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弗利山莊富二代弒親，1400萬遺產引爆血案

家住加州比弗利山莊北榆樹大道722號的梅內德斯夫婦，總是驕傲地宣稱他們是一個完美的成功家庭，不容許他們的生活里出現一絲“失控”。

何塞·梅內德斯（Jose Enrique Menendez）先生在好萊塢的一家名叫LIVE Entertainment的公司做CEO，同時也是制作了電影《第一滴血》和《終結者》的Carolco電影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有認識何塞的人認為，他具有攻擊性、甚至有些冷酷無情。他16歲從古巴來到美國，他的姓氏源自西班牙一個顯赫的百年家族。這個家族，世代對成功很執著，這也賦予了梅內德斯先生為了目標不擇手段的悍勁。

在工作中，他有極強的控制欲，在《第一滴血》的拍攝過程中，他甚至對影星史泰龍口不擇言，幾乎不容許任何人忤逆他的意志。

梅內德斯太太（Mary Louise Andersen），大家都叫她“凱蒂”，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一個中產家庭，曾是一位選美冠軍。

凱蒂和何塞在伊利諾伊州立大學讀書時相識，畢業就結婚，早年也是一對令人稱羨的佳偶。但在這座九百平米的地中海風格豪宅里，凱蒂早已不復當年的光彩，變得憔悴而神經質。她服用阿普侖等處方藥維持表面的平靜，在獨處時就靠酗酒排解怨氣。

梅內德斯夫婦有兩個高大英俊的兒子。哥哥萊爾（Joseph Lyle Menendez）出生于1968年，時年21歲，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

弟弟艾瑞克18歲，即將去家附近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讀商學院。

（左邊是弟弟艾瑞克，右邊是哥哥萊爾）

這對夫婦要求兩個兒子必須是網球冠軍，必須進入普林斯頓、UCLA這樣的名校，必須像精密的上了發條的機器一樣完美無缺。梅內德斯先生深信，他的兒子們絕對是整個比弗利山莊最無可挑剔的精英繼承人。

（從左到右：萊爾、父親何塞、艾瑞克）

梅內德斯一家擁有美國商業名流想要的一切：千萬財富、顯赫的地位、豪宅豪車與完美的繼承人，但也藏著持續十幾年的黑暗秘密。

（從左到右：艾瑞克、父親何塞、萊爾）

1989年8月20日，在一個悶熱的星期天晚上，在這棟豪宅的影音室里，發生了一件讓全美國都驚掉下巴的血腥慘劇，也逐漸揭開了這個秘密。

當夜幕降臨，比弗利山莊的街道安靜得只有蟋蟀的叫聲。

晚上十點剛過，吃完草莓冰淇淋的梅內德斯夫婦正窩在影音室的真皮沙發上。電視里錄像帶放著詹姆斯·邦德的電影《海底城》，梅內德斯先生把穿著真絲襪子的腳隨意地擱在了咖啡桌上，眼皮已經開始打架。梅內德斯太太坐在他身邊，半夢半醒。

這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家庭電影之夜。

就在這時，那扇通向庭院的法式雙開門外，傳來了極其輕微的腳步聲。兩個黑影，正端著莫斯伯格泵動式霰彈槍，幽靈般地來到法式門前。

門，并沒有鎖。

砰！

震耳欲聾的一連串巨響，瞬間擊碎了北榆樹大道的寧靜。被嚇了一跳的鄰居看了一下時鐘，10點剛過。鄰居開始以為是獵槍聲，但轉念又覺得，是誰家在放中國爆竹，畢竟在這樣的街區，出現獵槍聲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這不是爆竹聲，也不是電影特效，何塞甚至沒來得及睜開眼睛看一眼是誰打擾了他的好夢，巨大的槍管就已經抵在了他的后腦勺上，無情地扣動了扳機。

根據尸檢報告的描述，這處駭人的槍傷導致何塞的“大腦基本被掏空”，呈現“爆炸性身首異處”的慘狀。何塞總共身中五槍，頭部受到近距離致命射擊，胸部、上臂、左肘及左大腿均被擊中。

