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園：57歲高齡參加長征，為革命奉獻一生，晚年因一原因不入黨

1951年11月3日，北京的霜氣還未完全褪去，中南海勤政殿燈火通明。72歲的周素園被工作人員攙扶著踏進院門，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迎了上來，半開玩笑地說：“老先生，長征路上抬著走，如今總算自己能走進來了。”白發長須的周素園拱手作答：“主席，我這把骨頭倒也經用，只是心里裝的事還多得很。”兩人對坐，一壺清茶，倒開了這位貴州老人的跌宕一生。

要弄清周素園為何未入黨，還得把時間撥回到1879年。那一年他出生在貴州畢節的書香世家，原名周培藝。家中藏書頗豐，四書五經耳熟能詳，加之天資聰穎，光緒年間便考中貢生。若按慣例，他大可以留在鄉里等著走科舉、入仕途的穩妥路，可偏偏1903年的一封薦書改變了命運。普安知州方雪岑欣賞他的筆力，聘他到師范傳習所執教。此舉讓他接觸到最前沿的新式教育，也讓他開始思索“讀書做官”之外的另一條路。

1904年貴陽師范的日籍教習岡山侮辱國人格，引發學生罷課。消息傳到普安，周素園一封痛陳時局的長信火速馳往貴陽。信中那句“學可罷，交可絕，絕不可壞團體、傷感情”在學生中廣為傳抄。也正是寫這封信，他第一次意識到：文字能擊中人心，也能挑動時代的風口浪尖。次年，他本來打算參加官費留日考試，卻在貴陽遇到鼓吹變法的李瑞棻。李瑞棻講興辦實業、講世界格局，周素園聽得熱血沸騰，干脆放棄留學，留在貴州路礦總公司寫公文、籌創書局，算是把文章寫進了現實的泥土里。

武昌城頭的槍聲響到貴州是1911年8月，周素園與同仁舉起義旗，推翻清廷在黔勢力。短暫的輝煌維系不到一年，革命失敗，他被通緝，只能改名換姓四處漂泊。1921年方得平靜，回黔軍任秘書長，終究還是對舊軍閥的傾軋失望，1925年索性“歸隱”畢節，足不出戶，讀書著述。正是在這段隱居期，他接觸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譯本，越讀越覺透亮，也越發生出“世道有救”的念頭。

轉折點落在1936年2月。紅二、六軍團進入畢節，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急電地方軍閥王家烈：“速轉周培藝，勿令接觸共軍。”然而王家烈主意不定，命令最終成了一紙空文。達官顯貴紛紛外逃，周素園反倒整理案頭書卷，等著紅軍到來。3月初，他家中的木門被敲響，來者正是賀龍。茶杯還未放穩，賀龍直言需要一位深得民心的長者組織抗日救國軍，周素園當即應允。一周之內，三千余鄉勇報名。十多年未提筆的他在墻頭寫下“抗日救國”四字，街坊口口相傳。

事情遠沒結束。紅軍準備北上，他得知消息后追到軍部，非要隨軍。彼時他57歲，腿有舊傷。賀龍勸他留下治病，還塞給他金條做經費。周素園搖頭：“我在黑暗里摸索半生，如今好不容易見到光，寧可死在隊伍里。”賀龍回到指揮部拍桌：“抬也要抬走！”于是八名戰士輪班抬滑竿，一路翻雪山、過草地。10個月后，他們抵陜北保安，周素園的胡須已全白，卻精神矍鑠。毛澤東見面時握著他的手：“周先生，不簡單！”這一握，定下了他后半生與中共的深度同行。

“西安事變”爆發于1936年12月12日，只隔了他到保安十天。考慮到周素園與何應欽、王伯群等舊識，毛澤東請他寫信勸舊部擁護抗日。老先生連夜揮毫，連寫數封，辭鋒懇切，后來張學良讀后嘆道：“此人不作官，惜哉！”信件的確為事變和平收場添了分量，這一點在多份史料中都有提及。

