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面對陶德曼調停中日，蔣介石為何要勸和德國、蘇聯？

1937年10月，德國出于反蘇考慮，開始著手調停中日戰爭，以避免日本因在華消耗而減輕對蘇壓力。作為其中的重要一環，10月29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國民政府建議舉行中日談判。

陶德曼強調，中國與蘇聯締結條約是一個嚴重錯誤，“因為這樣一來，就使得她與日本成立協議比較困難了。修改中國對俄國的政策是必要的。”

當時蘇聯在華情報機關很靈敏，故這一動向立即為其掌握。以此為契機，進入11月后，德蘇兩國圍繞中日戰爭的角力頓現活躍。

1、蘇聯的行動

首先是蘇聯的行動。

為鼓舞國民政府堅持抗戰，11月1日，蘇聯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接見楊杰。會談中，伏羅希洛夫先就蔣介石10月22日的詢問做出答復：

蘇聯將作為友邦在布魯塞爾會議上支持中國；蘇聯在東西兩邊都有敵人，現在尚未做好與所有敵人同時開戰的準備，不過蘇聯會加快準備。楊杰則側重于完成蔣介石給他的使命，故向伏羅希洛夫轉告說：蔣介石認為，如蘇聯能維護遠東和平，其西邊的和平也就能得到保障；中國希望蘇聯能夠參加對日戰爭。伏羅希洛夫答道：如果蘇聯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被卷入遠東的戰爭，戰爭將延長，而且日本的矛頭也許還會轉向蘇聯。這一回答顯然不符合楊杰的預期，所以他再次強調：日本已因戰爭陷入原料及財政危機，疲憊不堪；德國也無法對日提供實際的援助，因為它也沒有做好準備，而且還須面對英法和捷克等敵國，所以蔣介石和他都認為，蘇聯可利用目前的戰局，給所有敵人以決定性打擊。

對此，伏羅希洛夫語帶不快地說：“我不過是一個軍人，只懂飛機、大炮與部隊，楊杰將軍卻還是一個杰出的外交官，所以能夠處理極其廣泛的問題”。“我再重復一遍，蘇聯現在尚未做好兩面作戰準備，但正在準備之中，不久就可完成”。

由上述對答可知，伏羅希洛夫關于蘇聯參戰問題的解釋，總的基調是既否定目前的可能性，同時又為激勵中方堅持抗戰而令其對將來的可能性懷抱希望。楊杰本來應該對此加以全面理解，然而，對于11月1日的談話，楊杰同日發給蔣介石的電報除報告“比京（布魯塞爾）會議蘇決助我，已令出席代表盡無限之力量，與我代表切取協助應付”外，對蘇聯關于參戰問題的回答僅告“養（22日）電所示第四項已得具體答復，伏帥深恐電報不密，職擬返京面呈”。

在伏羅希洛夫和楊杰談話的翌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接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委托德方向國民政府轉告日本的七項議和條件：

（1）內蒙古在國際法下建立一個與外蒙古類似的“自治政府”；
（2）在華北沿“偽滿洲國”邊境至平津鐵路線以南一帶建立一個非軍事區，由中國警察和官吏維持秩序；
（3）在上海擴大非軍事區，由國際警察管制；
（4）停止“排日”政策；
（5）共同反共；
（6）減低對日本貨物的關稅；
（7）尊重外僑權利。

上述條件中，最關鍵的是第五條。

廣田在提及此條時稱：“依據中國駐東京大使給予之消息，中蘇不侵略條約果無秘密條款，則共同防共并不與之抵觸。”

廣田的這一說法含有重大陷阱。原因有兩點：其一，中蘇締約時有一個“永久不得正式或非正式公布”的絕對密件，規定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有效之時，中方不得與任何第三國簽訂任何共同防共條約。

其二，雖然其后國民政府一直否認上述密件的存在，但日本早在中蘇條約簽字前夕就掌握了這一秘密，）而且駐日大使許世英在9月1日向廣田解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時，還明確表示中方將繼續“自力防共”，但不會接受日本“共同防共”的要求。

由此可見，廣田對國民政府無法接受“共同防共”心知肚明，卻故作糊涂。

總之，關于日本11月2日提出的議和條件，一些人以為不算苛刻。這是因為他們沒看到日本通過第五條巧妙地預置了一個中方無法跨越的障礙，從而能在將拒絕“寬大議和”的責任轉嫁于中方的同時，繼續擴大戰果。

