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下凡苦難失真——《逆行人生》

中產下凡苦難失真——《逆行人生》

今天聊聊中國大陸電影《逆行人生》。

片名Upstream(2024)。

影片主線簡單直白，高志壘同濟畢業擔任互聯網大廠中層，年薪豐厚，住著月供一萬五的房子，女兒即將進入國際學校。突如其來的裁員將他的生活擊碎，求職屢屢受挫，父親中風住院，房貸、醫療、教育三座大山壓頂。走投無路之下，他脫下孔乙己的長衫成為外賣騎手。

他從開始的找不到路、超時差評扣錢，到后來鉆研路線、甚至開發出優化送餐路徑的“路路通”小程序，逐漸重新找到了節奏，甚至贏得了單王。

結局沒有逆襲，他沒能保住大房子，一家人賣掉房產，搬進老破小，在路邊吃著盒飯。彩蛋中，他開發的小程序被平臺大佬留意，似乎為他打開了重返技術世界的窄門。

電影在上映前便風波不斷，海報上徐崢與同行外賣員的燦爛笑容被網友指責為虛假樂觀，耗資兩億預售慘淡的數據提前預示了市場審判。

中年程序員跌落云端穿上外賣騎手工服的故事，究竟是一場真誠的現實關懷，還是一次錯位的階層臆想呢。

徐崢的創作姿態是真誠的，影片中設置了大量貼近現實的細節，外賣系統催命般的提示音、專為騎手設計的微笑人臉識別、抄近路翻越的鐵門、與店家保安拉關系的門道、因低血糖暈倒在橋上的虛脫、無視交通規則遭遇車禍。

這些細節堆疊在一起組成了外賣騎手奔波的立體圖景。

此外還有更宏觀的時代病，寒窗苦讀十余載后緊接著就是職場35歲年齡歧視、P2P爆雷吞噬中產積蓄、經濟下行下的就業焦慮。

不過這種真誠因為致命的錯位感讓人難以認同。

核心問題出在視角，故事本質是一個中產下凡記，是精英跌落谷底后的生存體驗，而非真正從外賣騎手生命內部生發出來的故事。

高志壘的苦難是高貴的苦難，他的底線是保住那套大房子，女兒上不了國際學校。而其他騎手的苦難則是孩子白血病的醫藥費，被車撞了想著賠償款能交醫療費的活命戰。

平行呈現兩種苦難并試圖引發同情時，就會產生一種荒誕的失真感，中產下墜墜到底也不過是普通人的起點。

這種視覺錯位會導致不同觀眾有不同感受。

一部分觀眾，比如面臨類似中年危機、房貸壓力的白領能在高志壘身上看到恐懼，從而產生共鳴。而更多觀眾，尤其是更年輕、或更貼近真實底層的群體，會感到何不食肉糜的疏離與不滿。

為什么電影里每個外賣員都背負著慘情，要么白血病、要么背負巨債、要么單親帶娃，為什么不能呈現一個只是為生活奔波、有些麻木也有些小確幸的普通騎手。

苦難本身不值得歌頌，值得歌頌的是生活態度。影片戲劇化堆砌苦難，反而將這一職業推向了特殊化的想象，而非普通化的共情。

電影最軟骨的地方是對系統之惡的曖昧態度，它描摹了癥狀，卻小心翼翼地避開了病因。

只說最表層的反派，那就是影片中嘗嘗提及的算法。它用冰冷的效率邏輯裁掉高志壘，又用倒計時和提示音驅趕著騎手在路上狂奔。這些呈現是有效的。

但當矛盾具體爆發時，影片的批判鋒芒卻很奇妙地轉了向。最典型的就是單王大黑被其他騎手群毆的情節。單王機制本是平臺用獎勵刺激內卷、轉移矛盾的控制術，真正的壓迫源是設計規則的系統。但電影將騎手們的怒火全部引向了大黑這個個體，仿佛是他個人的卷造成了大家的困境。

隨后再用一頓飯、一場傾訴完成和解，于是最表層的矛盾也完成隱身，矛盾下移轉化為底層互斗。

類似的，影片中大量展現了騎手和顧客的沖突。不接電話的學生、寫錯地址的顧客、因超時而取消訂單的用戶，這當然真實，但它同樣是在轉移敘事焦點。

在消費主義邏輯下，顧客是上帝的話術，將平臺與騎手的勞資矛盾轉化為服務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個體矛盾。

平臺極限壓榨外賣員，用道德綁架的手段慷顧客之慨，極為偽善。

電影呼吁理解外賣員自然是正確的，但需要拷問應該是，誰制定了那逼人逆行闖紅燈的送餐時限，誰在騎手創造的巨大價值中拿走了最大份額。

影片連最表層的拷問都不敢做到，而且在影片結尾，高志壘的小程序可能被平臺吸納，用于進一步“優化”配送效率，諷刺形成了閉環。跌落中產想要翻身的代價是再一次出賣外賣騎手。

最后看《逆行人生》這個片名就很有意思了。“逆行”指的是什么。

從表層看，逆行是高志壘逆著曾經光鮮的人生軌跡向下滑落。

從創作者意圖來看，他們覺得自己是逆著浮夸的娛樂潮流，觸碰現實痛點的努力。

但從更廣闊的社會情緒層面來看，這部電影才是在逆行。現在人們普遍不相信雞湯了，也不再輕易相信被精心修飾的苦難敘事，尤其當敘述者本身被視為另一個階層時。當大眾普遍認知中的外賣員形象，在銀幕上被替換成一種堪比感動中國的集體善良模樣時，引發的不是共情而是被冒犯的感覺。

中產下凡苦難失真，

敘事懸浮錯位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