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國渭神秘帶走3女，1978年中美背后的驚人秘密！

1985年初冬，紐約皇后區一棟不起眼的公寓樓里，燈光亮到很晚。一位年過五十的華人男子，正俯在書桌前看一份外文資料，旁邊攤著幾本翻舊了的英語詞典。他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在加州工作，二女兒在紐約讀研究生，小女兒還在上大學。她們都有體面的身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走路時腳步輕快、肩膀舒展。而在那張書桌前的男人，卻總是弓著背，像一只習慣了隨時準備縮回殼里的蝸牛。

這個男人就是邱國渭。

他曾經是上海圖書館外文采編室的一名普通館員。鄰居們只知道他是個沉默寡言的老先生，英文極好，說話時總用最少的字，臉上常年掛著一層看不出喜怒的平靜。很少有人知道，這位老人是國民黨軍界悍將邱清泉的兒子；更少有人知道，他花了將近三十年，用一種近乎偏執的方式，把自己的家庭從一塊幾乎讓他窒息的土壤里，一株一株地移栽到了另一片土地上。

那段跨越三十年的歲月，得從1949年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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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清泉，這個名字在抗日戰爭的歷史里是一個繞不過去的符號。他生于1902年，浙江永嘉蒲州人，幼時家境清寒，一路靠著讀書和打仗從底層爬了上來。1925年從黃埔軍校二期工兵科畢業后，他又在1934年遠赴德國柏林陸軍大學深造，是國民黨將領里少數受過系統西方軍事教育的人。抗戰爆發后，他在昆侖關戰役中率新編第二十二師切斷日軍補給線，重創日軍第五師團，那一仗讓他有了“邱瘋子”的外號，形容他打仗時那股不顧一切的兇狠勁兒。后來他升任第五軍副軍長、軍長，1948年又當上第二兵團司令官。在國民黨軍隊里，他是蔣介石手上的一張王牌。

然而歷史沒有給邱清泉留下太多選擇余地。1948年底，淮海戰役進入決戰階段，他和杜聿明的部隊被華東野戰軍圍困在陳官莊一帶。1949年1月10日，面對兵敗困局，這位47歲的將領在突圍中身亡。

他留下了兩個妻子和六個子女。元配黃氏是老家依父母之命娶的，生了大兒子邱國賢。二房葉蕤君是他在南京結識的護士，出身書香門第，受過良好教育，兩人感情深厚，婚后育有三子二女。邱國渭，就是葉蕤君生的第二個兒子，也是這個家族里唯一一個留在大陸的孩子。

1949年春天，葉蕤君帶著一家人從上海往南走，打算坐船去臺灣。一行人走到福建的時候被解放軍截住了。解放軍查到他們的身份，沒有為難，反而發了路費和通行證，讓他們自行決定去留。隨行的解放軍干部對邱清泉的家屬說了一句話，大意是：邱清泉在抗戰中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我們不會為難他的家人。

這句話觸碰到了邱國渭心底的某個東西。他當時還不到二十歲，正在上海圣約翰大學外語系讀書。他做了一個讓家人難以理解的決定：不去臺灣，回上海，繼續念書。

關于他為什么選擇留守大陸，幾十年來有過各種說法。有人說他錯過了最后一班船，有人說他被圣約翰大學的學業拴住了。但那位解放軍干部口中說出的那句話，可能是真正撼動他的東西。從小到大活在父親的影子里，他太清楚“戰犯之子”這四個字意味著什么。而那一刻，從敵對陣營嘴里說出的“抗日有功”，讓他第一次感受到父親身上有超越立場的意義。他可能覺得，留在這片土地上，會有一種超越政治標簽的認可。

他猜對了一半。而猜錯的那一半，要用整整二十九年的代價來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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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院系調整，圣約翰大學關閉，外語系被并入其他院校。邱國渭從這所老牌教會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上海圖書館外文采編部。那一年他23歲。

那時候，上海圖書館剛開館不久，坐落于南京東路，館藏量龐大。在那個連中文字都還沒有完全普及的年代，外語人才極為稀缺。他每天的工作是核對書目、填寫編目卡片、整理索引。對于一個性格內斂的人來說，這幾乎是一種量身定做的職業。他從上班第一天起就給自己立了規矩：不深交、不議政、埋頭干活。

上世紀50年代的上海圖書館，聚集了一批從圣約翰、滬江、震旦等教會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邱國渭在其中并不顯眼，只是外語比別人好得多。據他的同事武重年回憶，邱國渭精通多種語言，“工作好，學問好，平時不聲不響”。這么個不起眼的人，很少參加同事間的社交活動，但偏偏在籃球場上很活躍，武重年就是通過打球跟他熟起來的。

在外文采編部，他一直當普通館員。沒人對他有什么過高的要求，他自己也從來不主動爭取什么。他按時上班、按時下班，把自己放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書目卡片之間，像一顆嵌在書架縫隙里的螺絲釘。

