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新新：史學研究既要“占有史料”也要“創造意義”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等技術在學術研究領域的廣泛應用，史學研究獲取史料的條件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得益于中外檔案文獻、報刊資料和研究成果等“數字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史學研究者能夠借助各類數據平臺和智能檢索工具，更為便捷、高效地接觸并收集研究所需的一手史料。長期以來制約史學研究發展的“史料缺乏”與“獲取困難”等問題，正逐步得到緩解。史學研究在史料層面，可以說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豐裕時代”。

然而，史料條件的極大改善，卻并不意味著必然帶來史學研究水平的整體提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部分研究成果以“史料浩繁”“引證翔實”自矜，其敘述和論證往往止步于對史料的簡單堆砌與表層解讀，不僅問題意識模糊，解釋框架薄弱，難以在既有學術認知的基礎上推陳出新，也無法圍繞重大歷史與現實議題作出有說服力的回應。由此造成的結果便是，史學研究表面看似繁榮高產，實則不少論著立論平庸、闡釋乏力，甚至淪為對“檔案文獻等的機械搬運”，深陷“史料愈豐、解釋愈貧乏”的困境，真正具有啟發意義與時代洞察力的史學創見乏善可陳。

上述現象的產生，源于多重因素的交織作用。就學術觀念而言，部分研究者受“史料即史學”等固有思維影響，潛意識里仍然將史料占有的多寡，奉為衡量史學成就高低的重要標尺，相對忽視了歷史學作為一門解釋性學科所必需的敘述建構與意義闡釋功能。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廣泛介入史學研究的背景下，這種傾向被進一步放大，不僅助長了“技術檢索”“史料競逐”替代學理探賾與理論思考的風氣，也削弱了史學研究應有的解釋自覺與思想穿透力。從學科建制與學術訓練來看，當前歷史學專業分工日益精細，也在客觀上加劇了這一問題。不少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學者，長期局限于特定領域的“深描式”研究，學識結構較為單一，訓練重點側重于史料搜集與技術性論證，宏觀視野、理論統攝與敘述建構能力明顯不足。面對層出不窮的新史料，他們非但無法從浩繁的文獻材料中提煉出具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真問題”，反而極易落入“材料話語”與“史事鋪陳”的窠臼，將原本該充滿思辨張力與學術厚度的史學論證，降格為依賴史料“查漏補缺”的“拼圖游戲”，加劇了史學敘述碎片化的同時，也導致珍貴的“新史料”難以被轉化為推動歷史認知進步的“新知識”。

回顧中西史學傳統不難發現，無論中國史家抑或西方學界，雖無不視史料為立身之本，但從未將史料占有與整理等同于史學研究的終點。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概括治史要旨，表明中國傳統史學早已意識到，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證其義”，必須通過史家的“編次”“裁斷”與融會貫通，方能升華為有意義的歷史認識。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進一步提出治史須兼具“才、學、識”三要素，并尤重“史才”在“善序事理”中的關鍵作用，明確指出史家若“有學無才”，缺乏“文質兼備”的敘述技藝，即便史料再豐贍，其學問與見識亦可能“無從言表”。西方近現代“科學史學”奠基人蘭克雖以“如實直書”為治史原則，但其史學實踐卻始終致力于在縝密考證的基礎上，通過合乎邏輯的敘述建構，發掘歷史的“內在關聯性”及其蘊含的時代“精神意義”。

可見，盡管中西史學進路各異，但均承認史料只有經史家的取舍、組織與詮釋，“混沌的過去”才能成為可被理解、可被反思的歷史認知。因此，成熟而深刻的史學研究，固然以嚴謹可靠的史料為前提，但也有賴于“精微透辟”的史學敘述與意義闡釋，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這意味著，只有“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史學研究才能不為史料所障蔽，真正做到透過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把握其內在規律與本質。

更應引起重視的是，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的迅速發展，在極大便利史學界獲取史料的同時，也使史料更容易以“碎片化”“去情境化”的形式，被“快速調取與拼接”。面對技術賦能帶來的新挑戰，史學工作者如若故步自封，繼續沉溺于史料占有與擴充帶來的“虛假豐盈感”，缺乏融問題意識、批判分析與敘述建構于一體的深入闡釋，史學研究不僅難以有效回應社會發展與技術變革提出的新命題，還很可能在“算法篩選”“數據聚合”以及“文本生成幻覺”等技術衍生風險的疊加作用下，陷入“認知割裂”“意義消散”等危機，甚至滑向歷史虛無主義的邊緣，從而動搖歷史學作為一門以理解、闡釋與反思為核心的人文學科的安身立命基礎。

歸根結底，真正有價值的史學研究，既離不開研究者對史料的充分占有與嚴謹辨析，更離不開建立在理論自覺與現實關懷之上的系統詮釋。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史學研究的新形勢，進一步要求史學工作者保持更加高度的學術警醒，以堅持為人民做學問為出發點，主動將學術實踐與具體研究置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與時代變革的宏闊背景中，不斷錘煉提出問題、解讀史料、建構敘述與闡釋意義的專業能力，切實增強歷史敘述的學理深度與人文溫度。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史學研究淪為“數據與技術的附庸”，實現從“占有史料”到“創造意義”的跨越，凝練出兼具中國特色與世界意義的學術話語，更好發揮史學研究“鑒古知今、資政育人”的功用，推進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設，確保歷史學在人工智能浪潮的沖擊下始終保有學科生機與思想活力。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2026年4月3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