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還能這么教！來聽一位高中語文教研組組長的自述→

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3月中到4月中，我給學生布置了一項作業：選定一棵植物——自己家里的、學校里的都行，每天觀察、拍照，寫一小段記錄。

沒有什么硬性指標，就是看和寫。我自己也寫一份作示范。

那段時間，教室里每天都有學生介紹自己的植物。有人選的玉蘭沒幾天就開了，高興得不得了；有人選的那棵遲遲沒動靜，干等，每天拍照還是那個樣子，急得夠嗆。

有個男生，每天盯著學校旁邊的一株玉蘭。沒想到，花苞剛冒頭，就被人撅了。他匯報的時候都快哭了，但還是把那張被撅之后的照片放了出來。

那一瞬間，我突然意識到：這不僅僅是語文作業，也是生命教育。

后來，全班辦了一場頒獎禮。最佳攝影獎、最佳觀察獎，學生自己評，我負責出禮物。有學生用口琴演奏《春天》，有學生找到一首歌就叫《留住春天》，邊頒獎邊唱。

最后，有個學生在宣紙上畫了梅花的枝干，用調色板調了各種各樣的顏色，讓每個同學蘸著顏料按指印，變成一朵朵梅花。

我給他們題了五個字——“我們的春天”。

很多年過去了。有一年春天，那屆的語文課代表給我發短信，就兩句話：“老師，一不留神外面的樹又悄悄綠了。您現在還帶著高一的學弟學妹們一起‘留住春天’嗎？”

我沒再做過。第一次做是感性驅動，特別高興。再做就是復制了，我不想復制。

但那個春天，我一直“留著”。

尹強（左一）帶學生參加研學。受訪者供圖

走出去——

語文可以在路上

“留住春天”之后很多年，我做語文的方式一直是“憑本能”。對，我愿意說“做”，而不是“教”。

通常，我覺得什么有意思，就讓學生試試；覺得什么沒意思，就和學生一起繞開走。學生的考試排名，是沒掉過，但我也說不上自己在干什么。

直到2021年9月，我帶新一屆的人文實驗班。

十一假期，學校要求留作業，又規定作業不能多。我和同事劉葵老師一拍腦門：“我們不留常規作業，搞個‘文化尋蹤’吧。”

北京這么多文化景點，西城區就有很多。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寫的小羊圈胡同，就在學校對面的胡同里。很多學生不知道，就連我們老師也是后來才了解到。而且即使知道了也不好找，胡同的形狀像個葫蘆，七拐八繞。

我建議學生組成小組，每組至少兩個人，選一個地方，去走走“那個人曾經走過的路”。沿途拍照，錄點兒視頻，回來做分享。最早一次分享，我要求學生做PPT，后來改成做個小紀錄片也可以。沒有其他要求。

假期結束，我專門拿出4節語文課，讓學生分組分享。其實就是一起聊聊，大家可高興了。

“語文可以在路上。”從那時起，這句話成了我和學生開展活動的“底稿”。

到了第二年寒假，我開始帶著學生做“魯迅與北京”這個活動。

最初，我是受北京市語文特級教師、西城區教育研修學院語文教研員盛志武啟發。盛老師是個特別有意思的人，他每天上班不好好“走直線”，喜歡琢磨。

他對我說：“從我家出來，首先要經過紹興會館——魯迅最早來北京的時候就住這兒。往前走，是魯迅中學。再往前，是魯迅博物館，然后是磚塔胡同，最后經過八道灣魯迅故居到了單位。我走的幾乎就是魯迅天天走的路。”

他說自己特別不能理解，北京的學生去游學，動不動就上紹興去看魯迅故居。“魯迅很多優秀的作品，都是在北京寫的。北京的孩子，能不能先了解在北京的魯迅？”我深以為然。

我倆一拍即合，選了魯迅和北京相關的7個地點：紹興會館、琉璃廠、八道灣11號（北京市三十五中）、京師女子師范學堂（北京市魯迅中學）、磚塔胡同61號、北京魯迅博物館、北大紅樓。6組學生，自己抽簽選定一個地點。

圖片來源：北京魯迅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流程是一點點磨出來的：建組，開會，定計劃。買《魯迅與他的北京》，人手一冊，像工具書一樣讀。學生自己定“活動指南”：不是“到那兒拍個照片就走”，是給自己列任務清單——我要找哪棵樹、哪個門牌，畫哪張戶型圖，把現在的戶型圖和原來的作對比……

指南由我審核，通不過，學生得回去重做。最后修改成功，才能成行。

這里頭有個故事。早先，盛老師找我喝酒。那天在菜市口，我倆喝多了，越聊越開心。他說：“走，我帶你上紹興會館去。”

