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再遇刺殺未遂，連遭三次暗殺不是偶然，社會失衡成幕后推手

各位朋友，大家好

北京時間4月26日早上，美國白宮舉行的記者晚宴上發生了槍擊事件。所幸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夫人，以及其他高級官員均無大礙。詳情大家可能已經在新聞報道中看到了。

接下來，我將重點總結以下幾個關鍵點。

第一，這一事件是否為偶然發生？如果不是，那么它背后的必然動機和時代背景是什么？

第二，這一事件反映出了哪些深刻的問題？

第三，這一事件未來會如何走？

此外，我還會跟大家分享我對未來人類發展軌跡的一些思考，包括在思想根源上的一些深層次因素，以及人類思潮的基因排列組合規律，有關這一點大家可以收聽我在《傾聽彼得·邱》音頻節目中的詳細分析。

在此，我將對新聞的脈絡及其背后的基本規律做一些點評。

事情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在白宮舉行的年度記者晚宴上，特朗普照例出席。實際上，特朗普與白宮記者團的關系在最近幾年一直不太和諧，不過在沒有槍擊事件的情況下，這件事可能并不會引起太多關注。

但是由于這次的槍擊事件，大家對于白宮記者團與特朗普的關系再次產生了興趣。

就在這場看似平靜的晚宴過程中，突然響起了槍聲，據特朗普后來在記者會上回憶，他以為那是盤子掉落的聲音。不過他的妻子梅拉尼婭較為警覺，她認為那絕不是盤子跌落的聲音，而是槍聲。

隨后，特勤局的特工立即將特朗普及其家人和其他高官轉移到安全地帶進行保護。

槍擊事件的襲擊者名叫艾倫，是一位年僅31歲的加利福尼亞男子，他畢業于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擁有高等教育背景。

眾所周知，加利福尼亞州是民主黨的大本營。而艾倫本人曾經支持過哈里斯，還為哈里斯捐過錢。從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推斷出他是一個民主黨的支持者。

但是與此同時，他的真實動機目前仍然諱莫如深。有傳言說他已死，也有消息說他已經被嚴密地監管起來了。無論如何，如果不出意外的話，相信真相會在接下來的幾天里大白于天下。

在這里，我個人想對此做一下定量分析，然后進行到定性分析。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他并沒有遭遇過刺殺事件，也沒有發生過未遂的刺殺事件。然而進入第二任期后，他已連續遭遇了三次刺殺，其中前兩次發生在競選期間，而這次是當選后的第一次。

換句話說，在第一任期的時候一次都沒有，而第二任期已經有三次，這似乎暗示著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

如果將此次事件與特朗普任期之前的美國總統遇刺事件相比較，可以發現，上一次美國總統遇刺是在1981年的里根。

隨后也查出刺殺里根的人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美國青年，原因是失戀，他希望在前女友面前展示自己的英勇氣概，所以實施了這一瘋狂的行動。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國的安保漏洞和擁槍文化，但這與時代無關，我不再贅述。

在里根之前，美國最大一次的總統遇刺是1963年肯尼迪遇刺事件。盡管這背后的真相至今仍撲朔迷離，但我相信這與當時肯尼迪和各種財團的幕后交易密切相關。

不過，里根和肯尼迪的遇刺事件至今已過去了幾十年，應該說無論是肯尼迪還是里根遇刺，都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沒有直接的關系。而且從里根1981年執政到2024年這段漫長的時間內，也沒有發生過美國總統遇刺或者遇刺未遂的事件。

從定量分析的角度來看，將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與第一任期相比，遇刺次數顯然多了很多。

在與歷屆美國總統進行比較，特朗普的遇刺次數也創下了新高。

因此，當我們進行簡單的定量分析后，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特朗普遭遇了三次刺殺未遂都是偶然的，與時代無關，與特朗普本人無關。我們不能做出這樣的判斷。

那么應當如何判斷呢？這就需要通過定性分析來判斷。

我們必須從時代背景中尋找原因，否則無法解釋為什么1963年的肯尼迪和1981年的里根都是孤立事件，但到了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此類事件卻集中出現。

而且從前面兩次的次數情況來看，顯然與時代背景有著一定的關系。

自二戰以來，無論是西方世界還是人類社會，盡管經歷了冷戰，但總體上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科技革命也并未帶來重大發現或突破。

這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個不好的跡象，但實際上，它未必是壞事。這是因為，在人類剛經歷過一戰和二戰之后，需要休養生息的時期，科技革命的沖擊可以避免因財富急劇增長和分配不均所帶來的問題。

財富分配不均，就是我們說的財富分配不公，正如中國古人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

數據顯示，1974年，1%的頂尖富豪占據了美國社會財富總量的8%。到了1994年克林頓時代，也就是全球化的黃金時代，這一比例上升到了18%。來到2007年至2008年，即近20年前，也就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夕，1%的頂尖富豪所擁有的財富比例已增長至23%至24%。

換句話說，從1974年到1994年的20年間，這個比例上升了10個百分點。這表明，盡管科技革命的全球化尚未如日中天，但財富失衡已經開始顯現；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這一比例已增至三分之一。

而到了特朗普上任前的2016年，大概已經超過了40%，即1%的頂尖富豪占據了社會總財富的40%。而這樣的情況上一次發生什么時候呢？是1913年一戰爆發前夕。

當然，僅憑這樣的數據我們不能斷言貧富不均導致了世界大戰或重大戰爭一觸即發，但至少可以看出貧富不均確實會導致民意焦慮、茫然、失衡和騷動。

當民意進入騷動階段，在西方的民主體制下，人民開始用手投票，希望通過選舉選出一個能解決問題的領導人，這正是特朗普在2016年被選中的原因。

就在那一年，也就是十年前的這個時候，英國也通過公投選擇了脫歐。實際上，由于地理位置和歷史的影響，長期游離于歐洲大陸主體的英國長期以來都保持著一種光榮孤立的傳統。

美國的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此前，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期望過高，因此當重大失衡來臨的時候，他們的失望也就越大。

所以，從2000年到2016年，本世紀初的十多年間，美國經歷了兩屆總統，即小布什和奧巴馬的分別兩個任期，共四個任期，期間，美國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也正是在英國脫歐的同一年，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

因此，當程序正義盛行時，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又一個十年過去了，期間美國經歷了一個過渡期的拜登。拜登當選時我就預測，拜登政府注定是一個過渡性的政府，它無法解決實質性問題，這是由西方民主的根本規律所決定的。

現在特朗普進入第二個任期，我們發現他不僅沒有解決美國的內部問題，還把外部環境變得混亂不堪。在第一任期，他至少還能以不發動戰爭、結束戰爭當成驕傲的資本，曾一度渴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而現在，他上任才15個月，已經發動了7場戰爭。尤其是2月28日對伊朗發動戰爭更是荒謬至極，對全球的經濟，對大國之間的關系，對中東本身，以及對美國國內的民意都構成了巨大的挑戰。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試圖暗殺特朗普的這些人都是孤立的“孤狼”，并不是有組織的行動，但美國公眾的焦慮和迷茫情緒日益加劇，進而引發騷動，這一規律已經可見一斑，這也反映出人類思潮的總體趨勢是從保守轉向激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