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個女人的工資單
上個捕蟹季,我賺了四萬七千美元。
說出來的時候,那個在酒吧里跟我搭訕的男人把啤酒噴在了吧臺上。他瞪大眼睛看我,像看一個怪物。我笑了笑,把杯子里剩下的威士忌一口悶掉。
“你不信?”
他搖頭。不是不信,是不敢信。
我叫林薇,今年三十四歲。在白令海捕帝王蟹,干了七年。這個行業里,女人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三。我是那百分之三里,唯一一個亞洲面孔,唯一一個母親。
很多人問我怕不怕死。
我說怕。
但更怕窮。
來阿拉斯加之前,我在大連造船廠打工。一個月三千八,養不起兒子,也養不起自己。離婚那天,前夫把存折摔在我臉上,說“你連個兒子都看不好,還想要錢?”
兒子那時候才三歲。他有先天性哮喘。他的呼吸聲像拉風箱,每一聲都拉在我心口上。
我打三份工。早上四點半去早餐攤幫忙,八點去超市理貨,晚上在燒烤店串串兒到凌晨兩點。一個月下來,醫藥費還是不夠。
有一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帖子——《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五天賺十萬美金》。
配圖是一艘船,甲板上全是冰,幾個男人渾身濕透,抱著比他們身體還大的螃蟹。
我盯著那張圖看了很久。
不是因為害怕。
是因為那十萬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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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上船之前,沒有人覺得我能活下來
去荷蘭港報到那天,船長麥克上下打量我。
他五十多歲,臉上全是凍傷的疤痕,左手缺了兩根手指。他看了我的簡歷,又看了看我。
“女人?”
“嗯。”
“上過船?”
“沒有。”
“你知不知道,去年死在白令海的有十七個人?死亡率是普通工作的五十倍?”
“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你很可能就是下一個?”
“知道。”
他沉默了。轉身走了。我以為沒戲了。
三分鐘后,他扔給我一套防寒服。
“穿上。死也要死在甲板上,別死在我船艙里,不好清理。”
后來我才知道,他為什么收我。上一個捕蟹季,他船上死了兩個人。一個被纜繩崩斷了脖子,當場就沒氣了。另一個被蟹籠砸碎了骨盆,在海上疼了六個小時才斷氣。
沒人愿意跟他出海了。
他是實在招不到人,才要的我。
我上船之前,去了一趟銀行。把所有的積蓄取出來,一共兩萬一千塊。我分成三份。一萬塊給母親,一萬塊給兒子的醫藥費存著,一千塊我裝在貼身的內兜里。
我想過了。如果死在海里,這兩萬塊至少能讓兒子多撐一段時間。
臨走那天,母親拉著我的手哭。
“你是不是瘋了?”
我說:“媽,我沒瘋。我是實在沒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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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一天的海,就想把我吃了
船離開荷蘭港三個小時后,我開始吐。
不是普通的暈船。是那種從骨髓里往外翻涌的惡心,像有一只手伸進你的胃里,使勁擰。我吐了黃水,又吐了膽汁,最后什么都吐不出來了,干嘔。
老船員大劉看著我,遞給我一個塑料袋。
“省著點吐。后面還有更難受的。”
我問什么時候會好。
他笑了,那個笑容我現在都記得。
“好?不會好的。你只會習慣。習慣了就不覺得難受了,但身體一直在受損。你看看我的牙。”
他張開嘴。牙全松了,牙齦萎縮,一碰就疼。
“長期缺鈣,加上海上吃不到新鮮蔬菜。身體一直在透支。”
船到了白令海。氣溫零下十五度,風速每小時六十公里。甲板上的冰有十厘米厚,走一步滑一步。我第一次上甲板,剛邁出腳就摔了。膝蓋磕在鋼板上,疼得我眼淚直接飆出來。
船長在駕駛艙里喊:“哭什么哭?白令海不相信眼淚!”
我咬著牙爬起來。又摔了。再爬起來。
那天我摔了不下一百次。
晚上回到船艙,渾身青紫。我摸出手機想看看兒子的照片,發現手機凍得直接黑屏了,怎么按都沒反應。
我把手機貼在胸口,想用體溫把它捂熱。
沒捂熱。
但我哭了。
哭了三十秒。然后擦干了。
因為明天還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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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蟹籠、冰和血
捕蟹的流程聽起來很簡單。
下籠——等一兩天——起籠——分揀。
但每一個環節都是要命的。
每個蟹籠三百到八百磅。鋼制的,比人高,比人寬。你得站在濕滑的甲板上,在十米高的巨浪里,用手去拽那些籠子。纜繩崩斷的聲音像開槍,咔嚓一聲,你反應慢零點一秒,胳膊就沒了。
我第一次起籠的時候,手凍麻了,沒抓住繩子。蟹籠晃了一下,直接朝我砸過來。
大劉一把把我推開。我摔出去兩米,籠子擦著我的耳朵砸在甲板上。
鋼板凹下去一個坑。
大劉罵我:“你是不是想死?”