被驚醒的凱蒂試圖逃跑，卻發現另一把槍已經逼近她的臉部。她本能地跳起來并舉起一只手試圖保護自己，但巨大的沖擊力將她掀翻在地。凱蒂倒在丈夫腳邊幾英尺外，面部骨骼全部碎裂，大部分牙齒被擊碎，面容已完全無法辨認。她總共身中九槍，其中一槍幾乎打斷了她的右拇指。

原本應該在電影院看《蝙蝠俠》的兄弟倆萊爾和艾瑞克，此刻站在自家里，有條不紊地將一發又一發致命的霰彈，打進父母的身體里。木制百葉窗、咖啡桌以及華麗的波斯地毯上，都是刺眼的鮮血。

當一切重歸死寂時，整個影音室里彌漫著刺鼻的硝煙味。電視機里的詹姆斯·邦德還在執行著他的秘密任務，而比弗利山莊的梅內德斯夫婦，就這樣面目全非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晚上11點47分，貝弗利山警察局的911接線員接到了一個情緒崩潰的年輕人的電話。“是的，警察，呃……”電話那頭傳來背景里的尖叫聲：“不！”

“出什么事了？”接線員問。

“有人殺了我父母！”打電話的哥哥萊爾抽泣著喊道。

“他們被槍擊了嗎？”接線員追問。

“是的！”

兩分鐘后，巡警到達現場。他們看到兩個年輕男子并排從前門跑出來，徑直沖向警察，邊跑邊絕望地尖叫：“天哪，我簡直不敢相信！”兩人甚至撲倒在地，用拳頭捶打地面，表現得極度痛苦。

（謀殺前兩個月，艾瑞克高中畢業，穿白襯衣的是萊爾）

警方進入屋內搜索，在走廊盡頭的影音室發現了兩具尸體。現場沒有搶劫和掙扎的痕跡。案發現場的獵槍彈殼全部不翼而飛，兇手顯然仔細清理過現場。無論是環繞著整個豪宅的黑色鐵藝圍墻，還是法式大門，都沒有人為損壞的痕跡，影院室的一扇窗戶被子彈打碎。

由于同情這兄弟倆表現得極度悲痛，警探沒有進行常規的化學測試——即檢測他們手上是否有開槍殘留的火藥反應。

當晚，兄弟倆到警局做筆錄，交代當天的行蹤，兩人的說法基本相似：他們在晚上前往世紀城購物中心的AMC影院觀看了電影《蝙蝠俠》。

隨后，他們驅車前往圣莫尼卡參加一個名為“Taste of L.A.”的美食節，原本計劃與艾瑞克的網球教練佩里·伯曼（Perry Berman）會合，但他們走錯了路了，到達時間太晚，未能與伯曼碰面。

11點30左右，當他們進門回家時，空氣中彌漫著煙霧，之后他們就發現了父母的尸體。

哥哥萊爾向警探湯姆·埃德蒙茲（Tom Edmonds）暗示，除非警方發現家里有物品失竊，否則“原因肯定出在我父親身上”。

萊爾描述其父親是一個“冷酷無情的商人”，在好萊塢與一群陰險的人打交道，暗示父親可能在生意上得罪了人，被買兇殺害。

媒體很快開始猜測這是一場黑手黨的職業謀殺。畢竟，何塞·梅內德斯在商業談判中極具攻擊性，在商場上得罪過的對手很多。《華爾街日報》甚至在8月25日的頭版刊登了題為“黑幫滅口跡象”（Hints of a Mob Rub Out）的報道。

隨著調查深入，警方對黑手黨作案的理論產生了懷疑。黑手黨殺手通常只會對目標頭部進行精準的單發致命射擊，極少會殘殺無辜的妻子，更不用說這種直接闖入受害者家中進行毫無節制的瘋狂掃射。

