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里的學術精英”

熱搜又炸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當著一大屋子人的面，甩出一句大實話：“‘六小龍’的創始人肯定不在人才目錄里。”話音剛落，滿座沉默。隨后掌聲炸裂。多少人在心里嘀咕：我特娘頂著一腦袋學術頭銜，平時走路帶風，怎么在這位老爺子嘴里，就成了“不在目錄里”的那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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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說得更直白：“‘帽子人才’說到底就是學術型的人才，會寫論文，但不會應用。我們早已經是一個論文大國。”鄭永年自己早就脫了“書呆子”殼，天天跟企業、社會、政府打交道，搞真研究。在他看來，政策研究不能只從書本中來，也必須進入真實世界的運行現場。這話戳中了幾百萬中國學者的靈魂，因為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職稱評定表里，你的科研成果，只能以“可填報”的形式存在。你的思想，必須被欄目、字數限制、發表期刊等級切割得服服帖帖，才能塞進去。而那些“不可填報”的東西，包括突發奇想的靈感、跨界的瘋狂嘗試、注定失敗但極其寶貴的基礎探索，對不起，表格里沒您的地兒。您要想拿項目，先數數自己名下有幾頂帽子，幾篇A刊。您想評職稱，“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這“五唯”就像五指山，壓得你動彈不得。

據報道，有人為了弄個“首席科學家”頭銜，造假履歷渾水摸魚，名不副實，讓人忍不住追問，這些人究竟是怎么層層過關騎到頭牌上的？制度就這么慣性運轉，成了壓榨學者靈魂永動機。

鄭永年還補了一刀：“‘帽子’很多時候是以研究成果來定義，更多強調學術人才，而對應用型人才重視不夠。”“六小龍”的創始人韓璧丞、王興興那些家伙，他們有什么？他們沒按規矩戴帽子，但他們搞出了宇樹機器人，搞出了腦機接口仿生手。結果呢？在官方人才目錄里，查無此人。學術評價體制就這么畸形地運轉起來，瘋狂制造著一茬茬“表格里的學術精英”，卻把真正的創新力擋在門外。

這事兒得從馬爾庫塞說起。1964年，法蘭克福學派頭號刺兒頭馬爾庫塞出版了《單向度的人》，一句“發達工業社會對人們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壓制”，把整個西方發達社會罵了個狗血淋頭。單向度的人，就是喪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這種人已經沒有能力去想象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了。當年讀這本書的學者們，一個個激動得渾身發抖，罵完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對個體精神的操控，放下書甩甩手回實驗室填表格領經費了，這本身就是最荒誕的行為藝術。

幾十年后這幫學者的徒子徒孫從單向度的社會轉身走進學術體制，發現自己研究了一輩子這事兒揣著明白裝糊涂，自己正活生生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單向度學術人。你為什么寫這篇論文？不是為了回答某個讓你興奮的問題，是因為導師下個月要交差、年底要考核績效。你為什么申報這個課題？不是為了攻克某個卡脖子技術，是因為那個方向容易發論文、容易攢成果、容易拿“帽子”。你是中國頂尖學府的教授，在外面有人端著咨詢費請你出山搞點工業落地產學研合作，你猶豫再三還是先回家回家填了那張“國家高層次人才年度考核表”。馬爾庫塞泉下有知，大概會從棺材里伸出手來給你點個贊：大師，恭喜你成功異化，你已完美融入體制，成為一等一的單向度學術人才。

說到“異化”，這是馬克思在他老人家的老本行里擺下的另一把手術刀。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亮出“異化”這柄利刃，親手把資本主義社會連皮帶肉剜了個鮮血淋漓。馬克思說：工人把自己的生命力外化為勞動產品，但這個產品反過來成為支配工人的異己力量。老馬要是在天有靈，看到中國學術界的盛況，他肯定會把“勞動異化”的理論再升級，那就是“學術考核異化”。您想想，學者的勞動對象本來是求知真理。而今天，真正的求知探索過程被異化成了填表格、攢論文、數帽子的人工景觀。

2026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里直接寫進去了：深化人才分類評價改革和科教界“帽子”治理，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好家伙，都驚動政府工作報告了，這事兒得多嚴重。“五唯”痼疾導致的嚴重后果，咱就不必遮遮掩掩了。它導致一些高校教師還在追求“帽子”與稱號，熱衷“紙面創新”而非“實質貢獻”。您的本質勞動過程和勞動產品到底是什么？是被期刊接收的論文、被公示的獎項、被批準的項目、被戴上的帽子。您的生命就通過這些學術GDP在一次次評審欄里被完整地收割、交差、再收割。您在學術江湖里越走越遠，從一個追問真理的人變成一個善于包裝、精于填表、鉆營“帽子”的學術投機客。等到有一天您頭頂院士候選人金光，檔案柜里裝滿帽子的時候，您或許偶爾在凌晨憶當年—我是誰？我當初為什么進了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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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慌。那這條祖師爺們走過的學術異化之路，真就無解了？方向正在掉頭。2026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深化人才分類評價改革之后，教育部等六部門緊接著出臺了指導意見。核心要點：改變簡單以量化指標評價科研水平，推進代表性成果評價制度，不把人才稱號作為高校評價指標，淡化論文和獎項數量指標。什么意思？一句話：以后別光看您幾頂帽子幾篇論文，得看您實實在在搞出了什么。學者要“種好自己的莊稼”，回歸學術研究本源，“帽子”不能繼續當評價人才、配置學術資源的唯一依據。長周期考核也開始在一些高校試點了。3到6年的考核周期讓基礎研究者能喘口氣，不必每年急著數成果。這才是把學者從表格里重新拉回人堆里該干的事。能不能真的徹底扭轉，我們拭目以待。但至少方向有了，起跑槍已經響了。

鄭永年說得很實在：“我們非常需要有像馬斯克、任正非這樣的企業家。我們不僅需要能夠實現‘從0到1’突破的技術科學家，工業人才的培養也同樣重要。”真正的創新不會因為表格框框少寫一欄就宕機。能拯救中國學術江湖的，從來不是什么帽子研究所，而是一顆跳出那該死表格的活人的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