“S會館里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里鈔古碑……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里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吶喊》自序中，魯迅這樣回憶起自己在紹興會館開始文學創作的經過。

我倆去的時候，紹興會館里全是大雜院。喝醉了的兩個人，進去就敲窗戶，問人家：“吊死過一個人的槐樹在哪兒？”

平時我不敢這樣。但那一次，我反復問自己：學生受的是真正的文化教育嗎？

后來，我們又去磚塔胡同61號——就是魯迅跟周作人鬧翻后臨時住的地方。找半天找不著，查完了才知道，現在的門牌號是84號。而且，不久前發生了火災，消防把門給封了。

怎么辦呢？我們找來一輛破自行車，踩著車，踮著腳，扒著墻往里看——里邊啥東西都沒有，破破爛爛的，什么都看不出來。

我回去翻書，看魯迅當年寫的，那地方應該是什么樣。我們想象中那個樣子，和現在完全不一樣。

學生自己去闖，過程更曲折。他們到胡同里，跟大爺大媽聊：“您知道魯迅嗎？您知道他在哪兒住嗎？”人家根本不知道。

而且學生去了，很難進院子。怎么辦？有組學生特逗，他們到處轉悠，想辦法。在胡同口看到一家正陽書局，他們跑去跟書局老板說：“我們是中學生，想看看魯迅住過的地方。”

老板很高興，說：“這才是小孩該干的事兒！”于是把書店里的梯子借給他們用，讓他們搭著梯子扒著墻頭往里看。

探訪完畢，學生回來匯報，形式不限。有一組沒做PPT，也沒拍紀錄片，而是改編了一個小短劇——魯迅、蕭紅等幾個人在院子里說話。他們把桌子拉開，現場就演。

表面上看，做這個活動對我和學生最大的幫助是——為學習魯迅專題作了鋪墊。以前，學生中流傳——學語文“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但學生經歷過這個活動，再接觸《藥》《阿Q正傳》，再聽我講《吶喊》自序，他們和魯迅之間的隔閡被沖淡了。

實際上，對學生本身的幫助，遠不止于此。他們去過魯迅走過的地方，把魯迅看成和他們一樣的人，就不會再給魯迅貼上那種固執的、錯誤的標簽。

而我，也更加清晰地意識到，做這件事的意義，不只是讓學生“學到”什么，而是讓他們和老師一起，去經歷、去體會，為什么這件事值得做。

被看見——

當語文遇上人類學

關注“身邊的陌生人”這個想法，我們在十幾年前就意識到了：

很多人，我們天天見，但真的了解嗎？

比如父母，我們了解的可能只是他們作為父母的這一面。他們作為“打工人”的一面，他們年輕時朝氣蓬勃的一面，我們不知道。

比如學校門口的保安，學生天天喊“叔叔”，但是我們和學生又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老家在哪里嗎？我們也不知道。

之前，我們教報告文學，給學生講《包身工》、講《王選的選擇》，講完讓學生嘗試寫一篇報告文學，主題就叫《身邊的陌生人》。

點子很好，做起來卻總是“差點兒意思”。直到我認識了人類學學者何貝莉。何老師是中央美術學院實驗藝術與科技藝術學院的副教授，主要從事人類學與當代藝術的跨學科研究。

我請她來給學生普及什么是人類學。她以我們的活動為例，講如果一個人類學學者會怎么做。

她說，首先要有問題意識。不是老師告訴你采訪什么，而是要有自己的關注點。采訪也不是坐著聊兩句就行，要去“跑田野”，去實地考察，去我們想了解的人待過的地方待一待。

她對學生說，別上來就想著趕緊把作業弄完，要把事想清楚了再問，還要先聽后說。“鼓勵對方多說，別急于下結論。”

她介紹前期調研的重要性。比如，你想了解自己的爸爸。那么他是哪里人？那個地方相關的東西，要去查閱。要踩點，去他工作的地方、經常待的地方，甚至他當初上學的地方——能去的都去跑一跑。

她還講了單點考察和多點考察的區別；講要做詳細的時間表，甚至要做預算；講如何參考文獻。她甚至給學生演示訪談的方式，哪種方式能得到什么，哪種方式不好。

同時，要了解爸爸，不能他說啥就是啥——你的媽媽、爺爺奶奶、姥姥姥爺還沒說話呢，他的同事、你的叔叔伯伯還沒說話呢。最好全面、多角度地了解一個人。在訪談的時候，還得做田野筆記，把所有的感受隨手記下來，影像記錄也要做好。