不久，警方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了萊爾和艾瑞克這兩位“孤兒”的身上。案發后短短三個月內，兄弟倆不僅沒積極協助尋兇，反而開啟了驚人的揮霍狂歡，總共花掉了70萬至100萬美元（其中50萬美元來自初期人壽保險理賠）。

（左邊是艾瑞克，右邊是萊爾）

案發僅四天后，萊爾便帶著弟弟走進世紀城高檔的珠寶店，用印有死去父親名字的美國運通白金卡，一口氣買下三塊勞力士手表（包括一塊價值11,250美元的18K金勞力士總統表），總價近1.7萬美元。

隨后，萊爾買了一輛價值6.4萬美元的銀色保時捷911 Carrera跑車；艾瑞克則買了一輛1.7萬美元的吉普牧馬人（Jeep Wrangler）。

兩人入住每晚1300美元的貝爾艾爾酒店豪華套房，乘坐MGM Grand Air的豪華航班往返東西海岸。萊爾一度以遭到黑幫追殺為由，聘請前警察做保鏢，幾天后又將其解雇。萊爾還收購了普林斯頓大學附近一家主打布法羅雞翅的餐廳，將其改名為Mr.Buffalo's，希望能將其做成全美連鎖品牌。

（萊爾身后就是他收購的雞翅店）

這種急于揮霍享樂的行為，讓警方開始懷疑，他們是為了提前繼承巨額遺產而殺害父母。

案發當晚負責看守犯罪現場的安吉爾警官也回憶起一些反常的細節：當時只要警方的目光落在兄弟倆身上，他們立刻就會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可一旦警官們轉過身去，哪怕只是移開視線一秒鐘，他們就會立刻停止抽泣，躲在角落里交頭接耳。

另外，兄弟倆在筆錄中提到回家時“聞到了硝煙味”，但在一個窗戶被霰彈槍打碎的房間里，硝煙味是不可能停留那么久的。還有，萊爾在向警方講述案發當晚去看《蝙蝠俠》和去美食節的行程時顛三倒四，曾多次改變地點和事件的先后順序。

兄弟倆的嫌疑在后續的調查中不斷放大。

案發當月，家族親屬和律師就拿出了一份何塞立于1981年的遺囑。這份立于八年前的遺囑明確規定：如果梅內德斯夫婦遭遇不測，高達1400萬美元的巨額遺產將全部由萊爾和艾瑞克兩兄弟繼承。

但在案發一年多前，何塞·梅內德斯產生了改變遺囑的想法。

1986年，何塞就任LIVE Entertainment的CEO，梅內德斯一家從居住了12年的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市，搬到了加州富人區卡拉巴薩斯市（Calabasas）。

1988年夏天，弟弟艾瑞克犯下兩起入室盜竊案。

第一起發生在卡拉巴薩斯的李斯特家，李斯特家的兒子和艾瑞克是朋友。趁李斯特夫婦赴歐洲度假、其子在家舉辦派對之機，艾瑞克與好友克雷格·西格納雷利（Craig Cignarelli）作為派對客人，從李斯特家的臥室保險箱中，盜走了價值10萬美元的珠寶及2400美元現金。

（左邊是克雷格·西格納雷利，右邊是艾瑞克）

第二起同樣是對朋友家下手。趁主人夜出時，艾瑞克和西格納雷利割破后窗紗窗潛入，不僅洗劫了珠寶、瓷器、銀器和電腦，甚至直接搬走了一個重達100磅的保險箱。（萊爾日后供述，自己與艾瑞克共同參與了這起案件，但因為證據不足，萊爾沒有被追責）。

案件發生后，警方迅速展開調查。匿名污點證人（普遍認為是同伙西格納雷利）向警方舉報，稱艾瑞克的車后備箱中有被盜贓物。人贓并獲下，艾瑞克認罪，隨即被逮捕。

對于極度看重社會地位、并計劃在未來競選美國參議員的何塞·梅內德斯來說，兒子的犯罪丑聞是絕對不可接受的，他擔心這會徹底毀掉他的名譽，迅速動用資源進行了掩蓋。

1988年9月16日，何塞帶著曾代理過洛杉磯著名連環殺手案（小徑殺手案）的頂尖刑事辯護律師杰拉爾德·查萊夫（Gerald Chaleff）來到警察局。他們用一輛面包車拉來大部分贓物還給失竊家庭，并誠懇道歉。對于艾瑞克已經花掉的錢和無法追回的財產，何塞直接開了一張1.1萬美元的支票進行賠償。