另一方面，蘇聯也針對日德之間的動向繼續做中方的工作。11月4日，徐永昌與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軍委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等人聚會時，白崇禧“屢述蘇聯某武官云中國態度不明，緣中國尚與德意要好，無異與敵人要好，是中國真有與日訂防共協定之可能。”對此，何應欽反駁道：中國“要與蘇聯訂攻守同盟他不肯，何以又說此等話？且今日大批賣給我軍械者德意，德意與日之關系可以想見矣。”但白崇禧仍主張“遠德意而親蘇法”。白崇禧的這一態度既反映了蘇聯因素的影響，也折射出了日本所設障礙對國民政府的分裂效果。

就在這種狀況下，11月5日傍晚，陶德曼向蔣介石轉達了廣田提出的議和條件。蔣介石雖然在11月4日剛剛自記“俄已無望”，但在獲悉日方條件后，亦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復戰前狀態，中國就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關于采取這一態度的理由，蔣除提及“中國現在正是布魯塞爾會議列強關切的對象，而列強是有意要在華盛頓條約的基礎上覓致和平”以外，特別強調：假如同意日本的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的，中國會發生革命。日本人正在執行錯誤的政策，假如由于日本的政策而使中國政府垮臺，那么唯一的結果就是共產黨會在中國占優勢。但是，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2、聯蘇的猶豫

蔣介石此時特地提出共產黨問題，并非偶然。在與陶德曼會談前夕，蔣正在為中共問題焦慮，深感“外患未消，內憂日增”。會談開始后，他即意識到日本的議和條件是以“試探防共協定為主”。另外，會談結束當晚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全體會議也反映出其時國民政府高層對中共問題的重視。

從相關紀錄看，蔣介石在會上先就11月3日開幕的布魯塞爾會議重申了三條方針：

（1）對友邦出面維持正義調停紛爭之舉，不應使之不快，即或會議無結果，亦應使之明了須由日方負責。
（2）中日交涉須有第三國參與，如此，即使犧牲亦是便宜。反之，如直接交涉，即使便宜亦是犧牲。
（3）要設法使英美促成蘇俄參加遠東戰事。

接著，蔣就把重點轉到對中共的指責，稱“共產黨在廬山商談各事均甚合理，所以容納。現在事實多與前談不符，即該軍索要種種供給每以命令式行之。我們舉國一致抗戰，并非有共產黨后始能抗日，蓋抗戰是一事，聯俄又為一事。希望大家認清”。

對此，汪精衛呼應道：

“外面宣傳有幾種不對：（一）國共合作，（二）聯俄方能抗日，容共方能聯俄。此類宣傳皆應糾正。”

蔣、汪的這些發言使與會者對該次會議濃厚的反共氛圍留下了強烈印象。譬如，徐永昌在當天的日記中把蔣介石的講話歸納為：“今日之壞，壞在人人捧共產黨，以為將來加入共產黨之余地，故受其麻醉、受其宣傳而捧之者少，而無是非、無人格的捧之者多，國家危亡皆在于此。”徐還特地提到吳稚暉在會上指出“英國今日之聯俄是恐其再偏則愈不可收拾，吾人之容共亦應以英人對俄之心為心”。

軍事委員會第三部部長翁文灝也在當天的日記中強調，汪精衛在會上提議取消“國共合作”等口號；蔣介石認為“非共產黨而擁護共產黨，以希圖趨時得利者，最應制裁”。

綜上可知，陶德曼向蔣介石轉達日本議和條件之際，中國全面抗戰已屆四個月，由于蘇聯沒有如國民政府預期的那樣參戰，而中共在國內的影響力卻迅速上升，國民政府高層對“聯俄”與“容共”的副作用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感。基于此點，他們一邊期待蘇聯參戰，一邊卻開始否認“聯俄方能抗日，容共方能聯俄”，從而再次顯露出他們既想抗日又不愿放棄反共的本質特色。這一本質特色使國民政府高層既在“抗日”方面與蘇聯、中共有利害上的一致，又在“反共”方面與日本、德國有理念上的共鳴，故陷入了深刻的心理矛盾及政策取向上的兩難困境。

總之，11月5日蔣介石對陶德曼的談話與當晚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的基調說明，德國調停與國民政府高層在對日、對蘇、對中共關系上的兩難之疊加，使他們自全面抗戰后一時收斂的“反共”執念又恢復熾熱了。從這個角度解讀蔣對陶德曼的回答，不難看出蔣在拒絕日本旨在離間中蘇、分裂中國的“共同防共”的同時，也有以真正意義上的“防共”來勸告日本悔悟的用心。

與這一背景密切相關，德國的調停剛剛受到蔣介石的拒絕，國民政府內部就產生了爭論。在11月8日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上，汪精衛介紹傅斯年意見時說，德國既向中國露出調停之意，就不應謝絕。如此，既可為比京（布魯塞爾）會議無果而散時預留調解之路，又可避免開罪德國。對此，王寵惠“即言當電顧、郭于會外與英美法等說明”，表現出他對汪的贊同。但訪歐歸國不久的孔祥熙“言詞激烈”地反對汪、王意見。其理由是：在比京會議未有結果以前，“我們又與別人談調解，既使各國寒心，并破壞比京會議，是中敵人之計”。議論的結果，對孔祥熙的意見“眾均謂然”。