我說:“我……”
他說不出話。他也害怕。他怕的不是我死,是他得看著我死。
從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大意。不是不想戴厚手套,是戴了抓不住繩子。我試過只戴一層薄薄的羊毛內膽手套,但海水一泡就濕透了,濕布貼在手上,比不戴還冷。有時候實在沒辦法,我咬牙摘掉手套,用裸手去抓那些被冰覆蓋的鋼纜——只抓兩秒就得松開,不然皮膚會粘在金屬上。
我的手指頭裂開了。十個指頭,沒有一個完整。指甲蓋掉了兩個,剩下的全是淤血。手背上全是凍瘡,化膿了,黃黃的,和血混在一起。
每次從接近冰點的海水里撈螃蟹,手就像被火燒。
不對,比火燒更疼。
火燒是瞬間的。這個疼是持續的,是鉆進骨頭里的,是讓你想把手剁掉的。
大劉說:“你的手廢了。”
我說:“手廢了沒關系。別廢了臉就行,我還要回去見人呢。”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是他第一次對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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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男人的沉默
我們船上七個人。船長麥克,大副湯姆,輪機長大劉,還有四個船員,加上我。
全是男人。全是三十到五十歲之間的男人。
他們一開始對我很客氣。不是尊重,是害怕。害怕我出事,害怕我拖后腿,害怕我死在船上讓他們背責任。
第一個星期,沒人跟我說話超過三句。
我也沒工夫說話。我忙著活下來。
第二個星期,風浪特別大。那天起了兩噸蟹,全是帝王蟹,個個都在十斤以上。我們拼命地干活,從凌晨四點干到第二天凌晨兩點。
二十二個小時。
中間只吃了兩頓飯。每頓飯都是冷的。沒時間熱。
分揀的時候,我左手抓著一只大公蟹,右手要把它扔進桶里。手太滑了,螃蟹掉了。我彎腰去撿,一個浪打過來,船猛地傾斜了四十五度。
我整個人滑向船舷。
船舷的欄桿只有半米高。下面就是白令海。接近冰點的海水,人在里面活不過十五分鐘。
我一只手抓住了欄桿。另一只手上還有那只該死的螃蟹,它夾著我的手指,疼得我想叫。
但我沒叫。
因為我的嘴凍得張不開了。
大劉沖過來,一把揪住我的衣領,把我拽了回來。
我癱在甲板上。他看著我,我也看著他。
他突然說:“你是不是有病?”
我說:“嗯。”
“你不要命了?”
“要。但我更要錢。”
他沒說話了。
那天晚上,他給我倒了杯熱水。威士忌杯裝的,水是溫的,在那種環境下已經算是奢侈品了。
“你圖什么?”他問我。
“我兒子。”
“你兒子知道你在這兒嗎?”
“不知道。”
“你死了怎么辦?”
“我給他留了錢。”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說了一句讓我記到現在的話。
“我他媽一個大男人,在這條船上干了十五年,都不敢保證自己能活著回去。你一個女人,你憑什么?”
我說:“就憑我比你們任何一個人都需要這筆錢。”
那天晚上,船艙里很安靜。
但我聽到了。聽到了一種我從未在男人身上聽到過的東西。
那不是敬佩。
是沉默。
是那種,他們不知道該怎么面對的沉默。
因為我是女人。因為我比他們堅強。
而他們不敢承認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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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收入與代價
一個捕蟹季,我平均賺六到八萬美金。
聽起來很多,對吧?
但你得算算。
捕蟹季只有五到十二個工作日。但那是“工作日”嗎?不是。那是每天工作十八到二十一個小時,在零下二十度的暴風雪里,在十米高的巨浪中,用命換來的。
而且不是每年都有蟹可捕。
2022年,科學家估算白令海大約一百億只雪蟹消失了。海水溫度升高,它們的新陳代謝加快,食物不夠,活活餓死了。整個雪蟹捕撈季取消。
我沒哭。
但很多漁民哭了。
不是矯情。是真的絕望。他們貸款買了船,買了設備,雇了人,指望著一個捕蟹季還債。結果什么都沒了。
我算過一筆賬。
七年。我出海十四次。死里逃生,至少三十次。
被蟹籠砸過兩次。被纜繩抽過一次,后背腫了一個月。凍傷住院三次。摔斷過兩根肋骨。
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都給了兒子的醫藥費和母親的養老錢。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我存著,不敢亂花一分。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
在這條船上,死亡是常態。
你問任何一個捕蟹人,他都能告訴你至少三個他認識的人,是怎么死在白令海的。
大劉告訴我,他最好的兄弟,是在他面前死的。
纜繩斷了,鐵鉤飛過來,直接穿進那個人的胸口。血噴了兩米高。大劉想救他,但船在搖晃,他站都站不穩。他就那樣看著兄弟的血流了一甲板,三分鐘就沒氣了。
“他老婆后來改嫁了。他兒子管別人叫爸。”
大劉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很平靜。
但他的手在抖。
我問他:“那你為什么還干?”
