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警三槍斃歹徒，抱炸藥包救出28名幼兒，結局悲壯

1996年12月18日這一天，鄭州的冬天已經徹底冷下來了。早晨上班的人裹著大衣往工廠和單位趕，誰也沒想到，幾公里外的一所幼兒園里，一場生死對峙正在醞釀。

那幾年，城市治安總體趨穩，但個別極端案件時有發生。對公安機關來說，最怕的不是普通刑事案，而是帶有人質的突發事件，尤其牽涉到孩子。因為在這類處置中，一點判斷失誤，都可能釀成無法挽回的后果。

就在這天早晨，鄭州國棉五廠幼兒園的老師們，像往常一樣接孩子、點名、安排做操。短短幾分鐘內，幼兒園的秩序被一個陌生男人打破，隨后報警電話響進了鄭州市公安局的值班室。這起事件，讓一名女刑警的名字被全國記住，也把一個原本在公眾視野中并不起眼的群體，推到了討論的中心。

一、突發危機：幼兒園被劫持的那個上午

時間是1996年12月18日上午。鄭州市公安局接到報警：國棉五廠幼兒園內，有人持炸藥劫持了孩子和老師，聲稱要錢，否則就引爆炸藥。

現場情況很快通過第一批趕到的民警反饋到指揮部：一名男子腰間纏著炸藥包，手里握著起爆裝置，頭上戴著頭盔，整個人情緒極其緊張。教室里擠著28名幼兒和2名教師，小孩有的已經嚇哭，老師只能強撐著安撫。

這種局面，對任何一個公安機關都是硬仗。人質多，而且是孩子，歹徒身上綁著炸藥，說明他已經做好同歸于盡的準備。按照當時公安系統通行的處置原則，必須爭取談判，拖延時間、摸清情況，再尋找機會解救人質，避免激怒對方。可問題在于，沒有人能確定，這個歹徒什么時候會突然按下手里的起爆器。

指揮部現場很快臨時搭建起來，各路警力封鎖周邊，救護車、消防車陸續到位。幼兒園圍墻外，家長和廠里的工人越聚越多，情緒都處在崩潰邊緣。不少人嘴里反復念叨著一個問題：“孩子咋辦？”

在這樣的緊張節點，一個名字被提了出來——王玉榮。

二、女刑警進園：從“換衣服”開始的潛入

當時，王玉榮是鄭州市公安局車站分局的一名刑警。從警多年，她在破案一線摸爬滾打慣了。那天接到緊急通知，她從單位出發到達現場，只用了約5分鐘。

有意思的是，在當時的警隊里，雖然女警已經不算罕見，但多數還集中在內勤、戶籍、法制等崗位。能像王玉榮這樣，長期在刑偵一線追捕嫌犯、現場勘查的女警，并不多見。也正因為長期實戰，她被點名參與這次處置，不是偶然。

到達幼兒園門口時，里面的情況已經傳回：歹徒要求警方準備50萬元現金，必須按他的方式送入教室，不然就引爆炸藥。指揮部必須有人進去觀察情況，摸清位置、人數、距離等關鍵要素，否則即便動用武力，也沒有把握。

選誰進去？這是第一個難題。

在劫持案中，“偽裝接近”常常比強攻更重要。選進場人員，如果外表過于“警察化”，動作不自然，很容易激起歹徒的防備心理。現場有領導提議：“要不要試試女同志？幼兒園里，有女性更容易靠近一些。”

就這樣，王玉榮被叫到指揮人員面前。簡單了解情況后，她沒有過多廢話，只是點了點頭。幼兒園老師很快把自己的工作服遞給她，她在現場直接換上，又戴上口罩、帽子，盡量往一名普通保育員的模樣去貼近。

從封鎖線到被控制的教室，只有幾十米距離，卻異常漫長。王玉榮提著一袋“食品”和一些簡單的物品，假裝是園內工作人員，按照歹徒提出的方式，慢慢靠近教室門口。那一段，她需要表現出緊張，卻不能太緊張；顯得害怕，卻不能亂了方寸。

進入教室后，她開始環顧四周，孩子所在位置、老師站在哪里、歹徒與人質的距離、窗戶和門的方向，都悄悄記在心里。歹徒腰間的炸藥包、手里的起爆器、頭盔下露出的一點表情，也都沒有放過。

