的，墨西哥的藝術往往被看作民間藝術或者是原始藝術。

20世紀中葉，以弗里達的作品為代表，墨西哥藝術得已從邊緣狀態中解放，這是經歷了好幾百年才能出現的一個歷史性突破。

拉美藝術不再是西方藝術的一個附庸，而是讓那種特有的生命力、創造力把他們推動進了西方的主流視野。

我們前面也討論到，弗里達把病痛、災難、傷害、悲情等變成了自己創作的顏料，然后也把傷疤和鋼釘支架變成生命的勛章。藝術史第一次正視所謂殘缺的身體，疼痛為一種藝術價值。

《破損的脊柱》（1944）

弗里達也為女性表達鋪平了道路。她讓女性藝術家終于可以跟男性藝術家平起平坐，甚至為很多的女性藝術家提供了靈感，提供了表達的自信，提供了表達的方法。

02

作為藝術的情感，作為情感的藝術

詠梅：弗里達日記中有很多寫給她丈夫的表白和書信。她和丈夫的關系特別復雜，有深愛，也有背叛，有割舍，想割舍又沒有辦法切斷。

如果是在當下，我們可能會說男的是渣，女的是戀愛腦，但這樣理解似乎太片面了。

祝羽捷：我在看這本日記的時候第一反應就是：這么偉大的女性藝術家竟然也過不了情關。

她曾經說過，她覺得自己跟丈夫的關系就像大象與鴿子：她是一個柔軟的小鴿子，丈夫是偉岸的大象。她在她心愛的男人面前也是非常小鳥依人的。

這說明其實人都是很復雜的，她很有才華，她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同時她有其他的身份：她是妻子，她是女兒，她是姐妹，她曾經是一個女學生，是自己丈夫的粉絲。

每個人都是非常豐富的、多維度的，不應該用一個單一的標簽去定義一個人本身。

另外這段愛情一定不是只是有傷害，一定在很多時刻也給了她鼓勵，比如丈夫鼓勵她的創作，給予她靈感，支持她去國外做展覽，一起旅行，肯定在也給了她很多的自信和新的經驗。

《迭戈和弗里達》（1944）

這種復雜和矛盾性可能都是我們每天都在發生的，從藝術家的身上也能理解我們自身：

我們每個人也不是完美的，我們也不是面面俱到，我們都有很痛苦的時刻，我們有我們自己過不了的情關。

詠梅：我在弗里達身上看到的最大的東西是愛一切。她對什么事情都充滿了愛意，所以她的藝術會一直被大家看到。愛是會延續的。

祝羽捷：在今天，很多年輕人愛的能力在喪失，大家現在都越來越怕愛。

弗里達愛上了迭戈這樣的人，她用了巨大的能量去回應，而不是退縮。愛人確實也是一種能力吧。

詠梅：另一方面，弗里達大膽直白地描繪了只有女性才能懂的私密創傷，比如分娩、流產。弗里達在這方面做出的探索，對藝術史產生了哪些影響，啟發了哪些藝術家？

祝羽捷：弗里達始終都把自己這些遭受的一些痛苦變成源源不斷的創作動力。她的作品在視覺上并不唯美，但你會覺得，原來女性可以如此勇敢直接大膽地去表達自己的疼痛。

《亨利·福特醫院》（1932）

我們女性總是把自己的身體經驗包裹起來，我們不敢對外說自己對于身體的恥辱感、月經的恥辱感，至于分娩或流產這樣更大的傷痛，那絕對都是避而不談的。

她非常本能、原始地把自己那個身體里面的某種女性特質表達出來。也正是這些苦難把她打磨成了一個堅韌不拔的、充滿了力量的女性，所以她才能夠看到自己與生俱來的一些這種特質。

藝術在記錄現實的時候應該像一種情感，或社會事實調研。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隱秘不達的問題，可以用感性的方法或者美學手段保留下來，讓更多的人去知道，去了解。

03

向死而生的目光

詠梅：不管是看弗里達的這個電影，還是看到她的畫，她的眼睛是讓人就是很難忘的：那不是一種討好的目光，也不是回避的目光，而是一種坦然。

祝羽捷：很多時候藝術史的女性是被凝視的，是取悅性的。但弗里達不取悅任何人，她的眼睛就是在觀察自己，也在看著這個世界。

這個眼神是有覺察的，好像在跟你溝通。它是既像自己的日記，也像是一種表達。

《戴荊棘項鏈的自畫像》（1940）

詠梅：你覺得弗里達的獨特性是什么？是什么讓一件作品能打動人心，在藝術史中留下筆墨？

祝羽捷：我覺得弗里達首先沒有被所謂的規則和等級去影響。她完全忠于自身，可以隨意地在自己的石膏上繪畫。

她在繪畫中的私密表達對于藝術的題材和形式都有了一個巨大的突破。這種對于人類對抗困境、擁抱生命的精神圖騰般的存在，是對藝術史一個最大的貢獻。

詠梅：弗里達三分之一的作品都是她的自畫像，她為什么會那么執著地畫自己呢？

祝羽捷：弗里達大部分的時間是躺在床上，她只能靠鏡子，把自己作為模特去臨摹。我覺得這里一定是受到了身體的限制，大部分的時間和自己獨處，她可以描繪的就是自我。

另外，自我也是弗里達最直接的一個工具。她通過畫自己，可以鏡像觀察到自己的生命狀態，然后以自己為主題，表達自身情感。

《與猴子的自畫像》（1940）

詠梅：在弗里達去世70年后，你覺得女藝術家的境遇發生了哪些變化？

祝羽捷：其實很長一段時間里面，藝術史里面的女性出現的時候幾乎都是藝術家的靈感的繆斯、情人、助理或者是女兒，很少作為一個具有主體性創造能力的藝術家被記載。

今天我們認為弗里達肯定是一個天才，偉大的藝術家，是個傳奇，但是在她活著的時候，她的聲名遠不及她的丈夫。

藝術史畢竟是主觀的。所以今天更多的人在研究藝術史的時候，也在不斷地發掘那些曾經被邊緣化、被忽略的藝術家和作品的價值。

2018年我在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看到弗里達的個人展覽，其中講到她喜歡給自己設計衣服，她還喜歡噴香水，她還有化妝品。

你能感到即便在承受身體的疼痛，她還是在堅持讓自己活得很漂亮。這需要巨大的生命力和心力。

不同的展覽，不同的寫作，不同的書籍，都讓我們對一個人的理解更加豐富，讓我們看到ta那些被人忽略的非常美好的，很動人的一面。

詠梅：弗里達對死亡有一種隨時接納、向死而生的態度。她的故事對于今天同樣身處各種困境中的女性來說，你覺得最大的啟示是什么？

祝羽捷：她作品里面經常會畫骷髏頭。骷髏意味著生命的短暫，可見她其實每一天都在提醒自己把這一天當做最后一天來活。

《沒有希望》（1945）

我想這可能也跟墨西哥的民間文化有關？他們相信死亡和生者是在一起的。

我們今天很多時候也會有對于時間、對于死亡的恐懼感。

寧可恐懼，還不如像弗里達這樣，怒放每一天，把每一天當成最后一天來活。

封面圖：《弗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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