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師東進冀中后新建獨立第一旅，有人提建議：正副旅長應換一下

1939年3月28日，八路軍120師獨立第一旅正式成立的消息傳開后，部隊內部炸開了鍋。旅長的人選既不是身經百戰的老紅軍，也不是紅軍時期就當過師長的王尚榮，而是一個名叫高士一的冀中本地人。

許多干部私下議論紛紛：

“王尚榮團長長征過來的，打過的仗比高士一聽說過的都多，憑什么給他當副手？”
“獨立第四支隊才多少人？七一五團可是老底子，這正副旅長是不是該換一下才合適？”

圖|高士一

這些聲音很快傳到了延安，也傳到了毛主席那里。面對質疑，毛澤東的態度異常堅定，他直接問了一句話：

“誰反對都沒有用，就讓他當旅長。”

這位被毛主席親自點將的“高四爺”究竟是何許人也？他憑什么能當上八路軍主力旅的旅長？

一

在河北省任丘縣大茍各莊村北，曾經有一座占地一百畝的龐大莊園，當地人管它叫“高家場”。

莊園外圍是一道密實的灌木籬笆墻，墻外竟是一條可行船的護城河，兩岸果樹成行，遠遠望去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房屋設施。

高家場的擁有者就是當地赫赫有名的高氏家族，高家除了擁有四十頃良田之外，還兼營飼養、加工、運輸等行業，辦有磚瓦場、木炭場、煤場、粉坊，另有幾十條船往來于保定和天津之間搞運輸。

高隆基是這個大家族的主心骨，他有四個兒子：高士坦、高士奎、高士芬、高士一。

高士一在兄弟中排行第四，當地人都稱他為“高四爺”，他出生于1894年，幼年時讀過幾年私塾，后來跟著二哥高士奎到社會上闖蕩。

這位高四爺并不是那種只會吃喝玩樂的富家子弟，他性格豪爽，好抱打不平，槍法出眾，膽識過人，而且特別好學，會耕田、趕車、馴馬、打鐵、打草繩、修理農具等各種手藝，還粗通中醫中藥和針灸推拿，經常給鄉親們義務看病開方。

高士一在大茍各莊做了不少好事，他帶頭反對婦女纏足，捐資辦學，把村頭的娘娘廟改成了女子小學，親自擔任學校董事。還把村里的“三官廟”改造成文化宣傳室，組織青少年演現代劇，這些做法讓他受到了鄉親們的普遍尊敬，在附近幾個縣都很有名聲。

后來高士一被推舉為國民政府河北省河務委員，負責大清河、子牙河沿岸八個縣的河堤和水務管理，他不負眾望，為保護沿岸村莊安全奔走在百里河堤之上，秉公辦事，受到了鄉親們的擁護和政府的嘉獎。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三省淪陷的消息傳來時，高士一正在家里看報，他一邊讀報一邊抽泣，憤慨地說：

“完了，不抵抗就等著當亡國奴吧！”

高士一后來特地從天津買了一臺當時十分稀罕的收音機，隨時收聽廣播了解戰況，他把從收音機里聽到的抗日新聞和戰事記錄下來，編寫成文，油印成十六開的小報，取名《群生報》，宣傳抗日主張，揭露日本侵略軍的暴行。

他得知在保定讀書的兒子高萬德和同鄉楊琪良參加了保定第二師范的抗日救亡運動，被反動當局通緝，楊琪良回鄉隱居、高萬德被開除學籍時，他不但沒有責怪兒子，反而同情地說：

“學生愛國，有什么錯！”

在老紅軍孟慶山的領導下，楊琪良和高萬德組織成立了河北游擊軍第十四支隊，上級任命高萬德為支隊長，支隊的大本營就設在高家場內。

這支隊伍當時所需的糧食和經費都是高萬德瞞著家人拿出來的，高士一明面上對此事不管不問，可實際上卻是對兒子的支持。

1937年初，冀中早期中共黨組織的創建人之一侯玉田被國民黨反動政府逮捕，高萬德聞訊后多方營救都無濟于事，只好找到父親高士一，說明了侯玉田的真實身份，請求父親出面營救。

高士一二話沒說，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聯絡了地方上的一些上層人士，向反動當局交涉疏通，最終把侯玉田救了出來。

圖|高士一

同年十月，侯玉田受中共保屬省委指示，專程來到大茍各莊找高士一，他首先與共產黨員高萬德和楊琪良會面，傳達了省委的指示：

“中國共產黨發出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不管是誰，只要愛國抗日就要與他合作，高士一是一個愛國開明士紳，在任丘和附近的幾個縣很有影響，團結他抗日一定能成大事。”