短短幾分鐘，她一邊配合歹徒的要求，一邊試著與他簡單搭話，拖延時間，同時暗暗觀察對方是否神志清醒，有沒有漏洞可抓。隨后，她以“孩子需要藥”“要去拿東西”的理由，抱著一名幼兒，緩慢退了出去。等走出教室，她第一時間將所見所聞向指揮部詳細匯報。

這一趟進出，奠定了后續行動的基礎。可以說，沒有這次“空手偵察”，后面那三槍，就難以做到既擊中歹徒要害，又避免觸發炸藥。

三、三槍定局：左手安撫孩子，右手扣動扳機

情況匯總后，指揮部面臨抉擇：繼續拖延談判，還是抓住目前掌握的第一手情報，安排武力解救？人質中全是幼兒，孩子的情緒在高壓之下很難長時間控制，一旦有人大哭大鬧，引爆器隨時可能被誤觸。

不斷傳來的信息顯示，歹徒情緒起伏越來越大，有時自言自語，有時大聲嚷嚷，甚至威脅要給大家“看看厲害”。這種狀態，很危險。

在多方權衡后，指揮部決定，利用王玉榮剛剛建立的“保育員”身份，再讓她帶武器進入。目標非常明確：靠近歹徒，在不驚動他的前提下尋找一擊制伏的機會，避免他挪動右手。

當時的條件下，這樣的決策壓力很大。一旦射擊失敗，或者沒有立刻喪失其行動能力，后果不堪設想。也有人擔心：女警能不能扛得住這樣的壓力？王玉榮沒有多說，檢查槍械后，重新換好衣服，再次走向那間被控制的教室。

第二次踏進教室的時候，空氣幾乎凝固。孩子們已經哭累了，有的趴在桌上，有的直愣愣看著門口。王玉榮裝作仍然是剛才那名保育員，左手拿著“藥”，一邊說著安撫的話，一邊向前移動。

教室空間并不大，歹徒站在靠里的位置，背后是窗戶，一只手始終扣著起爆器。與第一次不同的是，這一次，王玉榮右手藏在衣服下，握著配槍，動作盡量自然，不讓對方察覺異常。

她先把視線落在孩子身上，用眼神安撫，又慢慢靠近歹徒，試探著說：“孩子有點害怕，我過去看看。”在那個瞬間，歹徒的注意力短暫地跟著孩子的哭聲轉移，身體略微往旁邊一偏，起爆器的位置也出現了細微變化。

這是關鍵縫隙。

多年的射擊訓練和實戰經驗，在那一刻集中體現出來。王玉榮稍微側身，抬起右手，槍口不帶任何猶豫，頂向歹徒人中部位。幾乎是同一瞬間，三聲槍響在教室里炸開。

短短幾秒，歹徒被連發擊中要害，身體應聲倒下。孩子被這突如其來的槍聲嚇得大哭，老師一時間也愣在原地。但對王玉榮來說，事情還沒完。

她撲上前去，用身體壓住歹徒身上的炸藥包，確認對方已經失去反抗能力。隨后，她抓起炸藥包，緊緊抱在懷里，沖出教室，朝操場空曠處奔去，將炸藥扔到遠離人群的地方。整個動作一氣呵成，幾乎不給外界反應的時間。

教室里、院子里、圍墻外，幾千人的心，跟著這三槍和那一趟奔跑同時提到嗓子眼，又慢慢落了回去。

四、人質獲救：28名幼兒與2名教師全數脫險

歹徒被擊斃，炸藥被轉移控制，人質就有可能安全撤離。但在實際操作中，民警仍然不敢大意。因為誰也不知道，歹徒是否還有其他預留裝置。

王玉榮將炸藥包交給現場的排爆人員后，又急忙返回教室協助疏散。在民警的指揮下，孩子分批離開，有的被老師抱著，有的被抱起后直接交給等在外面焦急的家長。

有家長見到孩子時，幾乎說不出話，只是死死抱住，一句話憋了半天，低聲問：“嚇壞了沒有？”孩子聽不懂大人情緒里的那種后怕，只是一個勁兒抽泣。

據現場統計，這次事件中，被劫持的28名幼兒和2名教師，無一人身亡。對于一場帶炸藥的劫持案，尤其還是在封閉教室里的生死對峙，這樣的結果，無疑是最理想的結局。

圍觀群眾逐漸得知情況后，情緒從緊繃轉為復雜，說感激有，議論也有。其中，有一句話在當時傳得很廣：“沒想到，是個女警沖進去干的。”

