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開國將帥中唯一集齊五枚一級勛章：授銜時8位將軍為他上書

1955年，解放軍首次大授銜，1052名開國將帥里，有一個人拿到的勛章，全軍找不出第二個。

五枚一級勛章，掛在一個少將胸前。更奇的是，當時有八位將軍聯(lián)名寫信，說他的軍銜定低了。

而他本人，卻一口回絕，一次都沒松口。這個人叫譚友林。

湖北江陵，洪湖邊上。

1916年11月，譚友林出生在這里。父親死得早，家里窮得揭不開鍋。九歲那年，家里的頂梁柱倒了，剩下孤兒寡母，靠給人幫工勉強活著。

窮人家的孩子，眼睛睜得早。譚友林從小就想明白一件事：靠自己熬不出頭，得找一支隊伍。不是為了混口飯，是真的想讓窮人也能站起來喘口氣。

1929年，他開始接觸地下黨組織。1930年，14歲，加入共青團，同年冬天，被地方黨組織推薦進入洪湖蘇區(qū)軍政學校讀書。學校招生要求年滿18歲，譚友林撒了謊，報了個大的年齡。老師們看他臉上稚氣還沒褪，心里都明白，但念在他父親死得早、家鄉(xiāng)又在敵占區(qū)沒法回頭，就把他留下了。

畢業(yè)后，他被編入鄂西區(qū)警衛(wèi)營通信班。發(fā)下來的土槍比他人還高，他拿過來就找了把鋸子，把槍托鋸短了一截。穿著不合身的軍裝，背著鋸過的槍，旁人看著好笑，但沒人罵他，因為大家都清楚，這個娃娃是真的想上戰(zhàn)場。

1932年秋，湘鄂西蘇區(qū)的局勢已經爛透了。

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對外打陣地戰(zhàn)，對內搞"肅反"擴大化。一大批干部被扣上"改組派"的帽子，萬濤、柳直荀先后被清除，段德昌后來也沒能逃掉。紅三軍被迫向湘鄂邊開始7000里大轉移，撤退的路上，夏曦又搞起了"火線肅反"。

譚友林那年16歲，他在紅三軍紅九師當警衛(wèi)員，先后給三任師政治部主任魯易、劉赤光、王瑞卿做過事。這三個人，后來一個接一個被扣上"改組派"的帽子殺掉了。

保衛(wèi)局長江奇隨手就把譚友林也抓了。理由簡單得令人發(fā)指：首長是改組派，警衛(wèi)員肯定也是改組派。

譚友林不肯認罪，還替三位首長說話，結果被打得半死。行軍的時候，他和段德昌的警衛(wèi)員花娃被拴在同一根棕繩上，脖子上架著子彈袋和米袋，腰弓著，脖子伸著，走起路來像兩頭負重的駱駝。

部隊從巴東過了長江，天就開始下大雪。野三關的山路窄得像懸在崖壁上的一條布帶，譚友林早就沒了鞋，光腳踩在冰凌上走，腳后跟裂開的口子一步一個血印。

越往上爬，空氣越薄。花娃一個磕絆摔倒在雪坡上，譚友林被絆倒，兩個人趴在雪地上動彈不得。特務班長去報告了江奇，江奇只冷冷說了一句：走不動就殺了嘛。

特務隊員提著刀走向了花娃。鮮血把雪地染紅了一片，花娃死的時候，兩只手還在雪里刨出了兩個坑。

16歲的譚友林親眼看見，忍不住失聲痛哭。特務隊員提刀轉向他。

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賀龍騎馬從旁邊經過，聽見哭聲就問了一句，走近了定睛一看，愣了。他追問下去，特務隊員回答：譚友林是改組派。賀龍當場就火了，他說一個洪湖邊連父親都沒有的苦娃子，他知道什么叫改組派。站在旁邊的關向應也開了口，說譚友林當油印員時就是模范團員，魯易當初要調他來當警衛(wèi)員，人家單位還不肯放人。

賀龍直接沖著江奇下令：快把譚娃兒給我放了，我替他打保票。

繩子一解，譚友林撲過去，腿一軟，直接昏了過去。

賀龍讓警衛(wèi)員把他捆在馬背上，馱下山去，找了農家養(yǎng)傷。

一直到1933年開春，譚友林才回到隊伍里。

1934年3月，紅三軍恢復黨組織和政治機關后，譚友林成了第一批被吸收的新黨員。

1935年4月，譚友林任紅六師十七團政委，在湖南湘西塔臥與敵陶廣縱隊打了一仗。

打到一半，守著山頭的敵人扛不住了，舉白旗說要談判。譚友林不顧營長勸阻，親自帶著警衛(wèi)班往前走，剛一露頭，敵人的機槍就掃過來了。子彈穿過他的右臂，血流不止。他簡單包扎了一下，又回到陣地上接著打，直到戰(zhàn)斗結束。