高萬德和楊琪良當即和侯玉田一道去見高士一，因為是老相識了，侯玉田開門見山說明來意：

“歡迎你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我們一起干吧！”

高士一激動地一下站起來：

“我早就想跟共產黨合作抗日了，今天終于有了這個機會。”

當時，侯玉田來到高家場，也引發了一場風波。當地不少反動的地主勾結一些地痞流氓反對高士一加入八路軍，可高士一并沒有妥協，而是針鋒相對

高士一堅決抗日的態度讓侯玉田看在眼里，他當即拿出蓋有河北人民自衛軍司令員呂正操大印的委任狀，委任高士一為抗日人民自衛軍第五路總指揮。

二

高士一舉家抗日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冀中大地，任丘、文安、容城一帶迅速掀起抗日高潮。

為了擴大冀中的抗日武裝隊伍，經請示上級同意，高士一開始收編地方武裝，他為此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

蘇橋是大清河南岸一個有名的城鎮，是個水旱碼頭，商戶較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蘇橋商界早在七七事變前就成立了地方武裝商團，商團有五六百人，邢蔭堂任團長。

高士一利用與邢蔭堂曾一同參加過戒煙戒酗酒運動的關系，冒著嚴寒坐著冰床子到蘇橋找到邢蔭堂，向他講明了當前的局勢和抗日的道理。

邢蔭堂對高士一的抗日行動十分欽佩，當場表示參加第五路軍，跟著高士一一同抗日。

圖|高士一（左一）

不久之后，高士一又先后收編了霸縣黃久征部、勝芳戈福生保安團、永清縣魏大光和辛育明部，并把辛育明領導的回民抗日隊伍組建為回民大隊，后來奉調并入冀中回民支隊。

此后部隊開始向東擴展，收復信安鎮，兩打王慶坨，逼近天津衛，聲威大震，到1938年底，第五路已由年初的三千多人發展到八千多人，形成了對日本侵略軍的強大威脅。

高士一在冀中高舉抗日救國大旗，引起了國民黨方面的注意，先是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派郝鴻儒之子郝世溶前來游說，答應委任高士一為司令，發給軍餉、槍支彈藥和電臺。

隨后國民黨監察委員邵洪基也勸說高士一歸屬國軍指揮，并許諾“榮升、部隊的糧餉供給、武器裝備都不成問題”，天津國民黨黨政軍聯合辦事處也派人來聯絡。

盡管面對威逼利誘，高士一始終沒有答應

1938年6月，第五路軍改番號為八路軍三縱隊獨立第一支隊，高士一任司令員，九月又改為八路軍冀中軍區獨立第四支隊，高士一仍任司令員。

高士一率兵抗日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軍的仇視和恐慌，他們幾次與第五路交戰均遭重創，于是將高士一領導的抗日武裝視為心腹之患，極欲除之。

1938年冬，日偽軍五百余人夜襲大茍各莊，燒毀了高家場的大片房屋，同時把高士一的侄子高萬玉、高萬峰抓去做人質，后來敵人放回高萬峰，讓他帶信給高士一進行勸降。

高士一撕毀了勸降信，激昂地表示：

“高家場燒毀了，這不足惜，鬼子的目的是讓咱投降，咱絕不能干！”

日本侵略軍勸降不成，便殘忍地殺害了人質高萬玉，敵人的暴行更加堅定了高士一赴國難報家仇的決心。

高士一的革命行動得到了長兄高士坦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兒子高萬玉遇害之后，已經六十八歲的老人堅強地說：

“兒子死了，和當亡國奴比起來不算什么，家被燒了也不要緊，等打敗日本鬼子再建嘛！”

這位老人把另外三個兒子高萬亭、高萬秋、高萬峰和孫子高洪達、高洪忠、高洪飛都送到了隊伍里，自己也跟著部隊打了半年游擊。

圖|賀龍

1939年1月，八路軍120師在師長賀龍、政委關向應的率領下挺進冀中，這支部隊的官兵大都是經過長征考驗的老紅軍，戰斗力強悍，他們的到來很快就穩住了冀中的局勢。

120師選派了一批干部充實地方武裝，幸世修被派到獨立第四支隊任政治委員，正是在幸世修和楊琪良的介紹下，高士一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3月19日，120師在轉移中駐扎在任丘城東閻家塢村，當天晚上，賀龍師長和關向應政委召集高士一、王尚榮、朱輝照等人商議成立120師獨立第一旅的事宜。