這話里既有驚訝，也折射出當時社會對女警作戰能力的固有印象。長期以來，不少人下意識認為，一線多人質案件，應由男性警員承擔，女警更多是輔助角色。王玉榮這次在實戰中的表現，讓不少人重新認識了這個群體的專業能力。

從公安業務角度看，這次處置中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先通過偽裝進入摸清情況，再利用“身份延續”二次進入實施射擊，持續控制情緒、壓制現場風險，這些都是對當時人質危機處置常規原則的一個較為典型的應用。而將執行任務的關鍵角色放在一名熟悉一線、心理素質過硬的女刑警身上，也是一種頗有前瞻性的選擇。

五、榮譽與堅守：從“英模”到“老刑警”

事件結束后，這起案件在鄭州乃至全國引發廣泛關注。媒體報道中，多次提到那三槍與那個抱著炸藥包沖出的身影。王玉榮的名字，就這樣走出車站分局，走進更多人的視野。

在公安系統內部，她很快被授予全國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范等榮譽稱號，地方也有相關表彰。榮譽背后，是對她在這次事件中處置果斷、槍法精準、舍身冒險的肯定。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或許以為，得到這樣的榮譽之后，她會被調離一線，轉去相對安全的崗位。然而后來的經歷顯示，王玉榮并沒有“躲”到后臺，而是繼續扎在刑偵一線，把大量時間放在辦案、抓捕、自學專業上。

據當時同事回憶，她在拿到表彰后，并沒表現出太多興奮，只是說了一句：“這是工作的一部分，該干的。”這樣的反應，在老刑警身上很常見。對他們來說，偵辦案件、解救群眾，不是“壯舉”，而是職業日常的一環。

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初，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各類新型犯罪逐漸增多，公安刑偵任務遠比大眾想象的復雜。詐騙、搶劫、盜竊、命案、涉黑案件交織在一起，案情變化快、范圍廣。刑偵民警經常連軸轉，加班偵查、出差追捕都是常態。

在這樣的環境中，王玉榮參與偵破了大量案件，在同事口中，她是那種“不怕麻煩”的人，線索再亂，也愿意一點點整理，長期蹲點守候，對嫌疑人行蹤做大量分析。有些說法提到，她參與破獲了上千起案件、抓獲大批犯罪嫌疑人，這些具體數字有待進一步核實，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刑偵隊伍中被視為“干得多、干得細”的一員。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個年代，廣東、北京、河南等地的女刑警逐漸增多，她們在案件偵查中，往往承擔大量走訪、詢問、心理疏導工作。對證人和受害人來說，面對女警時往往更容易打開話匣子，這在取證、摸排中其實是很有價值的資源。從這個角度看，王玉榮并不孤單，而是那個時期女刑警群體中一個典型代表。

六、重病來襲：乳腺癌、腦癌與未放下的工作

高壓、高強度的工作，對身體的影響并不會立刻顯現。但在長期透支之后，問題總會突然爆發。

2001年末，王玉榮被確診患有乳腺癌，而且已經是晚期。醫生在看完檢查結果后，并不樂觀，有醫生甚至直言，她最多可能還有半年左右的時間。這樣的判斷，對任何一個正處在事業中段的人來說，都算是沉重打擊。

不過，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乳腺癌如果發現較晚，確實存在較大風險。那時的治療手段，以手術切除加化療為主，副作用明顯，病人往往會經歷體力急劇下降、脫發等一系列反應，對意志也是一種考驗。

住院治療期間，她的同事和家人輪流去看望。有人勸她：“要不就申請個輕松點的崗位，別再這么拼了。”她的態度，更多是一種平靜的堅持。治病，配合；工作，只要能干，就不撒手。

手術之后，她經歷了長時間化療。右胳膊因為手術影響，一度抬不起來，連穿衣服都很費勁。醫護人員建議她多休養、少用力，可她偏偏要反復做抬臂動作，別人不懂，她只是簡單回應：“不用的話，哪天真的抬不起來了。”