然而，9日蔣介石的德國顧問法肯豪森應陶德曼之請，提醒中方注意，“如果戰事拖延下去，中國的經濟崩潰，共產主義就會在中國發生”。這一提醒顯然對“反共”執念復熾的國民政府高層頗有觸動。因此，蔣介石盡管在10日指示楊杰轉告蘇方，我軍雖自上海撤退，但“無論何時，決不與日言和”，在翌日卻又在提及“共產黨之陰謀”后，自記“為共產黨事，對抗敵前途殊多顧慮”。

3、勸和德、蘇的嘗試

正在這一關頭，11月11日晚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和楊杰、張沖舉行了四個半小時的會談。在談及中日戰爭局勢時，斯大林強調：中國人口眾多，而且現在只有日本一個國家在向中國開戰。蘇維埃俄國曾經同時與十四個國家作戰，并贏得勝利，故中國也必能戰勝日本。中國在使日本陷入疲憊狀態后，日本統治階層將發生斗爭，日本政府會被打倒。如果他是中國人，他會號召人民抵抗三年。這三年中，蘇聯會一直援助中國。

中國只要有自己的飛行員和大炮，任何人都不可能打敗中國。其后，針對楊杰提出的“希望蘇聯作為中國唯一的同盟國對日參戰”的請求，斯大林表明了兩點：

（1）中國不能僅從蘇聯得到支援，還應該從包括美英德在內的各個方面爭取援助；（2）“蘇聯現在不希望和日本戰爭。如果中國打退了日本的進攻，蘇聯不必開戰；如果日本即將取勝，蘇聯會參戰。”但是，當楊杰特地提出“我將向蔣介石轉告閣下的話：在我們行將滅亡時，我們可以期待蘇聯”后，斯大林立即制止說，“不，偉大的國家不會滅亡”，并隨即轉移了話題。

同11月1日伏羅希洛夫的談話一樣，11日斯大林關于參戰問題的上述發言也是十分微妙的。然而，楊杰、張沖在12日給蔣介石的報告中，除了談到斯大林答應從重工業和軍需工業方面幫助中國保衛國土外，對蘇方關于對日參戰的回答，省略了包括“任何人都不可能打敗中國”、“偉大的國家不會滅亡”在內的重要內容，而概括為：蘇聯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蘇聯尚未到與日開戰時機，因為蘇聯對日開戰會刺激日本國民的反抗，促成日本的團結，反使中國失去世界同情之一半。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良好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可以向日開戰。蘇聯是中國最可靠之同盟者，但英美法德等國愿意供給軍火，中國亦要接受。

同日，楊杰還比較具體地向蔣介石報告了11月1日與伏羅希洛夫談話的內容，但其中也回避了伏羅希洛夫那段含有不快感的“我不過是一個軍人”前后的對話，而把其觀點歸納為：“蘇聯參戰，一舉即可奠定東方和平之基礎，誠如君所言，但蘇聯敵人甚多，東方開戰，西方亦必接踵而起，東西兼顧恐無勝利把握，故目前積極準備，其時期固難定，但可以告訴君者，準備已快了。”

正因如此，盡管偏重于渲染蘇聯參戰可能性的楊、張在給蔣介石的報告中淡化了蘇方態度的不確定性，蔣介石仍沒有輕易得出肯定性結論，而傾向于走“德國路徑”者當然更不會改變他們對局勢的悲觀展望。

所以，據一份標明“務祈閱后付丙萬勿告人”的絕密電報透露，在11月12日晚上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常會上，王寵惠“書面報告外交，大要謂：日已拒絕參加九國會議或將退出九國公約，英美均主和解不成必須采其他辦法，美不愿中日問題重回國聯。”

監察院院長于右任“謂國家政策應顧目前，不能顧慮將來。對俄外交實屬錯誤，如用蔣大使毫無用處，應注意。”考試院院長戴季陶“謂俄國全為自身利害問題，其政策非外交家所能左右。如于彼無利，我們無論抗戰至何時，他們亦不會來。如于彼有利，即不用外交手腕，亦必大舉對日。”最后，何應欽的軍事報告也使與會者“聞之至為痛心”。