那顆子彈在他右臂里埋了整整兩年，后來經過兩家醫(yī)院、八次手術，才把彈頭和碎骨一點點取出來，右臂算是保住了，但那條疤，跟了他一輩子。

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從湖南桑植劉家坪出發(fā)長征。出發(fā)前，軍團指揮部把鄂川邊、龍桑、龍山三個獨立團合編成紅二軍團第五師。賀龍把19歲的譚友林放到了這個新編主力師政委的位置上。

師長是賀炳炎。兩人搭檔沒多久，就迎來了一場硬仗。

1935年12月22日，部隊走到湖南綏寧瓦屋塘，撞上了國民黨陶廣縱隊的阻擊。五師的主攻團連續(xù)幾次沖鋒受阻，傷亡慘重，團參謀長王尚榮受傷被抬下火線。賀炳炎親自帶敢死隊往上沖，右臂被一發(fā)達姆彈打碎了骨頭。

沒有麻藥，沒有手術室，賀炳炎讓人拿木工鋸把右臂鋸了下來。整整兩個多鐘頭的手術，19歲的譚友林就在外面，沉著指揮部隊頂住敵人進攻，一邊保住了主力的轉移通道，一邊替賀炳炎搶出了手術時間。

過草地的時候，譚友林染上了傷寒，連續(xù)高燒不退，右臂舊傷又感染化膿。警衛(wèi)員沒辦法，把他綁在馬背上跟著隊伍走。賀龍給下面的人下了死命令：譚友林無論如何不能死。他專門派了老中醫(yī)楊云階，一連灌了五十多副草藥，譚友林才慢慢緩過來。

周恩來見到這個年輕的師政委，管他叫"娃娃政委"，說他"有政治委員的水平"。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譚友林被派往東北，擔任松江軍區(qū)哈北軍分區(qū)司令員、東北民主聯(lián)軍三五九旅副旅長。

那時北滿的匪患鬧得非常兇，六萬多人占山為王，多數(shù)是被國民黨收編過的政治土匪。北滿分局書記陳云把剿匪當成建立根據(jù)地的頭等大事。譚友林接手這攤爛局，一開始就發(fā)現(xiàn)了一個死結：派大部隊進山圍剿，就像拳頭打跳蚤，打得猛，就是打不著。

他琢磨出了一套新打法。

把部隊拆開，編成精干的小分隊往山里鉆。

把老爺嶺東北部劃成六個片區(qū)，每個片插進去一個營的兵力，這叫"楔子"。在土匪常進常出的路口派小分隊住下來不挪窩，像釘進去的"釘子"，首尾能接應。再派更精干的小分隊像"錐子"一樣扎進深山，頂著風雪到處搜，發(fā)現(xiàn)動靜就撲上去猛打。

這三招合在一起，就是后來小說《林海雪原》里那種"小分隊"戰(zhàn)術的真實來歷。

1950年10月，譚友林以志愿軍第三十九軍副軍長的身份，隨第一批部隊跨過鴨綠江。

志愿軍司令部把攻克云山的任務交給了三十九軍。云山是朝鮮北部的交通樞紐，守在里頭的，是號稱"一百六十年沒打過敗仗"的美軍騎兵第一師。

總攻時間原定11月1日晚間19時30分。當天下午，前沿觀察員報告：敵人有一部分坦克和汽車開始發(fā)動，像是要撤退。這時候離原定總攻還有四個鐘頭。

譚友林馬上趕回軍部，跟軍長吳信泉、政委徐斌洲緊急商量，決定提前總攻，同步上報志愿軍司令部請求批準。

15時40分，炮火一通覆蓋，三十九軍全線沖上去了。

打著打著，志愿軍官兵才反應過來：對面根本不是情報里說的南朝鮮軍，是美軍。譚友林和吳信泉沒有退，指揮部隊把夜戰(zhàn)、近戰(zhàn)的本事全使出來——正面進攻，側后穿插，兩頭同時使勁。

