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抗法背后，是極為猖獗的民企腐敗

今晚清華“三農”講壇第56講，餓著肚子聽完，10點剛吃完飯。談談最近的兩件事：國家市監總局“幽靈外賣”執法中出現的暴力抗法，以及兩高新發布的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的解釋二。

先說一個老故事。好多年前，有一位比小鎮年長近10歲的，晉升處級后果斷選擇辭職，他說到了處級，繼續從事公職的性價比已經很低了，不如抓緊變現，辭職后去互聯網公司拿了大概200萬綜合年薪，是體制內的20倍，關鍵工作強度比干公務員小多了，再也不需要節假日周末加班，實現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也少了很多約束。

這不是重點，入職后按要求先接受封閉培訓，在接受培訓前，這位感慨的說，你們記住我現在的樣子吧，等接受完封閉培訓，估計我就要被洗腦成另外一個人了。后來果然大變。

小鎮當時有些幼稚，還覺得應該思考下，為什么一個接受黨和國家十幾年教育的人，才接受一家民營公司短暫時間的培訓就被洗腦了，這背后有什么深刻的問題。

現在想明白了，人生全是一場戲，這位不是被洗腦了，而是通過培訓搞清楚了即將入職公司是什么玩法，老板們希望看到員工們演出什么樣子，于是他就進行了一場完美的表演。

小鎮之所以說他是表演，按照協議，綜合年薪中相當一部分是期權，需要工作滿一定年限才能逐年兌現為股票，然而在即將拿到第一筆錢之前，他果斷選擇了再次跳槽，雖然說新跳槽崗位收入更高，但如此果決，都不肯多待幾個月拿大幾十萬，也看得出來他本人對這家公司的價值觀和企業文化，是很不滿的。

這位如此通透，也是活明白了。

但在大公司尤其風口浪尖的互聯網公司，有很多人拎不清自己是誰了，當一個公司基層干部，個人年薪上百萬，手底下管幾個人薪資包和經費包加起來上千萬，就覺得自己牛逼極了，再日常代表公司去跟各地廳處級打交道，迎來送往的，就覺得自己能直接對標體制內級別了，動不動看不起這、看不起那。

就說一個人吧，是從某核心部委副處辭職出去的，去大互聯網干了幾年所謂的總監，其實這就是對外頭銜罷了，互聯網公司對外部門幾乎人人總監。這人都辭職多年了，接受地方監管部門約談的時候，還忍不住拿出上級單位領導的架勢，直接指導該如何工作。

這還只是基層，等升到中層比如部門負責人，就是總經理也就是GM，開始覺得自己是領導了，怎么著也得對標體制內廳局級實職，論官僚程度和山頭主義，遠超體制內。

畢竟在民營企業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體制內小兵得罪領導，有法律和編制保護，不違法不違規，領導也不能怎樣，領導敢亂來，大不了去紀委監委聊聊；但民營企業就不一樣了，包括直屬老板在內的一切老板，真要惡心一個人有的是辦法，到了GM這個級別，說讓人滾蛋就得滾蛋，打仲裁？大不了加背調黑名單，再來上兩年“一裁兩審”。

企業尤其民企最大的問題是內部管理松散，存在大量的混亂和灰色空間，管理學上將其定義為“灰度管理”。其實就是因為民企缺乏有效管理，老板管理能力有限，對企業各級管理人員缺乏有效約束，導致不得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是被動的靈活，搞理論研究的搞不清楚公司內部到底怎么回事，還真以為灰度是什么創新，說白了就是掩飾無能罷了。

所以，這些年隨著法治監管正規化、大量灰色地帶消失，政府關系、政府事務、公共關系類崗位需求快速減少，但企業內部管理強化，有刑偵、審計、紀檢等工作經驗的，特別受企業老板歡迎，重點就是對內動刀。

不動刀不行啊，貪污腐敗太嚴重了。比如搞一個線下推廣活動，申請經費100萬元，負責的會展公司、宣傳推流公司、物料公司，全都是關系戶，這100萬砸下去，才拉新十幾個人；還有像內容領域，搞個節目之類，預算1000萬，按公司規定要招標，但暗箱操作太容易了，還是給到自己的關聯公司，1000萬恐怕能有200萬用到實處就不錯了，至于節目做出來質量不好，簡單，刷數據、做PPT唄，這都是最常見的小兒科了。

而像業務部門，什么級別有多少的貪腐額度、能吃多少空餉，幾乎都快成明面規則了，公司老板能怎么辦？總不能把整個公司的人都查一遍吧？查了以后難不成有問題的都開掉？先不說公司能不能繼續運轉，公司的口碑還要不要了？

所以民企老板最后就算抓到了貪腐，只要認錯態度可以，多少退一點，多半也就放一馬，允許帶著貪的錢辭職了事。

更多操作懶得多說，反正記住一個原則：人性是互通的，監管越少的地方，腐敗一定越嚴重。

中國當前最腐敗、最官僚的就是民營企業，尤其民營企業的大公司。這也是透明國際說的，透明國際的“廉潔指數”，其實全稱是“廉潔印象指數”，十幾個美西方智庫對各國廉潔印象進行主觀打分，對中國當然存在嚴重歧視，但就算這樣也肯定中國政府的快速進步，認為中國腐敗最大的問題在于民企的不透明和存在嚴重腐敗。

不要覺得民營企業腐敗只損害公司老板利益，想想看如果一家公司被內部貪污搞垮，提供的就業怎么辦？而大公司本身已經具有一定的公共管理能力，尤其是大平臺。

因為灰度空間、缺乏監督，導致一家企業尤其大企業內部存在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每一個節點上的利益相關者都很可能獲取不當甚至非法利益，于是這一整個鏈條最終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頭，山頭又組合成山脈。