“七七事變”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周素園被任命為高級參議。他頗想隨部隊上前線，卻因為足疾頻發被勸留延安。組織貼心，每月給他十元零花，還讓館子送飯。肖克夫人常來替他縫衣，他起初硬讓，后來實在不好意思，便央求后勤把伙食降一檔：“維持體力即可，別跟前線戰士落差太大。”話雖樸素，卻能看出他的自省。

時間來到1937年夏，他寫下一封“若戰死沙場，家人勿慟”的家書，交給秘書。臨行前，他又對毛澤東說：“我行動慢，怕誤事，回黔做統戰也好。”毛澤東回信：“行止全憑先生自便，我等惟愿先生保重。”得到批準，他帶著給西南軍政要員的手函南下。先至重慶，三封信遞給賀國光統統石沉大海，還被監視。國民黨特務逮捕他的大女婿以示威脅，他只得輾轉成都、昆明、貴陽，宣傳抗戰，寫文章批評消極抗敵，引來更嚴的盯防。那篇《受血的教訓以后》在《華西日報》公開刊登后，四川當局氣得拍桌，卻又拿他束手無策。

1945年國民參政會召開，他當選參政員，想與周恩來接上組織線，偏偏中共為抵制會議集體缺席，此事又成泡影。一晃到1949年11月27日，解放軍進駐畢節。兩天后，已70歲的周素園在屋中寫下十七字電文，向毛澤東報喜：“別來十二年，衰生猶及見解放成功，不勝欣忭。”這份電文由新華社公開刊發，老鄉們奔走相告，才知這位滿臉長須的老先生竟與新中國領導人私交甚篤。

貴州解放工作千頭萬緒，他不顧體弱參加接管委員會，協調商會、教會、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凡有分歧，他就搬出自家院里的長條桌，泡壺茶，拉上雙方當事人“擺龍門陣”。這種近似鄉賢調解的做派，比任何公文來得更見效。省里要推舉他做副省長，他卻力辭：“我年歲大，走不動路”。最終以貴州省政府副主席、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出席會議，名義大、事務少，倒正合他專做統戰工作的心思。

就在那年冬天，他來到北京，此時正逢抗美援朝打得最緊張。毛澤東當面向他介紹前線情況，順口問：“貴州礦多，可否支援鋼鐵？”周素園當即獻策：“銅仁、六盤水煤鐵并豐，人手也不缺，就差鐵路線。”主席點頭：“事在人為，山再高也要打隧道。”說完，從桌上拿起一盒燕窩塞給老人：“滋補用，別推辭。”這番體貼讓他幾度哽咽。

至于入黨問題，他的態度始終如一。早在延安時期，周素園便對友人說過：“黨是刀口上舔血打下江山的青年人立起來的，我一身儒生習氣，做事還扭捏，怎好搶這份光榮？”毛澤東曾表示愿意介紹他入黨，他仍推辭：“非不愿也，實不敢當。”這種近乎古典士人的自謙，在那個年代并不多見。

1958年1月，寒潮侵襲貴州。患有頑固肺病的周素園再度入院。2月1日清晨，他在醫院病房輕聲對家人說：“今生得見大局已足，黨有后來人，我心安。”午后病情惡化，于黃昏時分辭世，享年79歲。訃電從北京飛來，多位中央領導表示惋惜。貴州省委送挽聯：“萬里共長征，人民事業資匡助；一心服真理，馬列宏謨有會通。”這副對聯，既是對他半生行腳的概括，也是對那段烽火歲月的注解。

火化那天，山城細雨，送行的當地百姓自發排開長街。有人說，這位老先生一輩子寫過無數檄文、教過多少學生，卻在生命最后關頭堅持不戴黨徽。也有人說，他把自己當成一面鏡子，隨時提醒后輩：革命需要熱血，也需要自省。無論如何，一位57歲仍愿跋涉雪山草地的儒者，早已把名字刻進了長征的里程碑——抬著也要抬走的那位老人，如今靜靜長眠在貴州高原，留下的是風干胡須后的故事，和一個“我不配”卻令人肅然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