賀龍對高士一說：

“你在民族危亡之際投身革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組成第五路軍，是有功之臣。”

高士一激動地回答：

“師長過獎了，是琪良和萬德他們先動手組織的，我想決不當亡國奴，要抗日就只能跟著共產黨鬧革命。”

3月28日日，獨立第四支隊奉命劃歸八路軍120師建制，與七一五團組成獨立第一旅，高士一任旅長，老紅軍干部王尚榮任副旅長，朱輝照任政委，幸世修任副政委，楊琪良任政治部主任。

這份任命名單一公布，部隊里頓時議論紛紛，許多干部和戰士都覺得不理解，王尚榮十六歲就加入紅軍隊伍，跟隨賀龍南征北戰參加了長征，累積戰功升任紅九十六師師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又率部進軍大青山，成功開辟了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

圖|毛主席贈送給高士一的照片

高士一沒有紅軍時期的經歷，獨立指揮作戰的能力也不及王尚榮，況且獨立第四支隊的整體戰斗力也比不上七一五團，怎么能讓王尚榮給高士一當副手呢？

有人直接提出建議：“正副旅長應該換一下才合適。”

這些意見很快傳到了延安，毛澤東得知后明確表態支持高士一當旅長，并且說：

“誰反對都沒有用。”

120師在冀中活動，擴兵不是問題，但軍費開支是個不小的負擔，高士一出任獨立第一旅旅長，可以對冀中一帶的開明士紳起到很好的引導和示范作用，這對120師在冀中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幫助。

為了支持高士一的工作，毛澤東還專門送給他一張自己親筆簽名的照片，這份特殊的禮物讓高士一感動不已。

三

獨立第一旅成立后不久，在賀龍和關向應的指揮下，獨一旅參加了著名的齊會戰斗。

齊會之戰歷時三晝夜，最終殲滅日軍第二十七師團第三聯隊吉田大隊七百余人，這場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冀中軍民的抗日斗志。

同年6月，獨一旅在分區部隊配合下，于深縣北馬莊一帶全殲國民黨反共派張蔭梧部，隨后轉戰晉察冀邊區，參加了靈壽陳莊戰斗。

1942年，獨一旅奉命到陜甘寧邊區綏德縣，接替三五九旅的防務，擔負起保衛邊區、保衛黨中央的光榮使命。

1943年4月，高士一回到延安，進入中央黨校學習。

一次與毛主席會面，毛主席還關切的問：

“我聽說賀老總讓你當旅長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有沒有人排擠你呀？”

高士一聽后，連連搖頭：

“沒有，沒有！我自從加入賀老總麾下，大家都很照顧我，我們親如兄弟，怎么會有人排擠我呢？”

毛主席滿意地點了點頭，說：

“那就好！你曾經擁有這么大的家業，卻能把它們統統放下，跟著人民軍隊來過苦日子，難能可貴！人民都很感激你啊！”

在延安，毛主席和周恩來多次接見高士一，對他毀家紓難、組織抗日武裝以及在冀中和晉察冀邊區歷次戰斗中所起的作用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1943年，國民黨軍隊重兵封鎖陜甘寧邊區，軍民的供應十分困難，受黨的委派，高士一率部打通了通向國民黨統治的關中地區的物資互換渠道。

他在延安建立了一個貿易貨棧，取名為“大成永”，店里的店員都喬裝改扮成做生意的商隊，用陜北的土特產換回軍民急需的布匹、棉花、糧食和日用品。

當時，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長的帶領下在南泥灣開荒種地，糧食大豐收，而獨一旅在高士一旅長的帶領下在交界處搞互換貿易，物資也有了保障。

延安當時流傳著這樣兩句話：三五九旅是“大地主”，有地有糧；獨一旅是“大資本家”，有錢有貨。

解放戰爭時期，已經年過半百的高士一調離了戰斗部隊，先后擔任晉綏軍區后勤部部長和第一野戰軍后勤部運輸部部長。

為了保證前線的作戰需要，高士一不顧年老體衰，積極籌措槍支彈藥和糧食等物資的運輸和供給，保障了部隊向大西北的勝利挺進。此后他又擔任了陜甘寧邊區交通廳廳長、接管西北交通系統的軍代表。

新中國成立后，高士一先后擔任西北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西北建筑工程總局副局長等職。

1961年，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安排下，高士一調往北京，擔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當時國務院的領導十分關心他的生活，后來在那個特殊年代，他還受到了周總理的保護。

1968年6月16日，高士一因病逝世，享年7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