但平靜的湖面之下，他的日子并不好過。他的同事武重年后來回憶說，當時有一種傳言，說邱國渭曾經揚言要給父親報仇，要暗殺陳毅市長。武重年本人認為這純屬子虛烏有，但這樣的流言還是傳開了，邱國渭因此被列為內部監控對象。他自己大概也知道自己身上背著什么樣的標簽。所以他更加沉默，把所有的存在感壓縮到最低。

在這段歲月里，唯一的光亮來自一個姑娘。她在圖書館工作，姓袁名玉珍，據說是袁世凱的遠房后人，長相出眾。當時有好幾個1952年畢業的大學生同時追她，其中不乏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現積極的青年。可袁玉珍偏偏就看中了最沉默的邱國渭。她后來說，邱國渭人老實。一個出身名將之家、頂著“戰犯之子”標簽的人，能被一個姑娘評價為“老實”，本身就能說明他的生存策略：把自己收縮到幾乎沒有棱角的狀態。

兩人結婚了，生了三個女兒?；楹蟮娜兆釉谕馊丝磥磉€算美滿。邱國渭每天從圖書館下班，沿著溧陽路往回走，穿過弄堂里晾曬衣服的竹竿和一排排煤球爐，回到家里生火做飯、陪女兒寫作業。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上海市民。

如果時代允許他這樣一直平淡地活下去，也許就不會有后來的故事了。

3

1966年夏天，風暴來了。他那壓在箱底二十多年的身份標簽，被一把掀了出來。

邱國渭被作為第一批“牛鬼蛇神”揪出來，罪名就是“戰犯之子”。批斗會上，他被勒令下跪、挨打、頭頂高帽游街。最觸目驚心的一幕被武重年親眼目睹：兩個同是1952年畢業的大學生，一個是外文采編部的組長，一個是別的部門的組長，一個用皮鞋踩著邱國渭的后背，另一個用翻毛皮鞋對著他的腦袋猛踢。武重年后來才知道，這兩人當年都追求過袁玉珍但沒成功，是邱國渭當年的情敵。

皮肉之苦熬一熬也就過去了。真正把他劈成兩半的事情發生在他的妻子身上。袁玉珍后來從圖書館調到一所中學教書，在一次帶學生下鄉勞動的活動中不幸染上感冒，發起高燒。當地衛生條件極其有限，一個赤腳醫生過來給她打針。袁玉珍反復說自己對某種藥物嚴重過敏，不能隨便注射。但在那個基層醫療觀念相當機械的年代，病人的自述常被當成矯情、膽小或者思想有問題。醫生沒有做過敏測試，一針下去，她再也沒有睜開眼。

那是邱國渭一生中第二次在瞬間失去至親。第一次是17歲時失去父親；這一次他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卻眼睜睜看著妻子死于一場完全可能避免的醫療事故。

武重年回憶說，那一段時間邱國渭整個人瘦脫了形，但他沒有在單位掉過一滴眼淚。他照樣來上班，照樣整理書目卡片，照樣給女兒們洗衣做飯。他沒有鬧，沒有喊，沒有跟任何人傾訴過內心的感受。他只是變得更安靜了，安靜得讓人心里發怵。

有人猜測，從那時起，邱國渭心里就開始盤算一個計劃。但這些都是后人的揣測。唯一能確定的事實是，妻子死后，他獨自拉扯著三個女兒，大的十來歲，小的才幾歲，住在溧陽路一棟三樓的老房子里，樓下住著復旦中文系的一位老教授。鄰里之間很少聽見他說多余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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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到1971年，邱國渭和母親、弟妹之間斷了將近二十年的聯系。葉蕤君帶著孩子們在臺灣短暫停留后，輾轉前往美國定居。邱國渭的兩個妹妹邱莉娜和邱莉娃在美國完成學業后，進入了聯合國秘書處工作。而邱國渭對此幾乎一無所知。

聯絡的恢復源于一件國際大事。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個消息不僅改變了世界格局，也讓邱國渭的命運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他的妹妹通過聯合國這個特殊的渠道，輾轉寄來了家書。

當那封海外來信送到邱國渭手上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他身上披了二十多年的“戰犯之子”標簽，在接到這封信的瞬間被揭下來了。中國需要聯合國，聯合國需要外交關系，而有親屬在聯合國工作的邱國渭，突然就成了一個珍貴的“橋梁人物”。

統戰部門行動迅速。他先是被安排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接著又被提拔為上海圖書館外文采編部副主任。從被邊緣化的牛鬼蛇神到政協委員，身份的轉變之大讓人不知所措。