由于艾瑞克是未成年人且沒有前科，失竊家庭也表達了諒解，于是律師與地方檢察官達成了一項認罪協議：艾瑞克被判處察看緩刑，并為無家可歸者做社區服務。案件在少年法庭內秘密結案。

這項協議中有一個附加條件——法庭強制艾瑞克（包括整個家庭）接受心理輔導和談話。比弗利山莊的心理醫生杰羅姆·奧齊爾（Jerome Oziel），從此進入梅內德斯兄弟的生活。

不過，何塞并非真的想讓兒子做心理治療，他聘請醫生只是為了應付法庭的要求，提供一份正式的評估報告，以便快速結案。

盡管這事私下解決了，但艾瑞克的犯罪行為已經在卡拉巴薩斯市當地傳開。出于強烈的羞恥感，何塞·梅內德斯決定帶全家搬離此地。

他迅速斥資400萬美元在比利佛山莊買下豪宅，全家在1988年10月搬入。

1987年秋季，哥哥萊爾憑借網球特長及家庭背景，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就讀。1988年初（即大一第二學期），萊爾提交的一份作業被查出存在嚴重的剽竊，普林斯頓大學紀律委員會于1988年春季下達處罰決定：勒令萊爾停學（Suspension）一年，禁止其在接下來的1988至1989學年返校。

由于盜竊案和停學事件，何塞當時向兒子們發出了明確的威脅，表示要修改遺囑，將他們從巨額遺產的繼承人名單中除名（Disinherit）。

既然沒有新的遺囑，1981年的遺囑很快正式生效。

深入調查中，警方發現了一份名為《朋友》（Friends）的66頁電影劇本。這份劇本是案發前一年，艾瑞克與他的高中好友克雷格·西格納雷利（就是前面和艾瑞克一起犯下盜竊案的那個人）合寫的。

劇本的故事線與現實驚人地吻合：主角是一個名叫“漢密爾頓”的年輕人，他在遺囑執行前殺害了自己的富豪父母，動機正是為了繼承巨額遺產并擺脫父親的高壓統治。

劇本中不僅詳細描述了兇手如何處理證據、如何面對警察的盤問，甚至連主角在作案后那種“如釋重負”的心理描寫，都與后來梅內德斯兄弟的表現如出一轍。警方立即意識到這絕非巧合，這個劇本提供了他們急需的證明兄弟倆“預謀殺害父母”的證據。

警方將找到參與劇本創作的西格納雷利。他向警方透露，艾瑞克曾私下向他暗示過自己殺害了父母。1989年11月29日，警方安排克雷格在衣服里藏著竊聽器，約艾瑞克在一家著名的海鮮餐廳共進晚餐，而探員們則躲在餐廳外的貨車里監聽。

警方希望艾瑞克在酒精和友誼的雙重作用下，承認現實中的謀殺正是按照劇本上演的。

在晚餐中，西格納雷利試圖誘導艾瑞克談論劇本并說出真相，但艾瑞克非常警覺，不僅矢口否認，還在西格納雷利問到萊爾時稱：“萊爾沒有做，他當時和我在一起。”艾瑞克還表示，他愿意懸賞一百萬美元，找出殺害父母的真兇。

到了1990年春天，警方基本確定是梅內德斯兄弟殺害了父母。比弗利警局的一位警探飛往紐約，約談了萊爾的前室友多諾萬·古德羅（Donovan Goodreau）。他們當時已經查出，兄弟倆在案發前兩天，在圣地亞哥市的一家槍店，使用多諾萬的駕照購買了兩把莫斯伯格霰彈槍。