在不少基層公安干警身上，類似情況并不罕見。長期熬夜辦案、奔走抓捕、精神高度緊張，確實容易透支健康。一些警員年紀不大，就出現腰椎問題、心血管問題，甚至各種腫瘤。這一現象，雖然缺少系統數據支撐，但在一線民警群體中，算是一個普遍共識。

經過幾年的治療和康復，王玉榮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到了2004年前后，她重新回到工作崗位。雖然身體大不如前，但她仍然參與案件研判和偵辦，只是盡量少參與需要大體力消耗的外勤抓捕。

遺憾的是，疾病并沒有就此罷手。2007年，她被確診患上腦部腫瘤。這意味著，病灶已經不只限于乳腺，而有了更進一步的擴散風險。腦部手術比一般手術復雜得多，風險大、恢復慢，而且對語言、肢體功能可能造成長期影響。

這幾年間，她先后接受多次開顱手術。每一次手術前后，都伴隨著漫長的恢復期。對普通患者來說，能在手術后安靜休養已屬不易，更何況她此前還有那么多錦旗、證書和任務經歷。

她并沒有在病床上談理想，也沒有把話說得多么激昂，只是始終惦記工作和同事。有同事去醫院探望，她問的往往是：“最近案子咋樣？”語氣平淡，像是在問平常工作一樣。這種狀態，既有習慣的慣性，也透露出她對“崗位”二字的看重。

七、遺言與離世：48歲的終點與那件白襯衫

2008年，在一次開顱手術后，醫生和家屬都看得出來，她的身體已經被折騰到了極限。醫院里的醫護人員，知道她的經歷，對這個病人多了幾分尊重。有護士后來回憶，她們私下里常說：“這是個女英雄。”

在那段日子里，她意識到，自己可能熬不過太久了。身體一天天虛弱下去，她開始交代身后事。那時，她提出了一個很具體的愿望：希望自己最后能穿著那件白色的警襯，離開這個世界。

這個要求，說起來并不復雜，卻很能說明問題。對她來說，那身警服不是裝飾，而是一生最重要的符號。20多年從警生涯，從普通民警到正縣級調研員、三級警監，一路走來，她把主要時間都耗在公安工作上。到了生命將盡的時候，她選擇用這種方式，給自己的職業人生畫一個句號。

2009年3月14日，王玉榮在鄭州病逝，年僅48歲。這個年齡，對很多人來說，正是工作和家庭都進入相對穩定狀態的時候；對她來說，卻成了生命的終點。

消息傳出后，不少曾經與她一起辦案的同事，主動趕來送別。也有一些群眾，是通過新聞報道知道她的事跡后，專門趕到現場表達敬意。治喪場合并沒有太多煽情語言，更多是一種沉默的敬重。

從1996年國棉五廠幼兒園那三槍，到2009年最后一次閉上眼睛，她之間的這十幾年，并不是所有片段都被媒體記錄下來。但有幾條線可以看得清：她在英雄光環之后并未選擇退居二線，而是繼續在刑偵一線堅持；在癌癥反復折磨中，她仍盡量維持與工作之間的聯系；直至生命最后階段，她仍將警服視作自己最重要的身份象征。

從職業歷史角度看，王玉榮的故事，折射出幾個現實：一是在高風險警務活動中，女警完全可以承擔關鍵角色，尤其在需要偽裝、溝通、近距離接觸的任務中，能發揮獨特優勢；二是基層公安干警長期高負荷工作，對健康的消耗不容忽視，個體在榮譽、職責與身體之間做出的選擇，往往相當艱難；三是那一代人的職業觀念中，“警察”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種幾乎貫穿終身的身份認同。

1996年12月18日那天早晨，在鄭州國棉五廠幼兒園，那間教室里響起的三聲槍響，改變了28名幼兒、2名教師的命運，也把一名女刑警定格在中國公安史上一段特殊的位置。很多年后，人們再提起這起案件時，會記得腰纏炸藥的歹徒，會記得抱著炸藥包往操場沖的身影，也會記得，這是一位當時約35歲的女警，用行動回答了一個長期存在的疑問：性別，從來不是衡量警察價值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