最后，何老師告訴學生，采訪可以形成一個文本——不是報告文學，是口述史；或者一件影音作品，還可以是一件藝術品。總之，什么形式都行。

我當時就驚了。我憑本能做的事，人家是有學理、有方法、有學術譜系的。

這個活動做下來，有個學生讓我至今難忘。

那個女生選的“身邊的陌生人”，是對她特別好的三姨。匯報那天，她手里拿著一張白紙，說：“這就是我的作品。”

她解釋，她以為很了解三姨，做了這個活動才發現，其實自己根本不了解。一開始，對三姨的認知，就是一張白紙。隨著采訪、走訪、翻老照片，紙上一筆一筆有了內容。

“到最后，留在我心里最深的是那個畫面——”她走到窗邊，對著陽光舉起白紙，透過陽光出現了一個剪影：一個男人騎著自行車，牽著一個低頭走路的小女孩。

她說：“這是三姨小時候，姥爺每天接她放學——那是她記憶里最溫暖的時刻。”

還有一組學生采訪的是我。他們居然給我做了一本立體書，一頁一頁展示，一邊介紹，一邊把他們采訪我以后才知道的事講給同學們聽。

創意是沒法教的。但是通過做這些，學生們知道了：學語文，原來還可以這么不一樣。

后來，這個活動擴展到全年級參與。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的姜萌教授應邀來給學生們講口述史怎么做。

姜教授講完之后，我把我們的活動指南發給他看。他看了，說：“你給學生的東西太完整了。應該讓他們一步一步‘長’出來，而不是直接把終點線畫給他們。他們每做一點兒，你給一點兒指導，最后形成的東西，才是符合學生發展規律的。”

我知道他說得對。我有我的難處，活動的推進過程要服從學校的整體安排，學生還有高考的壓力，可我還是盡力去做。我想通過這些事情，讓學生明白：他們在中學接觸的東西，和大學不是割裂的，而是有呼應的。

這些年，好多畢業的學生回來跟我說：“大學老師講的，中學都講過。”然后說：“想你了。”

跨過界——

語文的邊界到底在哪兒

做完“身邊的陌生人”這個活動，我意識到：學生不是寫作文，而是在做作品。文本是表達，紀錄片是表達，剪影也是表達。

那語文的邊界到底在哪兒？我不知道，但我想試試：如果讓學生拍電影，會怎么樣。

“電影與書”這個活動很自然地就開了頭。我先是請中國傳媒大學信息傳播學院的研究員張潔來給學生講，媒介到底是什么，媒介的本質又是什么。

張老師提到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角度：學生是“互聯網的原住民”，而家長最早是靠寫信來溝通的，還用過BP機，后面才打電話，有手機。

她對學生說：“你們現在是在‘岸上’，家長是在‘水里’。你們不能理解他們，就像他們不能理解你們為什么喜歡發朋友圈一樣。”

然后我們就以此為依據，先設計了一個“我們家媒介變遷史”的活動。學生回去采訪父母和其他長輩，問他們當初是怎么通信的，回來做一個分享。

我剛開始想，這個活動做成什么樣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讓學生去跟家里交流，讓他們懂得上一代人那時候是怎樣生活的。

后來我發現——“失算”了。學生回家以后，架好機器，跟爸爸說：“爸爸，我們現在要做一項媒介變遷史作業，謝謝您接受采訪。請問咱們家的媒介是怎樣變遷的？”

爸爸有可能還能理解，家里的老人呢？啥叫媒介，啥叫變遷，咋就變遷了呢？學生沒有先期訓練，問出來的問題很“僵”。

我們馬上調整。張老師給學生開看片會，一個一個點評——鏡頭、聲音、節奏、敘事。

張老師特別強調“視聽語言”這個概念，她對學生說：“你們不是拍視頻，是在用鏡頭說話。”她不是光講理論，而是拿著學生的片子，一幀一幀地講：這兒為什么好，那兒為什么不對。

學生恍然大悟——原來拍片子有這么多門道。后來，學生將整本書的閱讀成果改編為微電影劇本。寫分鏡頭腳本、表演、拍攝、剪輯……都是自己完成，他們開始通過拍片子表達自己的想法。

有個學生拍了部片子，名叫《詩人與死》。里面有句臺詞：“我老是需要加班的父親也是一位詩人，他現在在寫遺書。”

我完全沒想到學生能拍出這種東西來——主題是死亡，是詩歌，是父子關系。

對于學生的作品，中央美術學院實驗藝術學院副教授祁震給了很多中肯的意見。后來，該校的王沂老師還在北京國際設計周專門給了學生們一個展區，循環播放他們拍攝的片子。設計周的海報上，也印上了學生們的名字。