他看著我,眼睛里有種說不出的東西。
“因為我除了這個,什么都不會。”
第七章:母親的愧疚
我最難受的,不是身體的疼。
是想兒子。
船上一旦出海,衛星電話是有,但那是救命用的,一分鐘好幾美元,我們舍不得打。想家了,只能看照片。
每次出港前,我會給母親打一個電話,讓她把手機放在兒子耳邊。
“小寶,媽媽去打魚了。過幾天就回來。你要聽話,好好吃藥。”
兒子才三歲,他還不懂什么叫“打魚”。他只知道媽媽經常不在家。
有一次,母親在電話里跟我說,兒子發高燒,燒到四十度,一直在喊“媽媽”。
我在荷蘭港的碼頭上,蹲在地上哭了半個小時。
旁邊全是漁民。他們看著我,沒人說話。
一個老船長走過來,遞給我一瓶啤酒。
“你回去吧。這行不適合你。”
我擦了眼淚,站起來。
“我回去了,誰給我兒子治病?”
他沒說話。
我上了船。又出海了。
在海上,我經常做噩夢。夢到兒子喘不上氣,嘴唇發紫,我抱不到他。
醒來的時候,我躺在濕冷的船艙里,渾身是汗。
隔壁鋪的大劉在打呼嚕。
我在黑暗里睜著眼睛,一直等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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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白令海不相信眼淚
在阿拉斯加捕蟹人這個圈子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
不哭。
不是不能哭。是不敢哭。
因為一哭,你就撐不住了。一撐不住,你就死了。
我見過太多人撐不住。
有的撐不住身體。凍傷、疲勞、生病,最后連站都站不穩,被抬進船艙,等船靠岸送醫院。
有的撐不住精神。有個小伙子,二十三歲,第一次出海。第二天就崩潰了。他跪在甲板上哭,說自己想回家,說自己不想干了。
船長沒罵他。只是讓人把他送進了船艙,讓他躺著。
船靠岸后,那個小伙子再也沒回來過。
我不怪他。
真的。
因為這活兒,確實不是人干的。
但我干了。
七年。
我不僅干了,我還活下來了。
而且我賺到了錢。
兒子的病控制住了。母親不用再撿垃圾賣廢品了。我在大連買了一套小房子,四十平,但夠他們住了。
去年,我帶兒子去海邊玩。
他今年十歲了,問我:“媽媽,你是在海里打魚嗎?”
我說:“是。”
“海里有什么?”
“有大螃蟹。”
“大螃蟹會不會咬人?”
“會。但媽媽不怕。”
“為什么?”
我看著他,說:“因為媽媽更厲害。”
他笑了。笑得特別開心。
他不知道,媽媽說“更厲害”的時候,手上全是疤。
十個手指,指紋全磨沒了。每次過海關,按指紋都過不去。
海關的人問我:“你的指紋呢?”
我說:“在白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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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值嗎?
很多人問我值不值。
我說值。
因為我兒子的命,就是用這些錢換回來的。
如果我當初沒去白令海,他現在可能已經不在了。
七年的苦,七年的痛,七年的命懸一線。
換他活下來。
這筆賬,我覺得劃算。
但我不敢想以后。
我的身體已經被掏空了。醫生說我的關節相當于六十歲的人,凍傷的后遺癥會跟我一輩子。
我還能干幾年?
不知道。
我知道我撐不了幾年了。但只要還能站起來,我就會回去。
因為我是一個母親。
一個在白令海上拼命的母親。
那里的海浪有十米高,氣溫零下二十度,死亡率是普通工作的五十倍。
那里不相信眼淚。
尤其是女人的。
但我流的每一滴汗,都換算成了讓男人沉默的薪水。
不是因為我想證明什么。
是因為我沒有退路。
你有退路嗎?
如果有,別來。
如果沒有……
那就跟我一樣,咬著牙,活下來。
(采訪/整理:林薇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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