直到1990年3月，一個叫朱達隆·斯邁思的女子走進了比弗利山莊警察局。

在1989年8月20日謀殺案發生后的兩個月里，21歲的哥哥萊爾一直沉浸在自由揮霍金錢的快感中，但18歲的弟弟艾瑞克卻完全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艾瑞克每晚都被可怕的噩夢糾纏，父母慘死的血腥畫面和弒親的巨大負罪感，讓他瀕臨精神崩潰，并多次考慮自殺。

艾瑞克急需一個情緒的宣泄口。他想到了之前因為盜竊案而為他做過心理評估的心理醫生杰羅姆·奧齊爾（Jerome Oziel）。

1989年10月31日（萬圣節），極度抑郁的艾瑞克緊急約見了奧齊爾醫生。由于艾瑞克情緒極度不穩，奧齊爾決定陪他在診所外的一個公園散步。就在兩人并肩同行時，艾瑞克的心理防線徹底坍塌，他哭泣著向奧齊爾吐露了那個致命的秘密：“是我們干的。”

聽到這個足以震驚全美的供述，這個心理醫生感到極度恐慌。回到診所后，艾瑞克詳細講述了作案的過程。

隨后，奧齊爾以擔心艾瑞克失控崩潰為由，打電話讓哥哥萊爾趕來診室，陪伴艾瑞克。萊爾在得知弟弟竟然把這件“完美謀殺案”和盤托出后，瞬間暴怒，對奧齊爾發出了死亡威脅。他暗示，如果奧齊爾敢泄露給警方半個字，他就會讓奧齊爾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消失。

1989年12月11日，萊爾還對醫生說，“任何和梅內德斯兄弟扯上關系的人，似乎都不太健康，因為他們總是容易死掉，而且身邊總是散落著霰彈槍彈殼……”

（這段話被奧齊爾錄音，之后被法官認定為具有強烈恐嚇性質，于是，萊爾的死亡威脅在法律層面上產生重大影響。在美國法律中，心理醫生與患者之間的談話本應受到絕對的“醫患特權”（Doctor-Patient Privilege）保護，不得作為法庭證據。但因為萊爾威脅了醫生的生命安全，觸發了加州法律中的“危險患者例外原則”，這使得奧齊爾后來的部分錄音在法律上成為了合法的證據。）

面對兩個剛剛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了自己親生父母的兇手，奧齊爾感到了真切的生命危險。在第二次治療期間（1989年11月2日），為了自保，奧齊爾告訴兄弟倆，他已經把上一次所有的心理咨詢談話記錄和錄音帶存放在了幾個不同的銀行保險箱里。一旦他遭遇任何不測，這些致命的證據就會自動寄給警察局。通過這種類似“核威懾”的手段，奧齊爾暫時穩住了萊爾。為了讓艾瑞克獲得平靜，萊爾也同意陪著弟弟一起做心理咨詢。

在向奧齊爾醫生陳述作案動機時，兄弟倆將起因歸結為對自身安全的擔憂與長期的家庭沖突。他們表示，父母已經察覺到了兩人的叛逆行為，正計劃通過殺害他們來掩蓋家丑、保全家庭名譽，兩人決定先發制人。

他們稱何塞在家庭內部實行高壓控制，多年的精神壓迫與體罰使他們積累了很深的仇恨，并將父親的死亡視為切斷這一控制關系的唯一辦法。關于殺害母親凱蒂的原因，兄弟倆給出的解釋是，凱蒂在生活與心理上完全依附于父親，不僅會在事后告發他們，且在失去丈夫后無法獨立生存，殺死她也是讓她“免受折磨”。【襪皮補充：吳謝宇在弒母后也提出了一模一樣的借口，我很早前分析過這個借口和他暴力行為的矛盾。】

如果奧齊爾是一個恪守職業道德、私生活嚴謹的醫生，這個秘密或許會隨著死亡協議和醫患保密特權被永遠封存，但他不是。

已婚的奧齊爾醫生正與一位名叫朱達隆·斯邁思（Judalon Smyth）的女性保持著一段極度扭曲的婚外情。朱達隆本來是奧齊爾醫生的一個病人，情緒非常不穩定，心理上高度依賴奧齊爾。

