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多元經濟是必然的選擇？

如果說多元經濟是必然的選擇？

馬列學院的專家總是用未來解釋現在，而不是用現在預測未來。

私有經濟到底是過渡性的，還是長期性的，這本來不應該是一個爭論的問題，因為二百年的經濟實踐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全球197個國家中，還能稱之為單一公有經濟的國家，僅剩朝鮮和古巴，而美國正打算收編古巴。

我們很難想象傳統理論如何與現實自洽，唯一的支點是：時間。

把一切邏輯的“終完美”都交給沒有時間線的未來，而人們需要回答的是：有生之年我們還可以選擇什么？

其實，對多元經濟的必然性，政策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只是少了一個在理論上的展開。這說明，如果馬列學院的博導們不能與時俱進，將成為俄羅斯文學筆下的“多余人”。中國在達沃斯論壇上向全世界表示：中國不可能搞計劃經濟。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從單一的公有經濟轉向多元經濟，是一個被動的選擇。

改革開放的前夜，中國最直接的問題是就業。一場風暴之后，秩序恢復了，公檢法和行政架構重新行使職能，但企業的恢復是滯后的。從1968年到1978年，企業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年輕一代就業，往往是頂替父母的班，一個蘿卜一個坑，父親退休，兒子上崗。于是有了上山下鄉運動，幾乎全國所有的城市青年都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從城市轉向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其實就是到鄉下自己養活自己。那時，北方地區壯勞力干一天，計一個工10分，價值1到2毛錢，最差的2-3分錢，而一個素包子要6-8分錢。

毫無疑問，那是一個商品稀缺、就業不足的時代。

中國落后了。1968年人均80美元，當然很窮，但差距不大——新加坡450美元，韓國180美元。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中國被遠遠甩在了后面，傳統理論瞬間變得蒼白。1978年中國達到220美元，而新加坡3500美元，從中國的5.6倍擴大至15.9倍；韓國1200美元，也從中國的2.2倍擴大至5.5倍。中國輸在了效率上。

米萊最近有個講話：正義與效率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怎么理解？意思是那種遙遠的結果正義不真實。它很美麗，但與我們的社會與生活無關，它只是解釋了我們維持指令經濟的理由。從經濟角度看，如果是正義的，一定會體現為更有效的經濟生活。用馬克思本人的話來說，就是要釋放出生產力。

但是，中華民族的生存意志無與倫比。私有制，或者說多元經濟的崛起是自發的，這個路徑是千千萬萬普通個體自己走出來的。人們為了生存，為了自己和家人，自發地改寫了中國經濟的規則，開始在街角賣雞蛋、擦皮鞋、養長毛兔賣給收購站。兩個最有生意頭腦的地方，一是溫州，二是潮汕，開始有了家庭小工廠。當時一些老同志痛心疾首，感覺社會主義的天要塌了，寫信給中央，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

于是，政策做出了建國后最了不起的選擇，中國走上了多元經濟的道路。

這樣一個充滿了人間煙火的歷程，不知道馬列學院博導們的理論，如何介入，并給自己的理論留下記憶。

盡管全國還有1440家馬列學院、104個博士點，但我想借助米萊的一句話：馬基雅維利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