個人可能會對公司制度存在敬畏，但利益組成的內部大小山頭一定會突破公司制度的邊界。更何況很多公司的制度還停留在起家階段，根本談不上有效的治理，不過是用高速增長掩蓋內部的嚴重問題，一旦增速放緩，問題就要爆發了。

在這種情況下，公司高層、中層與公司老板之間，利益并不一致。很多公司內部的管理者，在缺乏約束的環境下，很容易自視甚高，把內部忽悠、洗腦員工的東西，真的信了。比如這次暴力抗法，某平臺工作人員用門故意夾斷執法人員手指，還聚眾沖擊辦案現場，推倒前一天剛斷了手指的執法人員，導致頭部重重磕在地面被送去急救。

這種行為很難理解，可能會以為是公司老板的吩咐。在小鎮看來，未必，公司老板家大業大，真不至于吩咐手下公然違法，尤其是暴力抗法，這可是要涉及犯罪的。

更可能是中層管理者平時蠻橫慣了，正如前面所說，覺得自己可以對標體制內處級、廳級，對執法人員不屑一顧，甚至覺得自己年薪百萬，一個小公務員才那點錢，算個什么啊。

再加上習慣了平臺的小圈子，覺得自家平臺無所不能，到了關鍵時刻，就習慣性暴力抗法。

而暴力抗法的原因很復雜，可能是瞧不起執法人員，也可能是覺得自己為公司如此拼命，公司老板肯定不能不管，而自家公司這么強大，肯定能平事。

這種心態，就是沒搞清楚自己不過是打工人，連公司股東都不是，還真以為有個總經理、總裁的頭銜，就不是打工人了？就真能對標有法律和編制保護的公職人員？想啥呢，私營企業歸根到底是服務老板和資本，真要出事了，還指望公司把自己保了？

真要說起來，幾十年前野蠻生長時代，那才叫公司養的“死士”，都2026年了，就賺工資而已，什么白領金領還是打工人，就這么點錢，拼什么命啊？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概率還很大：不僅監管部門想查“幽靈外賣”，公司老板可能也想查，只不過公司老板是看著執法已經攔不住了，但可以借這件事，清理一批人。

這么大的違法操作，里面得有多少利益？就說這個轉單，總得有抽成吧，平臺也總有些促銷補貼活動吧，既然轉單了，這抽成和補貼怎么分呢？甚至這平臺的訂單，憑什么交給這家轉單呢？

而打工人“死士”一般暴力抗法，恐怕也不是為了公司，而是想要遮掩自己的問題。

基于這個背景，就好理解兩高新發布的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的解釋二了。

目前最關注的有二：

一是針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立案標準從過去的30萬提高到300萬。

這事很簡單，恰恰是為了加強反腐。

30萬的立案標準是1999年確立的，27年來GDP都增長了15倍多，這就導致現在哪怕是些蒼蠅，也很可能涉案金額超過30萬，因為現在反腐力度很大，辦案機構人員緊張、根本辦不過來，所以對這些蒼蠅，就傾向于簡單化，也不去細查，直接歸口到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提高門檻，就是要求貪腐問題要查清查細，一般來說，相比兜底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同等涉案金額查清后的懲罰力度更大。

二是針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貪腐立案入罪標準與國家工作人員等同。

關于這一條，網絡上有很多瞎解讀，說什么這是要狠抓公司老板職務侵占、挪用資金，這都是嚇唬老板的胡說。

的確，這次解釋，拉平了民企職務犯罪與公職人員犯罪入罪標準，過去體制內外執行兩套標準，體制外立案和入罪標準高得多，大體上體制外執行體制內的兩倍以上標準，有的是五倍。

有些公司里面的員工，就常嚇唬或者威脅老板，說不滿足什么什么條件，就要去舉報，讓老板坐牢。這就沒搞清一個基本道理：私企歸根到底是老板或者合伙人們所有的，無論是職務侵占還是挪用資金，這是老板用來管公司員工的，不是公司員工用來威脅老板的。

老板把錢違法違規的拿走了，這是稅務問題，比如挪用公司資金，到期沒有歸還，那就視同分紅要求補稅就行了，頂多就是追加稅務方面的罰款；真想把這個罪名落到老板頭上，那也不是員工有資格說的，得是公司的老板們，也就是合伙人之間產生矛盾，這時候才能以這個罪名把人送進去。

所以，兩高的解釋二，不是針對老板，現在網上很多人解讀為所謂“民營企業老板挪用資金罪”，這是怎么拍腦袋想出來的？

實際上這個解釋二，恰恰是幫助公司老板進行內部反腐，是公司內部治理嚴重缺乏有效工具，不得不依賴政府提供的法律，將公司內部治理某種程度上公共化。

所以財務、采購、營銷、庫管等等跟錢打交道的部門，可要小心點了，以后公司老板抓住了，想要立案入刑的難度低得多，再加上現在本來就開始炒作AI替代，很多公司更加重視現金流而不是無效規模擴張，本就想著裁員，與其支付裁員賠償，還不如干脆繩之以法，裁員補償省了，還能把過去貪的錢追回來。

其實這次司法解釋是在前期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比如立案標準下調，早在2022年《立案追訴標準（二）》修訂后就下調了；而入罪標準方面，以職務侵占為例，此前根據《貪腐賄賂司法解釋（一）》第十一條，入罪門檻是6萬，新的《解釋二》下調到3萬。

這也是反腐敗進入新階段，要從體制內、國家工作人員、黨員干部，深入到全社會，尤其是民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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