在這段關系尚密切時，奧齊爾將艾瑞克的坦白告訴了朱達隆（也有說是朱達隆在診所門外偷聽到了部分內容）。奧齊爾在后續對兄弟倆的心理干預中，開始錄音，而朱達隆不僅知曉這些錄音帶的存在，甚至還幫助奧齊爾去復印或處理過相關的記錄。

然而到了，1990年初，奧齊爾和朱達隆的關系急劇惡化。兩人爆發了激烈的沖突，奧齊爾試圖結束這段關系，并將朱達隆趕出了自己的生活。朱達隆則聲稱自己遭到了奧齊爾的精神虐待、洗腦和身體暴力，決定摧毀他來報復。

而她手中握著的正是奧齊爾職業生涯乃至身家性命的最大把柄——梅內德斯兄弟的弒親秘密。

1990年3月6日，朱達隆·斯邁思走進比弗利山莊警察局。她直接找到了一直在苦苦尋找兇器和物證的警探萊斯·佐勒（Les Zoeller），向警方抖出了所有的底牌：梅內德斯兄弟是殺害他們父母的真兇，兄弟倆曾在奧齊爾的診所里親口承認了罪行；奧齊爾手里握有他們認罪的錄音帶，錄音帶被藏在某個地方。

朱達隆的有力證詞幫助警方迅速申請到了搜查令。1990年3月8日上午，警方突擊搜查了奧齊爾醫生的家、診所以及他的銀行保險箱。警方成功沒收了那些錄有兄弟倆供述的致命錄音帶和醫生的筆記，并當場確認了錄音內容。

當天下午，萊爾在駕駛吉普車離開住所時，被特警攔截并逮捕；在以色列的艾瑞克得知消息后，中斷網球比賽，在3月11日回到洛杉磯投案自首。

逮捕行動結束后，洛杉磯縣地方檢察官宣布對梅內德斯兄弟提出一級謀殺指控，并指出巨額的遺產是案件的主要動機，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會面臨死刑。

父親梅內德斯家族和母親安德森家族的長輩們，依然堅信萊爾和艾瑞克是無辜的，他們齊聚在比弗利山莊的豪宅中，想辦法為兄弟倆找到最合適的律師。

最終，艾瑞克聘請了加州頂尖的死刑辯護律師萊斯利·阿布拉姆森（Leslie Abramson）；萊斯利的前同事和好友吉爾·蘭辛（Jill Lansing）則成為萊爾的辯護律師。

（左：蘭辛；右：阿布拉姆森）

檢方手中最核心的證據，是心理醫生奧齊爾手中關于兄弟倆治療過程的錄音帶和筆記。檢方雖然在1990年3月查獲了這些錄音帶，但由于美國法律對“醫患保密特權”有嚴格保護，檢方能否在法庭上使用這些證據還不可知。

（從左到右：萊爾、艾瑞克、阿布拉姆森）

圍繞錄音帶合法性的法律博弈激烈展開。法官詹姆斯·阿爾布拉赫特（James Albracht）最初在1990年8月裁定，所有錄音帶均不享有保密特權，這對檢方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勝利。兩名辯護律師阿布拉姆森和蘭辛為了阻止這些致命證據上庭，立刻提起上訴。

（從左到右：阿布拉姆森、艾瑞克、蘭辛、萊爾）

這起關于證據合法性的上訴案在司法系統中走了整整兩年。1992年8月，加州最高法院最終作出一錘定音的裁決：駁回了下級法院的部分裁決，判定其中兩次奧齊爾醫生在治療結束后，自己錄音復盤的醫療記錄不受保護可以公開，但另外兩次帶有兄弟倆原聲認罪的關鍵錄音帶仍受醫患保密特權保護，檢方絕對不可以在法庭上使用。

