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采沒禁住礦，先壓垮了人，印度云母鏈上底層最先受傷

如何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印度云母開采的案例顯示，當脆弱群體的生計依賴礦業資源時，要在這兩者之間作出取舍并不容易。對小規模手工礦山進行規范化扶持，或許是一種解決方案，至少在一定條件下如此。

電動汽車電池、汽車涂料、眼影……這些日常用品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含有一類低調卻具有戰略意義的礦物——云母。盡管公眾對它并不熟悉，但云母已廣泛存在于現代工業經濟之中。

憑借電學和熱學性能，云母是電子工業中常見的絕緣材料。從吹風機到電動汽車，都能見到它的身影。它的物理特性也使其成為某些工業涂料顏料以及大量化妝品的重要基礎原料。因此，無論是經濟脫碳，還是數字產業發展，云母都是一種關鍵礦物。

世界各地都有云母礦藏，但印度東北部的比哈爾邦和賈坎德邦合計占全球產量近20％。當地云母開采如今主要以手工和小規模方式進行，且往往位于森林地區。

這兩個邦的云母開采始于19世紀末。當地礦業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

到20世紀80年代以前，云母開采是合法的，受比哈爾邦地方監管約束。2000年，比哈爾邦被一分為二，形成今天的比哈爾邦和賈坎德邦。

1980年，印度中央政府通過《森林保護法》，成為一個轉折點，也使云母開采在官方層面走向去工業化。可在現實中，這項活動并未真正停止，而是轉入非正規狀態繼續存在，并進一步加劇了礦工的社會脆弱性。

當時，礦業被視為經濟繁榮的來源，尤其對吉里迪赫和科德爾馬這樣的城市中心而言更是如此。當然，工作條件并非理想無缺：有些工人原本是農民，為了增加收入進入礦山，卻沒有接受足夠培訓；也有人患有呼吸系統疾病。

這一時期的特征，可以概括為一種“資源轉換”：森林被“轉換”為礦產資源。這里需要指出，森林砍伐并非非法開采的結果，而是一種隱性的折中：為了給邊緣化的農村社區提供不可或缺的收入，人們接受了一定程度的環境破壞。

第二階段始于1980年《森林保護法》通過之后。此時，國家層面的優先事項轉向保護森林。云母開采因此大多淪為非法活動，并被納入非正規經濟。開采者要么是獨立的手工礦工，要么在半工業化礦山中工作，而他們的生活和勞動條件都相當艱難。

例如，反復出現的肌肉骨骼疾病、童工現象、礦道頻繁坍塌等問題都很突出。雖然沒有官方統計數據，但這項禁令似乎對勞動條件和工人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由于礦點變得更難進入，那些原本希望幫助手工礦工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組織，也更難開展工作。

在被迫處于非正規狀態后，手工礦工在經濟、法律和社會層面都被進一步邊緣化。他們在出售云母時缺乏議價能力，因此在價值鏈中處于弱勢地位。

比哈爾邦和賈坎德邦警方經常組織突擊行動，試圖叫停開采并沒收非法開采的云母。從減緩云母開采的角度看，這些行動效果似乎有限。但對手工礦工而言，其影響卻十分真實：這些行動進一步加深了外界對他們的污名化，而云母開采事實上已經成為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印度近年的云母故事，呈現出兩種先后相繼的資源轉換邏輯：第一階段是以經濟發展為名，將森林轉化為礦產資源；第二階段則是在環境保護目標推動下，將礦區重新轉向森林用途。

這兩種變化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對地方空間和人的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卻沒有充分納入當地社區的需求和適應能力。對手工礦工來說，他們不得不在開采活動違法、且會影響森林的情況下，盡力維持這項經濟活動。這種張力也波及其他參與者。

對各邦政府，尤其是比哈爾邦和賈坎德邦而言，云母開采還具有雙重政治含義。首先，大約30萬名從事云母開采的人口，其選票具有相當分量。森林保護相關法律來自聯邦政府，而地方發展問題則主要由各邦承擔。

對于云母價值鏈下游的參與者，例如化妝品品牌和汽車企業，這種局面也提出了新的問題：他們究竟更看重邊緣化群體的經濟發展，還是環境保護？

下游企業通過選擇供應商以及在礦工社區開展項目，實際上會影響地方資源轉換的走向。一個關鍵問題在于法律合規：其中一些企業需要滿足盡職調查法規的要求，例如歐盟的《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風險也來自聲譽層面：企業如何一邊宣稱保護森林資源，一邊又從手工礦山采購原材料？

面對這一局面，幾十年前開始出現一種新的思路：推動小規模手工礦山規范化。其核心之一，是承認手工礦工是價值鏈中的合法參與者。在此基礎上，再通過配套項目改善社會和環境實踐、勞動條件，減少事故，并遏制童工問題。

正是在這一思路下，“負責任云母倡議”于2017年成立。這一倡議匯集了云母價值鏈中的大型參與者，包括工業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目標是讓這條價值鏈更加可持續、公平且負責任。該倡議試圖通過協商形成解決方案，并從技術、行政、法律、社會和經濟等多個層面推進手工云母礦山的規范化。

在具體實踐中，“負責任云母倡議”已經采取了多項行動，例如推動礦工組建合作社、制定負責任生產標準，以及建立審計機制和合規輔導項目。

按照這一倡議的設想，手工云母礦山規范化的目標，是重新平衡價值鏈內部的權力關系，讓手工礦工及其生活環境從中受益。

印度云母開采的案例表明，環境政策有時會帶來反效果。它們試圖保護森林，卻可能讓相關社區變得更加脆弱，同時也未能真正消除原本試圖規范的開采行為。

要化解由此產生的緊張關系，必須調動所有相關方參與，而這首先意味著要有一個可供協商的空間。在這一基礎上，各方才可能形成共同愿景，并將其落實為集體行動。

但這樣的進程只有在協商空間同時也是信任空間時，才有可能真正出現。只有這樣，價值鏈治理中的問題才有機會被擺上臺面并得到解決。像“負責任云母倡議”這樣的項目，正是在嘗試建立這種條件，為利益并不一致的各方創造開展結構化對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