但邱國渭的反應極其冷淡。他照常按時上班，照常整理外文書目，政協委員的會議能躲就躲，實在躲不掉就坐在后排，從頭到尾不開口。一個在屈辱中活了二十多年的人，不會被一兩個頭銜收買。他心里透亮得很：這些身份頭銜，換不回妻子的命，也抹不掉他被人踩在脊梁上毒打的記憶。他唯一在意的是，這個新的身份給了他一個最寶貴的特權——合法的出境探親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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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個分水嶺。前一年，大革命正式宣告結束。雖然中美要到1979年1月才算正式建交，但1978年兩國之間的民間交流已經開始松動，出境探親的政策也在放寬。

邱國渭在這一年向單位遞交了第一份赴美探親申請。理由很充分：探視遠在美國的老母親葉蕤君。材料齊全，手續合法，加上他當時的特殊身份，申請很快獲批。

他第一次去美國，是一個人去的。同事們見他認真打報告、按時返回、回來之后還一本正經地在班會上講美國圖書館的先進管理經驗，都以為這位老實人不過是去探了個親，心還是向著單位的。他還跟同事們聊起美國外文編目的一些做法，一本正經地提建議。大家覺得，這位副主任是真心想把工作做得更好。

但誰也沒有注意到，他回來時眼神里的某些東西變了。

沒過多久，他第二次提交了探親申請，理由是大女兒想念奶奶。申請再次順利獲批。他帶著大女兒一起去了美國。到了那邊之后，大女兒留在加州，而他自己又一次準時回到上海，準時來到圖書館外文采編室，坐回那張舊椅子上繼續整理書目卡片。

第三次，他帶走了二女兒。理由還是探親，手續同樣齊全，同樣順利獲批。處理完在美國的事情，他又一次只身返回上海。到這時候，館里有人看出了端倪——這老邱怎么把孩子一個接一個往外送？但每次看到他按時返崗，疑心又慢慢消退了。畢竟他每次走之前都會跟同事交代好工作上的事情，回來之后也按時銷假，沒有什么讓人抓住把柄的地方。

他的同事武重年后來回憶說，那幾年邱國渭的表現幾乎看不出異樣。他還是那樣沉默寡言，還是每天按時打卡上下班，還是埋頭在那些外文書目卡片之間，像一臺精密運轉的機器。

第四次申請，也就是1978年底的那一次，他帶走了最小的女兒。這一次，他走得比前三次更正式一些，跟同事們交代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把辦公桌上的文件夾整齊地碼好，編目卡片按順序歸類，椅子推回原位。他跟大家點點頭，說了聲：我走了。語氣平淡得就像出門買個菜。

這一回，他再也沒有回來。

人們后來才發現，從第一次赴美探親開始，邱國渭就在用最緩慢、最耐心、最不起眼的方式，把三個女兒一個接一個地轉移到美國。他像一個螞蟻搬家，每次只搬一點，每次搬完都裝作若無其事地返回巢穴，周而復始。他沒有驚動任何人，沒有違反任何規定，每一次申請都有合法理由，每一次往返都有正規手續。在一個體制性的注視之下，他用制度本身提供的通道，完成了自己的撤離計劃。

他離開后的上海圖書館外文采編部，一切照常運轉。他的位置后來由別的同事頂替，那些他整理過的書目卡片繼續被人使用。上海這座城市也繼續運轉下去，高樓一棟一棟地蓋起來，南京東路上的人潮年復一年地涌動。溧陽路的老公房后來幾經改造，已經很難找到當年那對父女生活過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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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蕤君晚年住在美國的老年公寓里。她在20世紀80年代回過兩次大陸，帶著兒孫到杭州看望邱清泉的堂弟一家，了卻了對故土的一樁牽念。幾十年生死離別，這位老太太經歷了從南京到臺灣，從臺灣到美國，又從美國重返大陸的漫長漂泊。她的兒子邱國渭，從1949年留在上海的那一刻開始，就注定要過上與她平行的另一種人生。

邱國渭到了美國之后，便再也沒有跟上海的老同事有過任何聯系。武重年嘗試過找他，但沒有收到任何回信。老同事們偶爾提起這個人，無非是嘆息幾聲，然后繼續各自手頭的工作。上海圖書館后來成為亞洲范圍內數一數二的公共圖書館系統，外文采編部也經歷了多次改組，那個曾經把人生壓成一張張書目卡片的男人，很快被洶涌的時代浪潮蓋了過去。

關于邱國渭和他的女兒們在后來的歲月里過得如何，查不到更多公開的資料。只知道他的三個女兒都在美國接受了高等教育，各自有了穩定的工作和家庭。而邱國渭本人，則始終保持著他一貫的低調，在異國他鄉安靜地度過了后半生。他可能偶爾會給女兒們講起上海的故事，也可能始終閉口不談。這些細節，需要等到更多史料解封之后才能追索。

留在檔案館里的，只是他那些年親手整理的外文書目卡片，和幾份泛黃的人事檔案。真正完整記錄他三十年沉默經歷的東西，大概不存在于任何文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