另外，法官還同意了律師阿布拉姆森發起的動議，將艾瑞克創作的劇本排除在了法庭證據之外，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法律和邏輯漏洞：

被殺害的母親凱蒂不僅知道這個劇本的存在，她甚至還親自在電腦上幫這兩個年輕人把劇本打字排版了出來。阿布拉姆森指出：如果這真的是一份真實的、充滿惡意的謀殺計劃，艾瑞克怎么會讓母親看到？母親怎么可能幫忙打字？這證明了它只是一個青少年虛構寫作的練習。

經過冗長而復雜的各種法律程序，1992年12月，梅內德斯兄弟被捕兩年零9個月后，大陪審團終于完成了聽證并正式對梅內德斯兄弟下達了包含“共謀”在內的一級謀殺指控，但拒絕在起訴書中加入檢方所主張的“為經濟利益謀殺”的特殊情節。

【襪皮補充：在加州法律中，“為了經濟利益”（Financial Gain）屬于特殊情節（Special Circumstances）。這種情節不僅會加重刑罰，而且是區分“普通一級謀殺”與“死刑謀殺（Capital Murder）”的關鍵。我前幾天寫的知名歌手涉嫌謀殺、肢解未成年女孩，藏于特斯拉前備箱 檢察官也給d4vd加了這個特殊情節。】

大陪審團認為，雖然兄弟倆在案發后揮霍了大量資金，但這只能證明他們花錢大手大腳，無法在法律上確鑿地反推“為了錢而殺人”是他們作案的根本動機，因為他們從小就過著極其奢華的生活，父母對他們的物質要求幾乎有求必應。

并且，萊爾本應在滿22歲時正式成為家庭遺產的執行人，如果兄弟倆殺人是為了錢，萊爾完全可以再等六個月，直到他合法掌握執行人的權力。因為一旦成為執行人，他就能更便利地繼承父母的財產。

大陪審團還審查了兄弟倆的一些早期記錄：萊爾在獄中寫給艾瑞克的一封長信中承認了兩人殺害父母的事實，但明確寫道：“我們做這件事絕不是為了錢。”此外，在他們向心理醫生奧齊爾坦白的錄音帶中，也從沒有將謀殺歸結為對遺產的貪婪。

盡管大陪審團的這一決定對地方檢察官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檢察官帕姆·博扎尼奇（Pam Bozanich）宣稱，起訴中缺乏這一特殊情節，并不會阻止檢方繼續將“貪婪”作為謀殺動機來呈現。

檢方還根據艾瑞克和心理醫生模糊的談話推論，艾瑞克和萊爾是在1987年版迷你劇《億萬男孩俱樂部》的“啟發”下，決定弒親謀財。

（檢察官帕姆·博扎尼奇）

在阿布拉姆森擔任艾瑞克的律師之初，她也一直迫切想要搞清楚，他們為何會用獵槍如此殘忍地射殺父母，尤其是他們的母親。她需要一個合理的答案。

在她看來，“為了母親能夠解脫”這樣的理由，根本無法解釋他們幾乎用槍打爛了她的身體。

最初，兄弟倆保持沉默，就像在1990年6月，萊爾在獄中向艾瑞克寫信道：“我們獨自知道真相。我們獨自知道我們家庭過去的秘密。我不準備向全國廣而告知這些秘密。”

很快，富有經驗的阿布拉姆森聘請了法醫精神病學家威廉·維卡里（William Vicary）醫生對他們進行心理評估。在早期的會面中，兩人的防御心理極強。艾瑞克整個人顯得支離破碎，頻繁地顫抖、咬指甲，幾乎不敢與醫生有任何眼神接觸。而萊爾則顯得多疑且偏執，他表面上保持著彬彬有禮，但抗拒討論任何關于自身心理的話題。

突破口最早出現在心理更為脆弱的艾瑞克身上。在第11次會面時，他告訴維卡里醫生，監獄生活對他來說就像是“度假”，因為他終于可以設定自己的時間表，并且如釋重負地認為“現在我們已經成功了（成功擺脫了之前的生活）”。