一一六師有一個連從防守空當里直插云山城。守橋的美軍把他們認成了南朝鮮軍，大大方方讓開了路。這個連走過大橋，一下子端掉了美軍第三營的指揮所，營長奧蒙德當場被打死，大橋隨即被控制，美軍往南撤退的退路就此被堵死。

激戰(zhàn)打到11月3日夜里，被圍住的敵人全部被殲滅干凈：斃傷俘敵2046人，其中美軍1840余人，擊毀繳獲坦克28輛、汽車176輛、各種炮190門。

彭德懷后來專門講了一句話：三十九軍打得好，美騎一師這個"王牌軍"從來沒吃過敗仗，這一回可敗在咱們三十九軍手底下了。

這一仗，讓譚友林在朝鮮戰(zhàn)場獲得了遲到幾十年的一級自由獨立勛章——當年勛章準備好了，部隊奉命回國，勛章沒來得及頒發(fā)，直到1992年，才正式補授到他手上。

1955年，全軍大授銜。譚友林被授予少將軍銜。

消息一出，原紅二方面軍的一幫老戰(zhàn)友坐不住了。王震第一個開口，說譚友林怎么能才是少將。緊接著，一封聯(lián)名信送到了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桌上。

在這封信上署名的，是王震、蕭克、李達、甘泗淇、賀炳炎五位上將，加上余秋里、王尚榮、楊秀山三位中將，八位將軍聯(lián)名，只為一件事：要求給譚友林提升軍銜。

信里列的理由很清楚：譚友林在紅軍時期就擔任主力師政委，與他同一時期的廖漢生、張志達一批人，授的都是中將。他在解放戰(zhàn)爭最高職務是第四野戰(zhàn)軍三十九軍副軍長，卡在"副軍級"這條杠上，評個少將，按規(guī)定不算錯，但放在他的整體資歷里，確實虧了。

羅榮桓接到信，重視起來，親自把譚友林的檔案調出來重查了一遍。

過了不久，他專門找譚友林談了一次話，當面說出了那句話：友林同志，你的軍銜授低了，憑資歷和職務，與你同期的戰(zhàn)友授的都是中將，我向你承認錯誤，是我們總政的工作做得不夠細。

元帥向少將認錯道歉。這種事，在1955年授銜那會兒，幾乎聞所未聞。

譚友林怎么回答的？

他說，跟這些戰(zhàn)友比什么？和我同期參加革命的許多戰(zhàn)友，命早就丟在戰(zhàn)場上了。我現(xiàn)在有了家，兒女滿堂，當了將軍，還有什么不滿足的？

說完，他回去挨個給那八位將軍寫了信，一一道謝，同時說清楚：自己對少將軍銜沒有意見。

總政后來又派人來找過他好幾回，商量要不要調一下軍銜，他每次都婉言謝絕了。這場授銜風波，就這么靜靜平息了。

軍銜上留了遺憾，勛章那邊，歷史沒有虧待他。

1955年，譚友林拿到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三枚一級勛章，在1052名開國將帥里，同時拿全的共142人，其中少將只有14人，譚友林是其中之一。

三枚勛章的授予標準，分別對應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紅軍師級以上干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八路軍旅級以上干部、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軍級以上干部。譚友林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都踩到了這條線，而且都是硬打出來的，沒有一枚是靠資歷混來的。

1988年，中央軍委授予他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這枚勛章的授予條件是：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1965年5月21日以前被授予少將以上軍銜的軍隊離休干部。譚友林1930年入伍，1955年授銜，兩個條件都夠。

加上1992年正式補授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自由獨立勛章，五枚一級勛章全部集齊，在開國將帥這個群體里，找不出第二個人。

這五枚勛章，分別對應譚友林走過的五個歷史階段：湘鄂西的肅反風暴、長征路上的槍林彈雨、東北林海的智勇追剿、朝鮮戰(zhàn)場的鐵血交鋒、建國后的歲月沉淀。

每一枚勛章后面，都跟著一段泡在血里的經歷。而那枚少將軍銜，放在這五枚一級勛章旁邊，顯得格外安靜。

1960年后，譚友林歷任軍委工程兵副司令員、烏魯木齊軍區(qū)副政委及政委、蘭州軍區(qū)政委，當選中共十二屆中央委員。

晚年，他在書房里親手寫了一副對聯(lián)："無情歲月忙中樂，有味詩書苦后甜。"

2006年5月22日，譚友林在北京去世，享年90歲。

他生前說過的那句話，到今天讀起來，還是叫人心里一顫：和犧牲的戰(zhàn)友比，兒女滿堂已是滿足。