結果，國民政府高層在是否接受德國調停問題上的動搖愈益強烈，而反共執念的復熾還使他們試圖利用日本“共同防共”的口號，從“反共防共”的立場謀求停戰議和。

證明這一新傾向的突出例子是孔祥熙的變化。在11月8日的會議上，他是反對德國調停的。12日，他還指示參加比京（布魯塞爾）會議的中國代表，“外交方面務宜拉攏英美法使趨一致，蘇俄方面尤盼努力運用，能使其于北滿邊境有何舉以為牽制尤佳”。

但是，實際上孔對蘇聯的態度并無信心。

中蘇締約以后，國民政府有兩個主要的對蘇渠道：一個是原有的以蔣廷黻為首的大使館渠道，主要接觸對象是蘇方外交機構；另一個是新增的以楊杰為首的“實業考察團”渠道，主要接觸對象是蘇方軍事機構。就對蘇聯真實態度的評估而言，蔣廷黻渠道的特點是悲觀，楊杰渠道的特點是樂觀。因此，孔祥熙為慎重起見，于11月17日指示蔣廷黻向蘇方確認其對中國已達“最困難關頭”的中日戰事有何具體辦法。

19日，蔣廷黻遵令拜訪李維諾夫，告以中國之困難，“深盼此時能有較好之消息”。但李維諾夫回答說，蘇聯除以前已有之表示外，“惜無可復加”。接著，李維諾夫反過來指責蔣介石“辭院長及德國調停之說，均在西洋輿論界發生不良影響，頗使人疑中國意志不堅強”。蔣廷黻隨即致電報告南京。

從同一天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看，實際上，孔祥熙等不及蔣廷黻的報告就已表現出對德國調停態度的變化。

因為，司法院院長居正在會議伊始就主張：國家戰爭應從國家整個利益上打算，現我軍事失利，聞德國大使欲居間調停，似宜集中意見切實檢討。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和，負歷史上之責任，保全國家之生命，仍不失我革命黨磊磊落落之態度。孔祥熙也接著以“比京會議情形難望有切實辦法”為由，提議討論“應否訓令我國代表預備別尋途徑”的問題。會議最后決定：“九國公約會議如無結果，俟其閉會后似可與英美法德等國作個別接洽，另尋辦法。”

另外，作為“別尋途徑”的另一嘗試，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兼國民軍事訓練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立夫在11月19日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上提出，“如能促成德俄合作則形勢可望好轉”。

翌日起，他連續以面談或書信的方式向陶德曼強調：德國因為對日締結反共協定而給予日本支持，但德俄交戰只會使日本和意大利坐收漁利，對德國則只能帶來災難。而且，戰爭的持續會給共產主義在亞洲的發展帶來巨大機會，結果是，以反共為理由發動對華戰爭的日本反而在幫助共產主義的發展。

很明顯，陳立夫和孔祥熙一樣，也開始從防止“造共”的觀點出發謀求停戰了。但他的方法與孔祥熙不同，是勸說德國“與俄親善”，通過簽署中、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從日本收回德國殖民地的同時，從根本上改變世界格局。

聯系到孔祥熙“日俄火并有利于世界”的觀點，不難理解，陳立夫的言外之意是，只要德國改而與蘇聯親善，就可以讓蘇聯放心去打日本，或讓日本因害怕蘇聯參戰而停止對華戰爭，二者都有利于結束“造共”。

德國是為反蘇而對日締結防共協定，又為反蘇而調停中日戰爭的。所以，對德國來說，陳立夫的建議純屬“不諳世事”。而就國民政府自身來看，孔祥熙與陳立夫這種以防止“造共”為出發點的對日、對德工作，雖然反映了日本侵華戰爭客觀存在的另一面相，但它不僅在立場上與國民政府對蘇勸戰時一再強調的日本侵華的“損蘇”與中國抗日的“衛蘇”自相矛盾，而且在蘇聯看來還屬于對蘇聯與中共的一種背信行為。

因此，據日本的情報，李宗仁、白崇禧等“廣西方面”此際在對外關系上的觀測是，“因中國以曖昧之態度為遠交近攻之策，而為蘇俄所熟知，因此，期待蘇俄之真正積極的援助，殊為困難。今后只有消極的繼續援助軍需品等物而已”。

在此同時，國民政府高層對自力抗戰的前途陷入了濃厚的悲觀氛圍。周佛海在與陶希圣等人的議論中認為，“德使且謂歐戰時德國有幾次可下臺，而威廉(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不愿，致成以后一敗涂地之局，中國不宜蹈此覆轍。其言甚誠懇。蔣先生竟拒絕考慮，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種期待也！”

汪精衛則在與行政院參事陳克文談話時“搖頭嘆息，謂友邦雖有好意，但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無從說起”。汪還悲觀地說：“此次估計完全錯誤，但事已至此，亦不能不干下去矣。”面對這種內情，蔣介石不禁感慨：“老派與文人動搖，主張求和，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為降服而非和議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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