在第26次談話中，艾瑞克徹底崩潰，揭露了令人震驚的真相：他的父親何塞從他6歲起就以“按摩”為名對他進行猥褻，并在他10歲時強奸了他。事實上，由于內心極度壓抑和抗拒，艾瑞克先將這個秘密吐露給了他在監獄的神父，隨后才向維卡里醫生坦白。

（左邊是艾瑞克，右邊是萊爾）

萊爾的坦露過程則顯得異常艱難。起初，當防線被觸碰時，萊爾堅決否認自己遭遇過和艾瑞克類似的事情，他告訴醫生：“這種事絕沒發生在我身上。”維卡里醫生認為，這與萊爾極強的自尊心有關，他將這種受虐經歷視為巨大的羞辱。

艾瑞克向醫生透露，萊爾其實曾私下向他承認過自己也遭遇了父親的性侵，只是發誓絕不會告訴任何人。最終萊爾承認了自己同樣遭受過父親的猥褻和強暴。但最讓他痛心的，是8歲那年，他模仿父親的行為，侵犯了弟弟，多年來他一直悔恨不已。

萊爾還告訴律師，早在案發前，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期間的一個深夜里，他和好友多諾萬·古德羅（Donovan Goodreau）在一家中餐館，相互傾訴了兒時都被性侵的不幸遭遇。

在向專業人士吐露心聲后，兄弟倆面臨著向整個家族坦白的艱難時刻。1990年，負責處理遺產的年輕律師史蒂夫·戈德堡在頻繁的探監過程中，敏銳地察覺到兄弟倆有話要說。

在他的追問下，兄弟倆承認了謀殺，并提出了一個請求：他們要親自向家人坦白。隨后，戈德堡安排了他們的姑姑瑪塔·卡諾和另外一個姑媽的丈夫——姑父巴拉爾特來到洛杉磯的監獄。

在這個會面中，艾瑞克流著淚擠出字句，不僅承認了殺人事實，還揭露了父親的性侵暴行，現場的所有人都陷入了巨大的震驚與悲痛之中，哭成一團。

（左邊是艾瑞克，右邊是萊爾）

冷靜之后，姑媽瑪塔·卡諾追問作為母親的凱蒂是否知情。

兄弟倆都表示，母親凱蒂完全知道何塞的所作所為，但她選擇了無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她就是虐待的“協助者”。

8歲的萊爾曾經告訴來做客的表姐戴安·范德莫倫（Diane Vander Molen，凱蒂親姐姐的女兒），自己和父親會互相撫摸生殖器。已經17歲的戴安知道這種事情的嚴重性，立即將此事告訴了凱蒂。凱蒂的態度是，直接走到樓下，粗暴地拽著萊爾的胳膊把他拉回樓上，此后也再未提起過這件事。

（左邊是萊爾，右邊是艾瑞克）

萊爾也曾親自向母親哀求，讓她要求父親離自己遠點、不要再摸自己。凱蒂不僅沒有保護他，反而指責他是在“夸大其詞”，并告訴萊爾“你爸爸愛你。你有時必須接受懲罰”。

艾瑞克說，就在案發前幾天，他從父親何塞的一次暴力性侵企圖中掙脫并逃到樓下。當他在慌亂中遇到母親時，凱蒂冷酷地對他說：“我一直都知道。你以為我是傻子嗎？”

她向外界控訴，這兩個孩子從小就生活在虐待環境中，淪為父母滿足私欲的工具。這一極具爆炸性的披露，扭轉了案件的輿論基調——梅內德斯兄弟的形象從貪婪的富二代變成了飽受虐待的無助孩子，很多民眾開始同情他們，也為即將到來的激烈庭審拉開了序幕。

那么法庭上的證據交鋒和證人證言顯示，何塞對兩個兒子從幼年起的性侵和虐待真的存在嗎？它究竟是檢方所稱的，兩個撒謊成性的男孩為了減輕罪責而編造的情節，還是辯方所稱，兩個男孩承受了十幾年的真實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