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昆明城在抗戰時，物價飛漲，教授薪水嚴重縮水。聞一多一家八口，擠在窄小的房間里，吃的是一鍋白菜豆腐。為了補貼家用，這位寫出《七子之歌》的著名詩人、學者，干起了副業——刻圖章。
他在街頭掛了牌，但更多的“訂單”，來自他的學生和慕名而來的年輕人。白天，他把知識揉碎在課堂里；深夜，他在昏黃的油燈下，戴上老花鏡，彎著腰，一刀一刀地，把一塊頑石琢磨成一件藝術品。因為求印的人太多，他的案頭常積著一堆石料。所有人都知道聞先生缺錢，但他的刻刀，絕不潦草。給學生的圖章，他會用心選句，字體的布局、筆畫的疏密，都反復推敲。
這哪里是在刻石頭，這分明是在雕刻人心。
一個學生請他刻印，他問：“刻什么？”學生說：“給句話吧。”聞一多想了想，刻了四個字：“天下興亡”。印成，學生呆了。那方寸之間，充滿了金石之氣，每個字都像一根骨頭，硬挺挺地站著。這不是一份簡單的作業或報酬交換物，這是一份沉甸甸的藝術饋贈，是老師在刀鋒和石屑間，對學生說的最后一課。
這一課的主題叫：一個人，在怎樣碾壓他的境遇里，都得守住風骨和尊嚴。我窮到去刻字，但我的每一個字，都要刻出最高的美和最硬的骨氣。這份無言的傳承，比任何課堂上的諄諄教誨，都更有穿透力。
多年后，很多學生遺忘了書本上的很多知識，但書架上，總擺著那枚被手汗浸潤得溫潤的圖章。那個深夜油燈下佝僂的背影，才是他們心中永不畢業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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