學生們對著海報呆看了半天——沒想到自己跟“藝術”這兩個字還能掛上鉤。

隨著活動越做越多，我開始不斷思考一個問題：語文到底是什么？

歸根結底，人對外界信息的處理主要有兩個動作：吸納與釋放。具體到語文學習上，前者指的是怎么汲取，后者指的是怎么表達。語文學習的本質，可能就在這兩個維度上。至于跨媒介、拍視頻、做藝術——外在的手段千變萬化，但內核不變：向內汲取，向外表達。

從這個角度看，語文的邊界可以很廣，但內核又很簡單。

我一直在努力讓學生表達屬于自己的、真的東西。就像跟朋友聊天，恰好聊到這個話題，我們張口想說的那個東西。

問自己——

這事兒還能不能再做下去

道理是這個道理，可現實呢？

很多人問我：這些事情，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也捫心自問：我做的會不會只是“四中特供”？兄弟學校的老師看了只怕會說：“那是人家學生好、資源多。”

也有人建議我做成操作手冊，然后去推廣。我猶豫了——因為我知道，這些事之所以打動人，并不是因為我們的活動指南寫得好。

猶豫久了，也會自我懷疑：我做的這些，到底能不能解決現實問題？

可猶豫歸猶豫，我心里有三個“確信”——或者說，是三個確定“不信”。

一不信——刷題能解決根本問題。刷題得高分，相對容易，但想把語文學好，是一件很難的事。我的前輩、語文特級教師顧德希先生說過：有些老師課上就講文言虛詞、實詞，一點點講、反復講解語法知識——“他是沒東西講才講”。不是說語文老師就不能講這些，而是講一遍學生知道了就行了。文章背后站著的是活生生的人，讓學生讀，是為了弄明白作者想通過這篇文章表達什么。

二不信——多上課對學生有用。我在普通校也待過，說實話，四中和其他學校的學生在語文素養上的起點差不多。解決語文教學的根本問題，跟上課多少沒關系，跟老師講什么也沒關系，跟學生到底干了些什么有關系。

三不信——學生恨語文是應該的。我看過一個紀錄片，學生高三畢業的時候，學校默許大家撕書發泄。上完三年課，學生這么恨，學校和老師好意思說自己是成功的嗎？我們應該讓學生越來越喜歡語文，而不是越來越恨語文。

那信什么呢？說來說去，還是得看學生真正留下了什么。

很多學生高考之后兩三個月，忘性特別大，高中學的東西忘得七七八八。剩下那點兒是什么？我覺得，就是語文真正留下的東西。

回到根本上，還是顧德希先生反復強調的四個字——歸元返本。

我越來越認同這個道理。時代在變，AI也來了，語文教育教學的一系列元素肯定要相應發生變化。但我們不必跟著眼花繚亂的變化東奔西跑，不斷回到本源，把事情想清楚，然后去做，就夠了。

我一直記得那個下午。“魯迅與北京”活動的一組孩子演完短劇，盛志武老師站在講臺前，眼眶紅紅的，說：“其實我和尹老師幾年前就說起過這事。現在，我已經非常疲倦了，都不想做了。但看到你們這么真誠、這么熱情，我和尹老師一定會繼續做下去。”

孩子們真好。

他們讓我覺得，這事兒還能再做下去。

下一屆，我會從高一就開始講那些方法，讓他們一步一步自己把方法“長”出來。

不著急，慢慢來。

記者手記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尹強老師的這條路，別人能走嗎？

他來自北京四中，合作伙伴是特級教師、大學教授、藝術家。普通學校的老師看了，很容易說一句“那是人家條件好”——然后轉頭覺得跟自己沒關系。

但仔細想來，他做的那些事，其實都是從很小的地方開始的。他不是先有理念，再去實踐。他是先做了，然后被人“看見”、被理論“照亮”，才回過頭意識到：原來我做的這些，是有道理的。

理念不是他出發的地方，是他走了很遠之后，回頭看見的那條路。

他的這條路其實很難。難在他一直追問，卻不急于回答。他一直在用行動去靠近，這讓他保持了一種難得的開放性。他不屬于任何流派，也不需要維護某個“理念體系”的完整性，更不怕被打破——因為他本來就沒有一個需要捍衛的“完整的自己”。

而這，恰恰是普通老師也能做到的。因為這些東西，和北京四中沒關系，和資源也沒關系。它們只和一件事有關系：你愿不愿意，像他一樣，一直還在做。

“還在做”，意味著沒有完成，沒有定型，沒有答案。它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種狀態。

真正的教育，可能就是這樣一個“還在做”的過程——沒有終點，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走出去、被看見、跨過界、問自己。

本文來源｜《中國教育報》2026年4月28日03版，原標題《到邊界去，歸語文來——北京市第四中學高中語文教研組組長尹強自述》

本文作者｜中國教育 報記者 張瀅 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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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潤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